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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下与上通奸”。接下来，李世民眼泪一把、鼻涕一把地陈情：“臣于兄弟无丝毫负，今欲杀臣，似为世充、建德报雠。臣今枉死，永违君亲，魂归地下，实耻见诸贼。”在气头上的李渊，正被绿帽子弄得怒火中烧，哪里能听下去，只是吩咐他：“明当鞫问，汝宜早参。”便回后宫处置那两个淫妇去了。（以上均见《通鉴纪事本末》）
次日清晨，他一心等着这场三堂会审，当面对质。可日已当顶，既不见原告，也不见被告。还在纳闷，还在游艇上闷闷不乐之时，那宫城北门早就驳上火了。冷兵器时代，其实是无声的战争，宫城又大，战场上的厮杀动静，根本传不到他耳边。
他哪里料到，心毒手辣的李世民，早做好套子，率部包围住匆匆进宫来的两兄弟。他在暗处扯满了弓，心里在说：“老哥，你就看箭吧！”他要先消灭这个抢了他太子位的哥哥，方解心头之恨。这就是杜甫那首《前出塞》的诗所写“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了。
虽然他们同为一母所生，但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的决战一刻，也就无所谓血缘，无所谓亲情。他先张弓射杀其兄李建成，接着尉迟恭又与他一起杀了其弟李元吉。更无比残忍的是，嘁哩咯嚓，将太子五子——李承道、李承德、李承训、李承明、李承义；元吉五子——李承业、李承鸾、李承奖、李承裕、李承度等，统统斩草除根，一个不留。
一不做二不休的李世民，随即进得宫内。其来势汹汹的样子，在场的大臣很清楚，显然是要和这位进退失据、前后矛盾、昏庸失察、轻信谗言的老爷子算账的。如果李渊硬是不合作的话，不是手起刀落，身首分离，就是推下船去，将其溺毙。对一个六亲不认，杀红了眼的人来说，已经杀掉这么多的兄弟子侄，还怕多杀一个亲老子？
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说：“唐高祖以秦王之故，两子十孙同日毕命，不得已而禅位，其方寸为如何？”李渊只好识相，只能知趣，他不傻，别以为他这个儿子干不出弑父的事情来。虽然如今上了年岁，无论如何，想当年也曾经是一位枭雄，好汉不吃眼前亏的光棍原则，久惯江湖的他，还是懂得的。尤其看到那个满身披挂、持矛带刀的尉迟敬德，他儿子李世民的最得力助手，必然是这次政变的武装力量总指挥，已经命令游船靠岸。
那一张铁青的脸，使他顿时清醒。第一，他不再是昨天的李渊；第二，他儿子也不再是昨天的李世民了。昨天的李渊要李世民死，这儿子绝活不成。同样，今天的李世民不想让李渊活下去，他这个老子也是必死无疑。李渊不得不承认自己输了，更不得不表示自己服了。
第一步，他答应先确立其太子地位，马上昭示全国；第二步，他答应乖乖禅位当太上皇，保证退居二线，不碍手碍脚。有了这个许诺，裴、萧、陈三位又给他做足面子，“‘建成、元吉本不预义谋，又无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为奸谋。今秦王已讨而诛之。秦王功盖宇宙，率土归心，陛下若处以元良，委之国事，无复事矣！’上曰‘善，此吾之夙心也！’”（《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一）
李世民何等聪明角色，见好就收，马上跪下来，仰脸凑上去，吮吸老爷子的乳头，表示不忘根本。这种效忠礼节，有点莫明其妙，如此匪夷所思的场面，当然相当可笑，也许李氏祖先，出身夷狄，有这样一种奇风异俗吧。
于是，李世民从玄武门这片“血泊”中，开始他的“贞观之治”。后来，人们记住了“贞观之治”，而忽略了“血泊”，也就不去计较他的那些无法见诸光天化日的“慝”。
因为中国人对于统治他们的皇帝，要求其实是很不高的。你不杀他，他觉得万幸，你给他一口饭吃，他感到皇恩浩荡。经历了太多的庸君、昏君、淫君、暴君，居然在一筐烂苹果中，还有较为完好、说得过去的一个唐太宗，也属太难得，太稀罕，太金贵了。哪怕果皮上有些锈渍斑点，有些磕碰硬伤，也就不那么当回事，瑕不掩瑜，帮着他把历史的这一页翻了过去。
偶读今人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他谈到李世民的这次“苦迭打”时说：“太宗之所以得胜，建成、元吉之所以致败，俱由一得以兵据玄武门即宫城之北门，一不得以兵入玄武门故也。然则玄武门惟唐武德九年六月四日事变成败之关键，至为明显。但此中实有未发之覆，即玄武门地势之重要，建成、元吉岂有不知，必应早有所防卫，何能令太宗之死党得先隐伏夺据此要害之地乎？今得见巴黎图书馆藏敦煌写本伯希和号2640李义府撰常何墓志铭，然后知太宗与建成、元吉两方皆诱致对敌之勇将。”
看来，这次“苦迭打”关键之关键，是玄武门禁军首领常何，史书都讳而不谈了。
这位李建成的部属，并非那天战场上阵前倒戈，弃暗投明的，而是早就被李世民所笼络收买，成为埋在玄武门的内应。李建成、李元吉在六月三日夜里，已经得到张婕妤的线报，获悉李世民已伏兵太极宫。明知是阴谋，仍敢大摇大摆地进宫，他也深信不疑玄武门是他的地盘，禁军听他的指挥，常何是他的嫡系。没想到，一进皇宫，状况丕变，立刻陷入腹背受敌的死地，只好交出性命。
可想而知，这个收买常何的过程，自非一天两天；这个将玄武门的控制权，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的过程，更非一年两年。唐太宗谋权夺位之心，与“苦迭打”的准备，也就是王夫之所说的“慝”，早就烂熟于心，早就成竹在胸，早就准备无所不用其极，早就打算用同胞兄弟的血肉骸骨作垫脚石，登上九五之尊的宝座。
这就是伟大的唐太宗很不怎么样的一面了。
因此，我对于史，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无论过去的，还是后来的，我都持半信半疑态度。可以读，不可以信，可以引以思考，不可以据以当真。大概没有偏见，无以成文人；没有矫情，难以成历史。所以鲁迅先生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一部中国历史，概括起来，无非“瞒”和“骗”这两个字。细细想来，真是很有道理的。
也许，这话说得有点绝对，但有助于我们懂得，如何避免去做别人思想的奴隶。
唐朝的歌手（1）
先从王昌龄、高适、王之涣这三位诗人的一次长安郊游说起。
那是一个冬天，天空中飘着不大不小的雪花。按照如今西安的气候，度量唐朝开元年间的这座都城，也应该是天寒地冻，冷得伸不出手，人们尽量蛰居在屋里的季节。现在弄不明白究竟是诗人们事先商量好了，临时无法通知更改，不得不冒雪应约而去呢，还是一千多年前，关中地区的大气环境要温湿煦暖些的缘故，不像现在这样的干冷干冷，诗人根本没把这点雪花，这点寒意当回事。倘若，这两个原因都不存在的话，那就是在太平岁月里活得太滋润，太舒服，太过温饱，太过丰裕的唐朝人，一种排遣时光的浪漫了。
当时，这三位诗人，都在风尘未遇之时，诗名是有的，功名却未必。因此，也没有私家车，可以自驾出游，也不好意思向哪家出版社或哪家文学杂志社打秋风，借用他们的公家车。这样，诗人们在西市集合，出春明门，任由蹇驴驮着，在飞舞的雪花里，在透着格外清新的冷空气里，往郊野蹀躞而去。
也许一路走来，有些累了，也许本来就没有什么一定之规，只不过文人雅趣罢了。恰巧路边有座旗亭，便跳下驴来——自有人为你拴好牲口，进得店中。唐朝到了开元年间，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大富足的状态之下，以至像这类官道上的驿站，都免费向过往人等提供食宿便利。
不过，终究是文人的缘故了，多少还有一点潇洒，还有一把风流。当然，他们属于进京待考的举子，非今天那些没着没落的北漂一族可比，是可以亮出身份，掏出官牒，享受这种优渥待遇的。但无论怎么说，他们已是小有名气的诗人，便额外付了点银子，讨了个雅座，要了一壶河东桑落酒，把杯弄盏，兴高采烈地开始谈天说地。文人在一起，能有什么别的话题呢？无非谁写得好，谁写得坏，无非谁写得不好，偏派红包要大家说他好，无非谁写得很坏，居然恬不知耻地捣弄到一个什么奖之类，属于言不及义的闲扯而已。
正当他们三位高谈阔论之际，忽然，几辆应该称之为轩的高盖马车，停在旗亭外边，顷刻，人声笑语，喧然而来。诗人们望眼窗外，只见一行人，悉皆丽服盛妆，奢华曳冶，花枝招展，灿若桃李的妙龄靓女，加上若干她们的跟班听差之流，进到店堂之中。听她们的口风，毫无疑问，这班欢场人物，显然也抱着与诗人同样的心思，步履出闹市，踏雪望终南，寻求一份野趣而来。
公元713年到公元741年的唐朝开元年间，说来不长，却也不短的29年间，大概算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最好年月了。惟其难得，所以杜甫有诗云“忆昔开元全盛日”，总也忘怀不了。这之中，除了物质因素外，更憧憬的，或者更神往的，则是开元年间那种难得的浪漫精神。
惟富足，才有可能浪漫；惟太平，才有条件浪漫。而整个社会能够浪漫起来，有得浪漫，可以浪漫，是建筑在相当长时间的国泰民安上的。
若是兵荒马乱，疲于逃命，路有饿殍，民不聊生，大概很难有强烈的创作冲动，肚子都吃不饱，还能有心思作诗吗？饿得前胸贴后膛，想风流也是风流不动的，杜甫在这方面最有体会了。在三年灾荒期间，作家几乎没有什么作品拿出来贡献给大家，也是一个雄辩的证明。应该说，文学也好，艺术也好，只要赶上一个相对平稳，相对温饱，而且，相对来说还是不怎么苛虐文人和艺术家的年代，总会有一个长足的进展，庶几无负于这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