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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差劲的莫过于韦庄，他曾经以关中的大战乱、大灾难为背景，写了一首千馀言的长诗，题曰《秦妇吟》，因此得名，人称之为“秦妇吟秀才”。后来，他入蜀为相，正如当下文坛，谁不写性谁就落伍一样，他的为民鼓呼的诗篇，到了成都，与流行的花间风格大相径庭，这位老兄竟然感到很难为情，“他日撰《家戒》内，不许垂《秦妇吟》障子”（《北梦琐言》），后来他弟弟韦霭在为他编《浣花集》时避而不收，终致失传近千年。幸赖敦煌莫高窟所藏写本，《秦妇吟》才重见天日。这种受文坛风向的左右，而不能自已的作家诗人，是最没出息的一拨。
《花间集》署“银青光禄大夫行卫尉少卿赵崇祚集”，《实宾录》卷六：“五代后蜀赵崇祚，以门第为列卿，而俭素好士。……”赵崇祚对于情爱文字、性欲隐喻、肉感陈述、猥亵动作所表现出来的偏执的癖爱，与中国一以贯之的传统文学精神，是相当不一致的。不过，他还没有堕落，还拥有较高的艺术审美水平，这正是《花间集》的价值所在。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这位先生，有其叛逆正统的可贵之处，也有鼓吹情色的消极一面。
《花间集》共辑得十八家，达五百首词，着力于消闲，热衷于情致，悉皆卿卿我我，尔侬我侬，香艳感性，华彩丰丽，称得上是中国文学中最早的、情色之外无他物的一部纯软性读物。在这部《花间集》中，社会现实不屑一顾，民间疾苦置若罔闻。诗人躲进象牙塔养尊处优的结果是，具有民族精神的大雅之作，具有时代风貌的经典之作，能够传唱千古的黄钟大吕，能够家弦户诵的传世名篇，便统统交了白卷。
据欧阳烱受“卫尉少卿字弘基”之约，为《花间集》作序，这样介绍：“有唐已降，率土之滨，家家之香径春风，宁寻越艳；处处之红楼夜月，自锁嫦娥。”烱为孟蜀宰相，蜀亡，后入宋，为翰林学士，这自然是指像他这等官僚阶层的浮华生活而言。而五代十国时那些帝王，则更加骄奢淫逸、放荡堕落。前蜀王衍，终日与狎客词臣，酣饮赋诗；后蜀孟昶，沉湎于歌舞，放荡于伎乐；南唐的李璟、李煜，则更是不问国事，只知醇酒妇人的帝王，耽于安乐，迷于奢纵，一直到国破家亡。所以，侈汰浮靡、淫乱颓唐，是中原战乱以外相对稳定的边陲属国，从统治者到贵族，到官僚阶层，到士大夫的上层社会风尚。
《花间集》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出现，作家被潮流吸引，去写这类香艳文字，读者被潮流所导向，去买浓词艳曲。然后，供求双方的互动，驱使出版家为钞票拼命。这样，又对文学潮流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要钱要名的作家诗人又拼命炮制，恶性循环，便成为一股文学浊流。
中国文人这种集体无意识的盲动，是将任何事情都做到极致做到完蛋做到不知伊于胡底的推力。中国文学在相当一个时期内不可救赎的命运，绝非危言耸听，而是命中注定的必然。要知道中国文人这支队伍，基本上是由农民和小市民组成的，而农民的短期行为和小市民的投机心理，决定了他们热衷于写贵族，写官员，写上层，写白领，写有钱的老板，写以上这各色人等的声色犬马。而所有这些从农民和小市民阶层走出来的文人，没有一个不朝思暮想当上假贵族，过上花天酒地的生活。而几乎绝大多数的作家诗人，无一不随波逐流，为时尚和风气所裹胁。
《花间集》所以能在文学史上有一席之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五代的诗人要稍稍高尚些，不那么下作和下流。同样，吴趼人有滋有味地写了花花世界，固然品格不高，趣味低下，但他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对于清朝的颟顸腐败，列强之压迫欺凌，世风之江河日下，百姓之民不聊生有生动的描述。这部舒愤懑的力作，也还是令读者体念到他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激愤的文人，因此能够与之产生强烈共鸣。
现在回过头去看五代十国那半个世纪里的文人，“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欧阳烱序），沉浸在绮筵幽会，含情无语，绣屏灯斜，锦帷鸳被，暮雨朝云，旧欢新梦，晚逐香车，驰骤轻尘的无忧天堂里，不过是闭着眼睛，背过脸去，不敢面对周边现实的自我陶醉罢了。
幸亏只是五十多年，要是迁延五百年，中国文学早就寿终正寝了。
到了北宋，欧阳修就说：“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这里所说的“弊”，也就是对追求绮丽，竞作香艳，形成互相效尤的这股潮流的否定。正是这股潮流，造成一代作家对于时代，对于现实，对于大多数人生存状态的失语。
到了南宋，陆游为当时出版的《花间集》作跋时，愤而写道：“花间集，皆唐五代时人作。方斯时，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至此，可叹也哉！或者，出于无聊耶！笠泽翁书。”
欧阳修倡古文运动，是“文起八代之衰”的文艺复兴大师，陆游是饱经忧患、心系元元的爱国诗人。他们对五代文人在民不聊生之际，竟写出如此优哉游哉的文字，颇多感慨，予以反思的同时，不禁表示愤怒，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这种发自良知的声音，是值得每个为文者深思的。
从鲁迅《唐朝的钉梢》，联系到这部《花间集》，感慨良多：一、对于古人写爱、写情、写性之长的认识；二、对于古人背离时代、背离现实、背离百姓之短的警惕。如果能给自己一点启示，那真是大好事了。若如此，也许数百年后，不致被人骂我们这一代文人对于这个时代的失职吧！
唐朝的“苦迭打”（1）
唐朝的“苦迭打”公元626年的夏天，唐高祖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的清晨，秦王李世民，在京师长安的皇宫北门，也就是太极宫的玄武门，发动了一次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武装叛乱。这一场唐朝的“苦迭打”，使得中国历史上的“样板”皇帝，正式登上“贞观之治”的舞台。
“苦迭打”，意即“政变”，为日文的外来语，是法文“coupd’Etat”的音译。上个世纪30年代，一些好时髦、好洋货的知识分子，将它从东洋搬到中国来。和当下的中国文人一样，要不说上几个洋人的名字，要不写出几句洋人的词语，就好像早晨起床以后没有刷牙，满嘴不自在的感觉一样，成了一种数典忘祖的病态。
“苦迭打”一词，到中国后，可能水土不服的缘故，很快就销声匿迹了。
然而，阴魂不散，公元1966年，也是个夏天，整个中国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全民陷入集体无意识的歇斯底里之中，“文革”小报遍地开花，如火如荼，蔚为大观。随便一个阿猫阿狗，都可以办报出书，风头不让“两报一刊”。有一天，我从一份叫《井岗山》的战斗快报上，看到当时的副统帅在一次中央全会上的报告，这个久违了的词汇“苦迭打”，忽然跳入了眼睛，我吓了一跳。
那时，横扫一切的“革命派”，虽造反勇气无比高涨，但基本文化相当缺失。于是传了我这个牛鬼蛇神去。
问我，何谓“苦迭打”？
我说，即中文之“政变”。
又问，是他要“政变”别人，还是别人要“政变”他？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不敢回答，也不想回答，惟有咬紧牙关，三缄其口。尴尬地冷场三十秒以后，我听到头儿口中喷出一声“滚”，便马上抱头鼠窜而出。后来，这个贩自东洋的外来语，自打“永远健康”的副统帅折戟沉沙以后，在中国的语言环境中，也就跟着死定了。
话题还是回到唐代那次李世民的“苦迭打”上去。
大唐武德九年六月里的这一天，都城长安的天气不错，可高祖李渊的心情却不好。尽管花红柳绿，碧水涟漪，一派怡人的仲春景色，泛舟宫内湖上的他，却没有平素里的激情。
这位老爷子，有点精神不振，有点情绪失常，还有一种大事不好的预感。
唐时京师的规模，现在的西安包括郊区再乘以十，恐怕都赶不上。因此，李渊在隋代大兴宫基础上扩建起来的太极宫，数倍于北京的紫禁城，当是可以肯定的。太极宫里的东海、西海、南海三池，以唐朝人的大气派、大手笔，大概比今天北京城里的后海、北海、中南海，要弘敞宽阔得多。然而，陛下的意乱心烦，让那些簇拥着他的女宠们，不知该怎样来哄老人家开心。
陪他乘船同游的裴寂、萧瑀、陈叔达等几位近臣，心里当然明细得很。正是他的三个儿子，老大李建成，老二李世民，老三李元吉，为权位之争，已经闹到乌天黑地、不可开交的地步，令他焦头烂额。而其中，最吃不准的，就是秦王。此时此刻的李世民，绝对是一座开始冒出通红岩浆的活火山，只是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爆发，什么形式的爆发？是天摇地动，还是排山倒海？事情发展到这种无计可施、无能为力、无可奈何的三无境界，大家都在等待着这一触即发、非炸不可的场面。因此，整个太极宫内，笼罩着一股不祥气氛。
李世民是个好皇帝，那是后话，但他夺得权位的手段，不敢恭维。
清人王夫之质疑：“况太宗之以夺大位为心，有不可示人之巨慝乎？”“慝”，就是邪恶。这位学者认为他“慝”得很。由于他的贞观之治曾经是历史上令人憧憬的黄金时代，千年以来的中国人，通常都避而不谈他的这个“慝”。
然而，这场“苦迭打”从玄武门对李建成射出第一箭开始，到最后将老爷子逼当太上皇为止，作为电视连续剧的每一出，每一个分镜头，无不充满了“慝”。这出他自编自导自演的大戏，足可以看到他蓄谋已久，处心积虑，全力以赴，使出浑身解数，为攫取这个国家最高权力，早就准备“蹀兄弟之血于国门”，无恶不作的。
所以，王夫之说，别以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