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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莎氏所处时代正是伊丽莎白王朝在社会、宗教、政治诸方面都发生极大骚乱的时期。出版审查十分严格，而且上流社会、知识层以写戏、演戏为耻事，认为它有伤风化。但是在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伦敦法学院内，仍有一些学生暗地演戏。为之撰写剧本的人，或许迫于社会原因，就敷衍出一个莎士比亚的笔名。与所有人相比，唯独培根文才过众，阅历丰富，应是当然的剧作者。其理由之三，在哲学家的遗嘱中、莎氏墓碑上、以及莎剧剧本台词中居然可以拼出几行内容为“莎士比亚作品系培根所著”的“密码”！
德丽雅·培根的“怀疑”很难站得住脚。因为与莎士比亚同代的弗兰西斯·培根，在语言风格、思维形式方面，迥然有异于前者。至于所谓“密码”更是荒唐离奇，十九世纪才产生的密码，十六世纪的培根当然编不出来。
尽管“培根派”随光阴流逝而消声匿迹，但是对莎士比亚的“怀疑”还远未泯灭。有的人甚至断言伊丽莎白一世也是剧本的作者。不过，有关资料于十七、十八两世纪英国内战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毁灭，如是之论亦不复存在。
酷似的肖像
美国文艺批评家加尔文·霍夫曼在本世纪五十年代提出：莎剧的真正作者是与莎士比亚同年出生的剧作家克利斯多菲·马洛。这种假设远较牛津伯爵说、鲁特兰德说、培根说等为有力，亦最为一般人所相信。马洛是一个鞋匠的儿子，1587年毕业于剑桥大学，得过艺术学士称号，当过伊丽莎白女王情报局长法兰西斯·华星汉的情报员，后来成为无神论者，埋头写作戏剧，著有名剧《汤姆兰大帝》。1593年，马洛在伦敦郊外一家酒店被一个名叫法兰西斯·弗里泽的人暗杀。但据霍夫曼的考证，马洛并未被击毙，死掉的是另一个替身的乞丐。马洛后来继续写剧本，他的作品曾送与法兰西斯的堂弟汤姆斯·华星汉，由他转交莎士比亚（华与莎有深交），用莎的名义上演。
究竟莎剧中哪些是马洛的作品？是一部或全部？这是一个大谜。霍夫曼对此曾耗费二十多年的时间，旅行各地，到处搜集古籍。据他分析，《哈姆雷特》、《奥赛罗》等悲剧，都是马洛写的。1953年首次发现了马洛的肖像画（1953年10月22日伦敦出版的每日电讯报曾刊载），这张肖像画，发现于马洛作的剧本《福斯塔斯博士》（1618年版）的封面画上，与1623年刊行的莎士比亚全集初版的封面肖像，以及史胱拉福教堂中的莎士比亚像酷似。因此不少人更加肯定莎剧作者就是马洛。
反对上述这些假说的研究者，则极力寻找证据，证明莎剧并无提刀人，莎士比亚本人才是真正作者。伦敦收藏家阿兰·金氏于1940年在莎士比亚展览会中买到一本1510年出版的《约克和兰加斯达两家的结合》（此书为莎剧《理查三世》、《亨利四世》的史料根据），在这本书的空白上，发现附注有戏剧的台词草稿，经调查考据，确认这附注是莎士比亚的亲笔。七十年代末，英国古籍研究家罗纳德·阿西福德购得1605年出版的《科尼利斯·达克达斯的年代记》一书中的最后页，发现有酷似莎士比亚笔迹的草书，写着“与其追昔日之梦，不如握今日之宝”，旁边还绘有自画像。但因缺乏最后的鉴定，仍未打破莎士比亚之谜。
掘墓寻找原稿
霍夫曼坚持认为在汤姆斯·华星汉爵士的墓中，可能埋有莎剧原稿。华星汉死于三百多年前，他的墓是在肯特郡斯加倍里教堂的公墓中。可是，发掘墓地必须得到教会许可，开棺又须得内政部同意。英国不少人认为莎士比亚是世界的光荣，几等于英国的象征，掘墓无异玷辱莎士比亚，各方面反对的空气一时甚浓。霍夫曼乃转移方向，说明了华星汉的后裔唐生德少校，于是两人共同活动，经过三年努力，终获批准，并规定他必须遵守两项条件：一、不得伤害墓道的构造；二、要在建筑家监督之下掘墓。
1979年5月1日，在斯加倍里教堂的华星汉爵士墓前，十名证人和霍夫曼夫妇监视之下，先由教堂鸣钟十响，即由三名石工开始发掘，外面还拥着三百多个新闻记者，并有六名警官在场保护。掘开古墓后，只见墓中的砖地上堆着三尺高的一堆沙土，别无他物。1983年，霍夫曼还在到处进行“地下开拓”，以便得到马洛的手稿，结果均无所获。
是霍夫曼掘错墓呢？还是他的考据根本错误呢？莎士比亚之谜既未揭破，世界文学史也无从修改。莎士比亚真伪之谜，可能永远是个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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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 3441
Title ：第五排的那个姑娘
Author ：利奥·巴思格利亚
Issue ： 总第 45期
Provenance ：
Date ：
Nation ：
Translator ：李君
那是在我成为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教育学助理教授的头一天。我忐忑不安地走进教室，带着尴尬的微笑向学生们简短地问好。但那么一大班学生谁也不作声。我一下慌了，手忙脚乱地翻了一会儿我那些卡片，然后结结巴巴地讲起课来；似乎没有一个人在听。
在这个慌乱的时刻，我注意到第五排有一个身着夏装的姑娘，她坐得端端正正，全神贯注地在听讲。她的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她棕色的眼睛是那么明亮、机敏，她的头发是金黄色的。她生气勃勃的样子和温暖的微笑足以促使我接着往下讲。我讲到什么时，她总是点点头或者说：“哦，对！”然后记下来。他给了我一种温暖的感觉，使我觉得她认为我结结巴巴地努力讲的那些东西是重要的。
我开始径直对她讲课，我的信心和热情又回来了。过了一会儿，我大着胆子往四周一看，别的学生也都开始听讲了，还做着笔记。这位令人吃惊的姑娘帮助我度过了难关。
下课后我查了花名册，发现她叫莉亚妮。随后的几周里，我仔细看了她的作业。每一份都表现出她的创造力、敏感性和一种高雅的幽默感。
我已经要求所有学生那学期都要到我办公室来谈谈，我特别期待着莉亚妮的到来。我想告诉她，她是怎样挽救了我的第一天，鼓励她发展她爱护、体贴他人的品德。
莉亚妮一直没来。而且，她有两周没来上课了。我问坐在她旁边的学生，竟发现他们甚至连她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真让我惊讶不已。我想起了阿尔伯特·史怀彻发人深省的名言：“我们如此紧密相处，但又如此孤独得要死。”
于是，我去找女生部长。我刚提到莉亚妮的名字，她身子就往后一缩：“啊，对不起，利奥，我本来以为你已经听说了……”
莉亚妮驾车到太平洋绝壁，一个靠近洛杉矶商业区的美丽的地方，那里绝壁直插海底。后来一些大吃一惊的野餐者说，她就在这儿跳海自杀了。
莉亚妮才22岁！上帝赐予她的特有的优良品德也永远消失了。
我去看望了莉亚妮的父母。从她母亲谈起她时的那温柔劲我知道她的父母是爱她的。但事情对我来说很清楚：莉亚妮并没有感觉到别人在爱她。
“我们整天在干些什么？”我问一个同事，“我们如此忙于传授知识。如果我们没教给莉亚妮任何她真正需要知道的东西，譬如：如何快乐地活着，如何有个人价值感和自尊心，而单教给她如何读书、写作、算题，这又有什么用呢？”
我决心做些事情，我打算开一门关于爱的课程。
只用了一张布告，学习这门不给学分的课程的学生就满了。我给每个学生发了一张书单，但不规定教材，不要求到场听课，不考试。我们只是交流我们的阅读体会、思想和经历。我们的“老师”就是我们遇到过的那些爱别人的人。值得庆幸的是如果我们愿意付出时间、精力和实践，爱可以在我们生活的任何时刻学到手。
几乎没人误过一节爱的学习。当学生把父亲、母亲、兄弟、姐妹、朋友、丈夫、妻子——甚至祖父母带来时，我只好让这些学生紧紧挤在一起。爱的学习原定是晚上七点开始，十点结束，但经常延续到午夜以后。
我让学生首先明白的事情之一就是抚摸的重要性。“上周你们中间有多少人拥抱过别人——除了你们的女朋友、男朋友或配偶？”举手的人寥寥无几。一个学生说：“我总害怕人家会误解我的动机。”从大家的笑声中可以看出，许多人都有着和这个女学生同样的心情。
“爱需要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我回答说，“我感到很幸运，生长在一个充满了激情和喜欢拥抱的意大利家庭里。我把拥抱和一种更广泛的爱联系在一起。”
“如果你担心被误解，那就对你拥抱的人说出你的心情。对那些确确实实感到拥抱不自在的人，热情的、两只手的握手将满足被抚摸的要求。”
从此每次课后我们都互相拥抱，后来拥抱就成了校园里同学之间普通问候方式。
每次走出爱的学习的课堂，我们都有一个和别人分享爱的计划。有一次我们决定感谢我们的父母，这个行动产生了令人难忘的反响。
有个学生，是校足球队队员，对这个作业特别感到作难。他强烈地感到了爱，但是却很难表达出来。他下了好多次决心才鼓起勇气走进卧室，把他父亲从椅子上拉起来，热烈地拥抱他，对他说：“我爱你，爸爸。”然后吻了他。他父亲热泪盈眶，喃喃地说：“我知道，我也爱你呀，孩子。”他父亲第二天早晨来找我，说那是他生活中最幸福的时刻之一。
爱的学习的另一次作业是与人分享我们的什么东西而不指望回报。学生们有的去帮助残废儿童，有的去帮助贫民区的乞丐，还有许多人自愿到想自杀的人所用的热线上工作，希望在发生不测之前发现那些莉亚妮。
我和我的一个学生乔一块到离美国海关不远的一家小型疗养院去。那儿，不少老人穿着旧棉袍，整天躺在床上，看着开花板。乔向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