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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了。院门口昨晚上就由薛师傅贴上了一对红喜字，不过刚贴上，就
被才下班回来的荀磊偏著头评论说：「这字剪得不匀称，衬底也不好看。
今天晚上我帮你们另做一对，明天早上先给你们看看，要觉著好，我
就帮你们换上。」这不，他倒真做出了一对。
薛大娘仔细地瞧了瞧荀磊高举起的喜字，确实是好，笔道匀实、
黄红辉映不说，光那边框里的喜鹊闹梅图案，就难为他怎么剪得出来！
「哟，好！真好！够多喜幸！」薛大娘拊著掌赞道，「小磊子，你
可真是个人精！」
「那我就弄浆糊给贴去啦！」荀磊高高兴兴地扭身回屋取浆糊去了。
薛大娘走出了院门，心情大畅。
这院子在北京北城的一条胡同里。此刻站在院门口，可以看见钟
楼和鼓楼的剪影，从浅绿色的丝绸般的天光中，清晰地显现出来。那
钟楼甍脊西端的兽头，一九七六年地震时震落了，只剩下东端的兽头，
还在天光中翘著上弯的铁须；那鼓楼木构楼殿的支柱，有一根明显地
显露出来，给本来过分凝重的剪影，增添了一点轻盈灵动的韵味。
薛大娘抬头仰望著这溶入她的生活、她的灵魂的钟鼓楼。钟鼓楼
仿佛也在默默地俯视著她住的那条古老的胡同、陈旧的院落和她本人。
在差不多半分钟里，历史和命运就那么无言地、似乎是无动于衷地对
望著。
但薛大娘很快便把眼光移向了胡同进口处。为什么昭英还不来？
２． 地安门大街上，来了一位给婚事帮厨的人。他为什么不
要茶壶？
地安门的十字路口，显得过分宽阔。那是因为当年有座庞大的地
安门，五十年代初将它拆除了，修成十字路口，所以成了这样。不知
道为什么，三十年来，人们始终没有在那宽阔的街心，开辟一个转盘
式的大花坛。人们净忙著干别的了。现在也还是这样。天还没有大亮，
这里已经热闹起来。当然不是那种公园或商场式的热闹，而是一种缺
乏色彩的、严肃的热闹——人们急匆匆地赶著去上班。公共汽、电车
里挤得满满当当。车站上既有循规蹈矩排队候车的人，也有无视公德、
几乎站到快车道上，打算车到便往上跳的小夥子们。而构成总体气氛
的关键，还是那些骑自行车的人。多数骑自行车的人只是被动地随著
车流前进，但总有少数屁股不怎么沾车座的小夥子，蛇形地快速穿过
每一个能利用的车隙，惊心动魄地飞驰向前。
这天总算比平日景况稍松缓一点。因为是星期日，机关干部和学
生们退出了清晨的这股人潮。不过需要通过这个十字路口去做工、售
货、办事的人还是不少。北面高踞的鼓楼和南面屹立的景山，仿佛都
在薄明中凝望著这里，它们也许在沈思：为什么这里的生活既有惊人
的变迁，也有似乎是单调的重复？
路喜纯在自行车的车流中，不慌不忙地均匀蹬车，边想心事边随
车流向前。
这是个二十六岁的小夥子，从他的年龄来说，他或许要算胖子，
但其实他的脸蛋、胳膊、胸脯都还是紧绷绷而富有弹性的，只不过比
一般的同龄人鼓胀而缺乏棱角罢了。他在崇文门外花市附近的一家小
饭馆工作。那小饭馆可以说是北京市最基层最不起眼、甚而会被某些
自命高雅的人视为最低级最不屑一顾的社会细胞。但「麻雀虽小，五
脏俱全」，其实整个北京城的阴晴风雨、喜怒悲乐，都能从那小小的饭
馆中找到清晰而深刻的回响。
路喜纯已然父母双亡。常有人问及他的父母，他总是极简单地回
答。倘若有人多问几句，他便仿佛不高兴起来。他那故去的双亲，似
乎有著某种神秘的色彩。
其实说起来也很平常。路喜纯的父亲生前是个蹬平板三轮车的运
输工人，母亲一直是个家庭妇女。他父母收入虽然不多，对他这个独
生子却保证著绝不低于一般富裕家庭的供应，因此，上小学时，那位
戴眼镜的班主任老师常以他为例，来教育全班同学：「新旧社会两重天。
要是在旧社会，路喜纯还不得穿著破衣烂衫，到垃圾堆拾煤核儿去
吗？……」这位老师还曾到他家里去，动员他父亲到班上去忆苦思甜。
那天路喜纯父亲正就著一头大蒜喝酒——他每天下了班回来总得喝上
三两白乾。出乎老师、也出乎路喜纯意料，父亲不但予以拒绝，还紫
涨著脸，瞪著发红的眼睛，说出了这样蛮不讲理的话：「甭拿咱们开心！
甭跟我来这套！」母亲赶紧来打圆场，说他那是发酒疯，「甭搭理他！」
老师扫兴地走了，从此讲话不再以路喜纯为例。路喜纯为这事深深地
感到困惑。不久，父亲便脑溢血去世了。
父亲去世后，母亲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原来，母亲做挑花活不过
是补助家用，这以后她每月几乎要多领两倍的活计，每天都要做到晚
上十点来钟。通过她的努力，路喜纯的生活水平一点没有下降。但在
路喜纯的记忆之中，他母亲绝不是文艺作品中惯常描写的那种手持慈
母线的贤良形象。她都快五十岁了，每天起码还要照十多次镜子。她
又很爱给自己拔痧，经常在额头上、太阳穴旁，用食指和中指的指缝，
使劲揪出排列整齐的紫红印子来。他们难得吃肉，但母亲顿顿饭后总
要坐到屋门口去，用炕笤帚苗剔牙。有时候母亲还要同邻居吵架，尽
管这种时候不多，而且往往母亲确实占了几分理，但母亲吵架时那种
豁出去的劲头，以及夹带著的那些极难听的脏话，事后总要让路喜纯
偷偷地害上几天臊。母亲是一九七二年冬天查出来有肝癌的，一九七
三年春天便去世了。
路喜纯家住著院里一间南屋。父母双亡后，邻居们原以为这间屋
子很快便会变成无处下脚的鸡窝，甚至会成为胡同里小流氓们的聚会
之所。谁想料理完母亲的丧事，仅仅十六岁的路喜纯却在三天之内，
使那间房子焕然一新。他先到街道上开了证明，去信托商店卖掉了家
里的一套磁潭瓶、磁帽筒和一个硬木炕桌，取得了一笔对他来说相当
丰厚的现款。然后，他便重新粉刷了屋墙，用草根刷子刷净了每一件
家具，重新把屋子布置起来。他在窗明几净的屋子里，沈著地等待有
关部门给他安排工作。当他手头只剩五块多钱时，给了他通知，让他
去那家小饭馆。
按某些人从旁推论，路喜纯是北京市民中的所谓 「胡同串子」（住
在胡同中的没有教养的青少年。），最易堕落而难以教化，然而除了偶
然有颇令人迷惑不解的行为外，他竟不但没有堕落，反而生活得非常
正派。在他生活道路上给过他强烈影响、给予他这样去生活的启示人，
一共有两个。一个是他中学时的老师嵇志满，一个是他们那个小饭馆
的何师傅。嵇老师并非什么知名的优秀教师，何师傅在饮食行业中也
并非突出的先进人物，但他们灵魂中那些健康的、向上的东西，偏偏
集中地流注到了路喜纯的灵魂之中。
先是为了尽可能不去上山下乡，后是因为安排就业困难，路喜纯
所在的那个小饭馆里的年轻人，竟然大多是从后门安排进去的。这也
许会让那些对小饭馆的前门也不屑一顾的人们哑然失笑吧。从某种意
义上来说，我们这座北京城里的市民尽管共用著同一个空间和同一份
时间，但人们所生活的层次毕竟有所不同。路喜纯所在的这一层也许
并非最底层，但即使在最底层里，也会有许许多多同上面那些层次相
通的东西。因为是饮食基层店经理安排来的，因此便在同事们面前趾
高气扬，这同因为是某个「大人物」的侄子而进了市府机关，便令某
些人格外尊敬三分，又有什么不同呢？路喜纯到了饭馆便想学掌勺炒
菜，谁知那个差使至今轮不到他——因为那是红案，比去做主食的白
案似乎要高出一档。在饭馆这个天地里，路喜纯的来路和背景都还不
足以使他获得那个位置，于是乎一个总噘著嘴的比他「来路硬」的小
夥子便占据了那个岗位——偏偏那小夥子满心满意想找个机会调到高
一个层次的行业中去，他还不乐意学那个红案呢；但饭馆的小头头却
宁愿要他学红案而不要路喜纯学。
路喜纯为自己这样的遭遇和身边这样的现实深深地痛苦过。他那
痛苦的价值，比一位大学毕业生学非所用的痛苦的价值低吗？比一位
有才华的作家的呕心沥血之作被退稿的痛苦低吗？比一位高级干部的
正确的改革计划遭到保守者抵制的痛苦低吗？不见得吧。特别是当那
个小夥子并不虚心听取老师傅指教，漫不经心地把菜炒得黑糊糊焦烘
烘，因而引来顾客的抗议时，路喜纯便格外痛苦，有时他会禁不住把
馒头机泻下的馒头，拣起来捏得湿面滋出每一条指缝，然后再重重地
把那团面甩回到机器里去……
前几天路喜纯还去学校找过嵇老师，向他倾诉过内心的痛苦。嵇
老师是教数学的。路喜纯在那所中学上学时，还是「四人帮」得势的
时期。从那时的数学课上学不到多少知识，但从课下的谈话中，路喜
纯却从嵇老师那里获得了不少实实在在的真理。嵇老师总是给他讲历
史，特别是近代史。嵇老师所讲的，往往都是历史课上听不到的。他
记住了嵇老师一句几乎是口头禅的话：「你要有历史的眼光！」
嵇老师一直住在学校一角的一间小屋中。不知为什么他总没有结
婚。但路喜纯每次去，却几乎又总会在嵇老师那凌乱的宿舍中发现一
位女客，有的显得很年轻，长得未必漂亮，打扮得可真时髦；有的徐
娘半老，穿著朴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