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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天堂和地狱在人心中的地位其实相差无几。
既然世人对天堂的现实态度是这样的，那么以上天堂为终极目标的基督教岂不是建立在人们的虚妄的信念之上的。人就是这么奇怪，进入教堂寻求灵魂最后归宿的世人，在现实的理念上根本是和基督教唱反调的。我们希望上天堂，但对已经上到天堂的人我们却很悲哀，而对导致我们的朋友上天堂的人，我们不但不感谢，还要恨之入骨，必图赶尽杀绝而后快。
上面我其实已提出了两大困境：上帝的道德困境，天堂的喜恶困境，还有另外一个困境就是爱的困境。在圣经里，耶稣有句伟大的名言，“我们要去爱我们的敌人。”但遗憾的是，基督教徒们通常至多做到的是，爱我们的小敌人，但绝对不能爱我们的大敌人。
有谁敢在美国说，“我爱本·拉登！”这句话是完全符合耶稣的教诲的；但美国的基督徒却集体选择违反耶稣的教诲。这种对基督教教义的选择性的理解，运用在美国基督徒中是最自然不过的事。
这种滥用使得人们陷入了以上三大逻辑困境而不自知。迷失于逻辑困境中的人往往是短视的，历史会证明这一点吗？
集体潜意识中的“因果”狂欢
“9·11”的当天，曼哈顿的交通全线瘫痪，我只能徒步从10街走回76街的寓所。回到家里，看到留言电话闪烁，一听是我的一位印第安朋友强尼的留言。在电话里他的声音急促而兴奋，问我是否安在。我马上给他打了一个电话。
“你还活着，这下我就放心了。”强尼一听我的声音就大笑起来。
“嗨，强尼，我那地方离世贸中心远得很呢，怎么会有问题？”
“你是我的好朋友，我当然要关心你！”
“我听你的声音很兴奋的样子，你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今天是我最高兴的日子，这帮强盗终于得到报应了。”强尼又在电话那头大笑起来。
“这帮强盗？”我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
“对，这帮强盗在几百年前侵占了我们的土地，屠杀我们的人民，他们难道不应该得到报应吗？”电话那头的强尼声音变得钢硬起来。
“强尼，这大楼里死的不仅仅是白人啊。”
“我知道。”强尼叹了口气：“但你是很难理解我们美国原住民这种复杂心情的。”强尼不喜欢用印第安人，而喜欢用美国原住民自称。
“强尼，你的这种想法代表你个人呢，还是大多数美国原住民？”
“你说呢？”强尼狡猾地反问我。
“我只是问问你？”
“这是一种世仇，我们美国原住民祖先在几百年前就经受了比“9·11”更恐怖的恐怖袭击。现在美国可以有足够的力量报仇；但我们呢？ 我们可能永远都无法报这个仇了。”
强尼的话在我的心中激起涟漪，中国人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受到世界列强的凌辱，和美国原住民的仇恨实在有相似之处。所不同的是中国日渐强大起来，而美国原住民则只能默认现状而已。
于是，我想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心理测试问题。我问许多美国人这么一个问题：“你能想像有美国人因为‘9·11’事件而高兴吗？”
“这怎么可能？”绝大多数的美国人如此说。
“请再想一想这种可能性。”我坚持道。
“那么是中东裔美国人？”这是最自然的猜测。
“再猜一猜。”我没有认可这种回答。
“那我就不知道了。” 美国人被我这个问题难住了。
“美国原住民。”
“啊欧，我明白你的意思了。”10个美国人中大概有8个马上明白这个答案中的意思。
当然也有美国人说：“这是两码事，怎么可以扯到一起来。”
“因为你不是美国原住民，所以你当然不会如此想的。”
在心理治疗中，有一项很重要的原则是“深入体察法”，即把脚伸进对方的鞋子里去试一试，以试图了解对方真切的感受。我们自然知道并非所有的美国原住民都像强尼那样想的，但强尼的想法却印证了人类集体潜意识中隐藏的“因果报应”的信念。
把恨投射到世贸的白皮上
在“9·11”后；心理咨询的话题自然就会集中到这次恐怖袭击上来。我问一位黑人患者露丝对“9·11”事件的看法。
“那两栋白色的大楼早就可以倒了。”
“为什么你如此说呢？”
“你没有注意到那是白色的大楼吗？”
“精确地讲是银色的。”我说道。
“银色，哼，那是白色，白人的白色。”露丝的话里充满恨意，很明显她把对白人的恨投射到世贸中心的颜色上去了。
“世贸中心里面也有很多黑人员工啊。”我提醒道。
“这我当然知道。我很高兴这两栋白色大楼终于倒塌的原因是，这大楼是以白人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到达顶峰的象征，是集资本主义财富、科技、荣华于一身的象征。但我要说的是，这和我有什么关系？我一个美国黑人，饱受白人种族主义的凌辱，至今依旧生活在贫穷的边缘。我为什么要惋惜那白色大楼的倒塌？”露丝的愤怒好像打开闸门的洪水。
美国黑人内心的这种愤怒是我们很难想像的。在“9·11”这样举世震惊的事件背景下，美国黑人表现出的爱国热情，比白人多了另外一种难言而复杂的感情。
就上一段的那个问题“有没有美国人因为‘9·11’事件而高兴？”，在我提出“美国原住民”后，有一位黑人马上接口道：“为什么不会是黑人呢？我们黑人在美国为白人做了那么多年的奴隶，我们同样有难解的仇恨。”
由此可见，“9·11“事件不但扰动了人们的正常生活节奏；也搅动了人们在内心深处的压抑情绪。
露丝把对白人的恨投射到世贸中心的白色上，我问她芝加哥的摩天大楼西尔斯塔是黑色的，那她又怎么看呢？露丝咧嘴一笑道：“我一直生活在纽约，从来没有到过芝加哥。就这一点我就已经很生气了，你说我为什么长这么大了居然从来没有去过芝加哥？那还不是因为穷？”
第一部分 曼哈顿 ：机遇的天堂 心灵的地狱
第13节 骂布什是一种时尚
“你虽然穷，但你至少有政府给的最低生活保险和免费医疗卡。”我说道。
“哼，如果这些都没有的话，我怎么活啊？”
“美国是个自由社会，有足够的机会让人们去实现自己的梦想。你为什么没有自己的梦想？”
“你是真的不懂，我难道不想成功？但你知道黑人的肤色对黑人成长的过程有多大的影响吗？”
对我这个来自中国的心理医生来讲，我是真的不懂。即使在同一个国家，两种不同肤色的人都无法真正相容，又何况两个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人民呢？有趣的是美国心理学界对美国黑人的这种对白人的潜在敌视，称之为“健康的文化偏执”（healthy cultural paranoia）。这样的文化偏执真的健康吗？
最近牙买加的一位政府高官在与美国国务卿鲍威尔的交谈中，直言不讳地称鲍威尔是布什的家奴。鲍威尔一笑了之，还开玩笑地说，自己体力很好。但我相信不少的非裔美国人听了此言可就没有鲍威尔那么潇洒了。
有记者采访南非前总统曼德拉，问他一个尖锐的问题：黑人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美英就开始轻视联合国。曼德拉说：“确实存在这种因素。实际上，许多人都私下里谈论过这个问题，但没人有勇气站出来公开发表意见。如果是白人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美国和英国脱离联合国单独行事。但是现在，是黑人担任联合国秘书长，于是他们就轻视联合国。这不是我个人的观点，而是许多人都在谈论的事实。”
作为非洲最富威望的黑人精神领袖——曼德拉的话清晰地透射了黑人对白人种族主义的疑虑。曼德拉还特别指出，当年美国国会在讨论是否帮助曼德拉出狱一事上，现任美国副总统切尼投了反对票。由此说来，曼德拉对布什政府中主战派的切尼的反感，切切实实有其直接的痛恨原因。
有趣的“妄想”：尼克给我透露“国家阴谋”
美国人对美国总统的评价是很特异的。当我在芝加哥的时候，正是遇上克林顿闹桃色新闻的时候。我问周围朋友对那件事的看法，有对克林顿的行为百般辩护支持的，也有极力贬斥反对的，大体上是两分的样子。
2000年我到纽约，以为纽约人和芝加哥人对这件事的态度是相似的。但细问之下发现，纽约人对克林顿的喜爱几乎已达到一边倒的程度。曾经相传克林顿有意竞选纽约市长，如果克林顿真有此意的话，那几乎是一件探囊取物的事。
纽约人对克林顿的极度喜爱，反映在千禧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上。即便是戈尔在纽约轻松战胜了布什，但因为美国总统大选采用的不是绝对选票制，而是相对的地区代表制，即使全纽约的人都投了戈尔的票，戈尔所能得到的只是纽约的代表票数。事实上，戈尔在全国的绝对选票超过布什几十万票，但起决定作用的代表票输给了布什。
在纽约，骂布什是一种时尚。布什深明此情，所以对纽约能避则避。“9·11”事件实在是送给布什的一份大礼，布什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面对瘪了牛气的纽约人了。当然有一些纽约人无法接受布什因为“9·11”事件而高涨的人气，于是自然的猜测便是，“9·11”事件是布什精心策划的阴谋。我的一位白人朋友汤米就坚持这样的观点。
“‘9·11’事件完完全全是布什导演的一场阴谋。”汤米和我在星巴克咖啡馆聊天的时候狠狠地说道。
“布什是怎么导演的呢？”
“以FBI和CIA的能力，布什不可能对恐怖袭击一无所知。我认为，布什是在完全知情的境况下，故意让此事发生，以谋取他在政治上的利益。”
“布什在政治上到底可以获得什么利益？”
“布什是一个弱势总统，他为了提升自己的威望，需要这样一个恐怖事件。”汤米振振有辞。
“在逻辑上是有这种可能，但这种逻辑发生的机率实在太低，道德评判上也太卑鄙，同时代价也太大了一点。布什会这么愚蠢吗？”我分析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