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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雨。”
邓颖超神往地说：“我一个小时就挤死170多个虱子，指甲都被血染红了……”
我说“神往”并非用词不当。其实，欢乐本身未必是幸福，苦。难往往才是真正联系着幸福。任何人，他的一生，欢乐总是模糊的，记不真切；然而苦难和伤痛却无法忘怀，特别是当这种苦难与奋斗同在的时候。刻在心里不忘的才是幸福。难道不是这样吗？多少当年的知青，他—们一生难忘的是北大荒，是延安，是内蒙古和云南。不断有知青相约回到插队下乡的地方，拥抱乡亲，拥抱大地，放声痛哭。他们忘不了那片给予他们幸福的土地和生活。但我还没听说什么人成群结队去拥抱欢乐一宵的歌舞厅或者哪个留过情影的花前柳下……
这以后，邓颖超就有了去新6所踏雪散步的嗜好。服务处的李维信同志曾回忆说：“邓颖超喜欢来这里散步，特别是赏雪。她对我有个特别关照：下雪时提醒我一声来看雪景……所以，每年冬天下雪，我都不忘给她去个电话，请她来看雪景。”
我相信，邓颖超每年冬天在新6所踏雪赏景时，周恩来一定会在她的心头明光闪烁，紧紧伴随着她。
周恩来以谈“重要事情”的办法“诓”来邓颖超一道踏雪，给邓颖超一个意外的惊喜。同样，应该作谈话的重要事情，周恩来偏不及时谈，最后也留给邓颖超一次难忘的意外之喜。
那是50年代，周恩来担任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长。那时能走出国门的人不多，一旦组团出国就是大事，总理必须同出国人员谈话。那次，邓颖超要出国参加一个国际会议，按惯例，周恩来应该同她谈话。可是，一直到出发那天，总理只是忙他的工作，并不同邓大姐谈话。
大姐要乘晚上10点的火车出国，都快动身了，总理仍然不同她谈话，会议上都采取什么方针，政策？持什么态度？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这可是代表国家，而非夫妻间的小事。邓大姐急了，推开周恩来办公室的门，不叫“恩来”，高声叫“总理”。
“总理，我要向你提抗议了！”邓颖超紧皱眉头：“别人出国你都谈话，我出国你怎么不找我谈话2”
周恩来忙于批阅手中的文件，看也不看邓颖超地摆摆手，表示自己忙得厉害，不要这个时间打扰。
邓颖超生气地退出来，独自去作出发准备。
晚上9点，邓颖超上汽车赶往北京站时，周恩来不忙不慌地走出门，也上了汽车。
邓颖超以为总理送她去火车站，要在汽车上谈话，故意赌气，不提谈话的事：看你谈不谈，我叫你自己找我谈：
谁知，邓颖超不提，周恩来就不谈，到了火车站仍然不谈。看你能沉住气还是我能沉住气！邓颖超憋着这口气，偏不提谈话事，周恩来果然跟着她上了火车。其实，大姐料定总理必然要跟她谈话，公事而非私事，周恩来那样认真负责的人怎么会不谈话就放任她出国？她只是想早点和周恩来谈谈，要分别了，平时没说话时间，出国前有这个机会，正好多谈谈。可谁想到呢，周恩来迟迟不谈，难怪她心中有气。
在火车上，周恩来虽然聊了些话，却并不谈国际会议的事。眼看要10点了，邓颖超终于沉不住气，一边频频看表，一边催促：“快开车了，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周恩来笑着只顾谈闲事。
“你没别的正经事要交待的吗？”邓大姐一次次暗示，周恩来就是不响应，好象真忘了出国前谈话的惯例。
“要开车了。”邓颖超终于不打算抱希望了，最后看一眼表，开始“逐客”，“你怎么还不下车呀？”
周恩来笑得蹊跷，作势作态地看表：“早着呢，还差两小时呢……”
“你的表停了！”邓颖超又急又气，“已经10点……哎哎……”
话音没落，列车已经驶动。邓颖超喊了两声哎哎，绝望地把目光从车窗外移向周恩来：“叫你磨菇，这下子热闹了……”
周恩来淡淡地望一眼车窗外，不经意地说：“还是很正点的啊。”
“你怎么办？”邓颖超算服了周思来的静气，“在前面停一下？这可是趟国际列车。”
“我已经安排加挂了一节公务车，我要去天津同市领导谈工作。”周恩来故意讲得很平淡。
“你、你，你怎么不早说？叫我……”邓颖超松口气，真有点哭笑不得。
周恩来直到这时，才像个恶作剧的孩子一样开心得意地笑响一串，说：“咱们老俩口都忙，一直没机会聊家常，我这样安排，没人来打扰，不是很好很别致吗？可以尽情聊上两小时……”
邓颖超那种欢喜兴奋的情绪洋溢于色，两眼闪闪发亮。她的喜悦也带给了周恩采更大的喜悦，老俩口在火车上，谈国际会议，聊家常，那真是一次终生难忘的愉快的旅行。
车到天津后，公务车停了，国际列车继续行驶。周恩来留在天津处理工作。邓颖超从苏联回国后，与周恩来聚齐，又一道去南开中学等地漫步；旧地重游，回忆往事，老俩口难得那么轻松愉快。当时，我们工作人员都为他们那种纯洁深厚的恋情所感动，心里热，眼睛也热，那真是一种特殊的教育。
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爱情能够深挚持久，为人楷模，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他们对爱情的专一。
曾经有一位美国的社会学博士来中国访问。他搞社会学，对中国的文明却难以理解。他曾见到周恩来的保健护士郑淑云，一本正经地问：“周恩来这个人说话你们为啥都愿意听！是不是因为他长得漂亮？”
“不对，先生，你说得不对。”郑淑云用东方的文明指正西方的文明：“我们的总理有一颗美好的心，他总是用事实说话，他总是以身作则，他要求别人的事首先自己都能做到，所以我们都愿意听他的话。”
周恩来英俊、威武、睿智；高雅、潇洒、风度翩翩。在西方人或许多东方人看来，这是很能吸引女性的。一些记者在观察时，也常常以自己的心思和观念去作评论。说什么“甘地夫人为周恩来的魅力所倾倒”，说什么周恩来是“东方第一美男子”，连林巧稚也完全被“倾倒”了。
这些评论是浅薄而低俗的。
周恩来的魅力无疑是引人的，但这魅力决不在于漂亮，而在于心灵的高尚、高雅、高洁、高绝！
林巧稚是说过热爱崇敬总理的话：我以前是信仰上帝的，现在我的上帝就是周恩来。
林巧稚谈她见到周恩来第一面的印象时，绝没有只字说他“漂亮”“英武”，而是感动于他的领袖风度。
那是刚解放时，周恩来邀请一批专家学者赴宴，以期打消他们受国民党宣传而产生的对共产党恐惧的心理，相互沟通思想情感，解除误会。林巧稚经亲友再三劝说才决定去赴宴。她亲眼看到周恩来走到协和医院一名教授面前，伸手要同这位教授握手。这位教授却自恃清高，傲慢地没有伸出手。周恩来毫无不悦之色；既无粗鲁人容易有的怒形于色：也无文人相轻，容易发生的以眼还眼。他是那么大度从容，那么谦虚和蔼，一如春风吹拂地和这位教授谈笑，寻找出谈话的共同点。两种作风一对比，令全场人感慨万千。林巧稚当即作出判断：周恩来确实有领袖风度！
以后，随着接触增加，林巧稚又多次讲过：一个国家领导人如果都像周恩来那样，国家就有希望了。
实事求是讲，所有见到周总理的女人，确实都热爱周总理。但这种热爱绝对是一种崇敬的纯洁之情，正像所有的男人也一样都热爱周总理。不过，也应该承认，同样的热爱，在夫妻关系中，对这种热爱产生的反应还是存在微妙的差异。
记得那是1962年的三八妇女节，周恩来和邓颖超请一批妇女代表到家做客吃饭。大家早就准备了照相机，一进西花厅就争先恐后地“咔喀”起来。
其中的侯波因为长期在中南海担任摄影师，照相机会多，所以不是那么“逮住机会不放”，照几张就自觉地退到了一边。其他女同胞则不然了，见一次总理不容易，真有些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劲头，围住总理不放，你帮我“咔嚓”一下，一次不放心还要两次，我又帮你“咔嚓”，再“咔嚓”，没完没了啦。
这时，在一旁的邓颖超等待一会儿，终于皱眉头了。忽然冲侯波大声说：“侯波，你怎么老照不够啊？”
侯波早就退一边不照了。但在场的女同胞中，只有她与邓颖超熟，是“自家人”。邓颖超说只能说身边人，自家人，当然不好说其他客人。但话显然是说给大家听的。
果然，女同胞们听到这一声，便陆续停止了拍摄。周总理这时仍然是那种从容似春的自然表情，愉快地招呼大家：“好了，照了相就该入席了。今天是大姐请你们的客啊。”
于是，气氛仍然保持了热烈欢快，没有发生任何拘谨或不自在的情况。
饭前，细心的总理不忘小声问候一声侯波：“挨批评了？”
侯波笑道“大姐没拿我当外人。”
总理也笑了：“你永远是‘自己人’嘛。”
周恩来就这样漂亮适度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们所有工作在总理身边的人，都从心底感受并承认他在爱情问题上的专一、诚挚和高尚严肃。他对所有的女同志都是尊重而礼貌的。确实有的首长对女同胞有时有点随便，但周总理从没有任何时候，任何一次，对任何一位女同志有任何的失礼、失态或随便。有些人别有用心地热衷于提总理旅欧初期结识过一位女朋友，那是一名青年在选择伴侣前再正常不过的交往，总理从来不曾隐讳这一点，在与邓颖超确定恋爱关系时也坦诚地公开这一点。总理的人品确实像高山白雪一样晶莹璀璨，投射出圣洁的光芒，我们无法和他相比，但可以向他学习，向他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总理自己做得好，并不要求别人也一定达到自己的水平。他还善于理解人，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