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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老百姓能吃到这样的菜吗？”
“……吃不到。”
“你还敢说没搞特殊吗？”
“我……没想全面。”
“我能吃到，群众吃不到，他们会怎么说？想事办事眼光首先要看到群众，要和我本人联系起来，和我的职务联系起来，和政治影响联系起来。飞机是接送我办公事的，不是拉菜的。我们自己制定出的规矩自己不遵守，让下面遵守，别人遵守，那不成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了吗？和国民党还有什么区别！”
总理气得饭也没吃，给我们留下了终生难忘的教训。
事后，总理情绪平静下来，又召集我们工作人员，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你们不要以为我要求得过分，我处的位置不同。这类事情最搞不得下不为例，让一步就会开了口子，开了口再堵就不那么简单，你花千倍百倍的力气也不一定堵得住。一筐菜事情小，从一筐菜开了口事情就说不清有多大。我在这个位置上决不许开这个口！”
国家进入困难时期，人们都到处找吃的，相当一级高干也不能不把吃饱饭当作一件事来对待，都吃不饱肚子。群众在互助互济，亲友在互帮互救，许多高级干部也开始互相关心爱护。非常时期么，有些重灾区很有些“活过来就是胜利”的悲壮气氛，许多过去所信奉的神圣原则现在都似乎可以灵活一些了。
青海省委书记见总理生活太清苦，心里很难过，回去后，派人送来一些黄鱼。这种黄鱼并非我们平常所说的海里那种黄花鱼，是青海湖里产的一种颜色发黄的鱼。这种鱼不太好吃，但在那个困难时期，就格外显得珍贵了。
周恩来马上知道了这件事，立刻把管理局局长高登榜叫来，严厉下令：一、照价付钱。二、批评青海，并通报全国各省。今后一律不准送！
实在说，总理也灵活掌握。鱼如果退回去，势必腐烂，在那样的困难时期，一口粮能救一条命，无论如何不能把这些黄鱼糟蹋了。但是总理说：“一省送，数省就会效法送；收一份，就会有更多人把东西送来，所以必须有断然的措施。”
这个措施就是严厉批评，立刻通报各省区。
总理外出，无论住交际处、招待所还是宾馆，都要求我们不许在小卖部买东西，他自己当然更不会去买。因为那是清廉的时代，也是物质匮乏的时代。建国后，我们开始模仿苏联的经济模式，搞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后来又摸索自己的路子，却始终不能摆脱物质匮乏的阴影笼罩。直到邓小平来设计这份蓝图，才终于摆脱这一阴影，走上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繁荣之路。
物质匮乏的年代，商品分配是个大难题，配发几十种票证也解决不完这个难题。于是，各省、市、自治区的交际处都设立了小卖部，卖紧俏商品，将质高价廉的商品供应首长和外宾。总理对这种小卖部是很有看法的。
记得有次去昆明，总理自己掏钱请我们随行人员吃了顿炒鳝鱼丝，饭后大家说说笑笑在院子里散步。
“小卖部开了。”有人说，“进去看看吧？”
“你们不要去那里买东西，那里面有名堂2”总理皱起眉头说：“什么内部价格呀，你们不要占这个便宜，要买什么到街上去买。”
“街上没有。”不知谁小声嘀咕一声。
“有就买，没有就不买，干吗非买不可？”总理指指小卖部，“搞了这种特殊，再讲清廉也是虚假的。人家5元钱买不到的东西，你l元就买走了，你的100元工资就变成500元了么。你再跟群众说你只有100元工资，那算清廉还是算骗人？”
总理的不搞特殊自然使我们受感动，受教育。但对我触动大，感动不已的，还是他搞特殊化的时候。
周恩来夜间常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接见、处理国际事务或国内大事。按当时制度规定，夜里11点以后，可以吃夜餐。夜餐两菜一场，有夜餐补助，每级干部补助多少钱有明确标准，按这个补助标准，夜餐实际上可以不交钱。
不到夜餐的钟点，在人大会堂就餐都应交钱，并且定有交钱的标准。高级领导人交8角，我们秘书工资低，交2角5分钱。
可是，总理在人大会堂吃夜餐，坚持照白天的标准，交8角钱。我们不好办，人大会堂也不好办，因为夜餐有补助，明文规定了的，交钱也不好下帐。
我去向总理汇报解释：“总理，夜餐补助是明文规定的，你不要补助坚持交钱我们不好办。你一向反对特殊化，你这么做也是搞特殊呀。”
“是有点特殊化。”总理点头承认，“这是因为我的情况特殊。我一般是白天休息夜里办公，人家是夜餐我是正餐么，怎么能享受夜餐补助？”
“总理，我不能接受你这个道理。”我坚持意见，说：“你睡眠那么少，一天只有三四小时。如果夜餐算正餐，那么白天就餐应该算夜餐了？那以后白天享受夜餐补助。”
“白天怎么冒出来了夜餐？讲不通么。你不要给我搞特殊。”总理挥挥手，“你去吧，就照我说的办。”
“就许你搞特殊，不许我搞特殊……”我小声嘀咕着退出来。有啥办法呢？只好按总理的要求去付款。在我跟随总理的几十年中，这是总理唯一一次“强词夺理”地闹特殊。
随着年龄的增大，总理工作量不减，饭量不减，但是变化还是在悄悄发生……
总理喜欢和群众一道吃饭。在田间地头，他与农民一道吃饭；在工厂矿山，他与工人一道吃饭；在招待所、饭店，他喜欢和服务员一道用饭；在水库工地，他和民工一块啃窝头咸菜……
这种故事太多了，公开出来的文章也不少。我这里讲的可能与以上的故事有些不同。
那是“文化大革命”中，总理陪外宾外出参观。那几天他吃饭很费力，吃得慢，吃得少。我认为这是睡眠太少，过于劳累造成的，心里很犯急。
记得是在参观大寨的前后，在一次行动前，我感觉他有什么事要说，但没最后拿定主意。想到他吃饭的费力，我忙问：“总理，你身体不舒服吧？”
“不，我身体很好……”总理说得肯定。但我太熟悉他了，我能感觉出那种看不见听不出的异常。
“总理，你有什么事吧？”
“嗯，”总理略一沉吟，望住我，用商量的语气说：“这次活动，吃饭要一起吃。你看，能不能设法把我碗里的饭弄软一些？”
“可以。饭都是盛好了才端上来么。”
“搞特殊了。”总理笑了笑，有些不安和苦涩。他忽然轻轻叹出一口气：“唉，我的牙齿已经全松动了……”
总理发出这声轻叹时，我看清了他变得灰白了的头发；曾经英气勃勃的脸孔已经血肉耗尽，脸孔和脖颈的皮肤松弛下坠，并且出现了老年斑；他那威武明锐的双眼也深深地凹陷下去……
我鼻子一酸，眼前模糊了，赶紧把脸转向一边。
“我的牙齿已经全松动了……把我碗里的饭弄软一些，”这就是总理犹豫再三才说出的“特殊”要求啊！
我没有忍住泪，慌忙退出屋。
我哭了。一个人悄悄地哭了……
住
1949年毛泽东进京后，为防止敌人飞机袭击，住在香山双清别墅。周恩来有大量具体工作要做，住在城里。就住在中南海丰泽园里的菊香书屋。
随着形势渐渐稳定，毛泽东可以下山进城住了。总理亲自为毛泽东选住处。在中南海看了各处的房屋，感觉还是菊香书屋的综合条件好些。于是，周恩来决定自己搬出菊香书屋，请毛泽东来住。自己再去另找住处。
那天我是跟随总理一道去选住处的。总理对中南海的建筑情况已经很了解，知道有个西花厅还空着，抽空儿去看看房子。
西花厅，名字不错，条件却不好。位于中南海西北角，我跟总理刚进前院，就听到一阵隆隆的马达声，脚下便鲜明地感觉出地颤。看房子时，不时听到一惊一乍的汽车喇叭声，听管理人员说，夜静时连车轮驶过的沙沙声都可以清楚地听到。
正说着，玻璃忽然响起来，那是被汽车马达引起共振的原因。
“周副主席，这里不行，太吵了。”我和大家一道发表见解。
“我住下吵，别人住下就不吵了？”周恩来边看房间边说，末了做个手式：“就搬这里了。”
这是典型的北京四合院式的建筑，两面临街，隔一道墙就是大马路，用总理的话讲，随时可以听到市声，感觉上离人民群众近些。这是西花厅最大的优点。
西花厅分前后院。后院的北屋，有周恩来一间卧室，邓颖超一间卧室，两人合用一个客厅。吃饭时，客厅又作了餐厅。接待内宾在这里，看电视、文化娱乐也在这里。
房间质量比较糟糕，主要是年久失修，房子太旧。地是铺了青砖，年头多，到夏天泛潮泛碱，墙角一圈白碱花印。
那年代没有壁纸，墙壁虽然喷了浆，由于泛潮，不到两年就都变灰暗。房间像一切老式房屋一样，都存在一个采光不好的问题，那种阴湿昏暗的感觉就更浓了。天花板也很陈旧，像上了年纪的老人的皮肤一样缺少光泽。我们多次提议翻修，他总是说：“我们经济还困难，又在抗美援朝，怎么能为我花这个钱？你们想都不该这么想！”
刚进城那几年，总理在这样的条件下办公，落下个腿疼的毛病。
那是深秋时节，几种不利情况全挤到一起：房子潮湿，地泛潮，又逢秋雨绵绵，总理又是夜间办公的习惯，我记得他批阅文件时，两腿总是没完没了地上下颤动。那也许是下意识动作，不少人坐久了有这种习惯，但总理还常常把左膝藏入右膝窝，这样坐一阵儿，又将右膝藏入左膝窝。我观察一段时间后，判定总理不是“翘二郎腿”，这是用两腿轮替捂暖膝头。
于是，我找来一块小毛毯，轻手轻脚过去，盖在总理的腿和膝部。
周恩来停下手中的笔，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