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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楼是有名的乐天派,走到哪里哪里有笑声。他们说说笑笑地走近总理时,猛听一声喝问:
“你们学过步兵条例没有?”
笑语声夏然而止。将军们发现总理面色冷峻,立刻都屏声禁气,就地立正站好,恢复了典型的军人姿态。
“步兵条例里哪一条规定,总理没有走,你们就可以走了?你们当将军能这样?在部队里,首长没有走,下边全走了,行吗?”
机场上静悄悄,将军们再没人去想看球的事了,只剩了应付眼前的挨批。
“客人还没走,机场已经没人了,人家会怎么想?你们是不是不懂外交礼节?那好,我来给你们上课。”总理声音不高不低,讲话不紧不忙,就那么讲起了基本的尽人皆知的外交礼节:“按外交礼仪,主人不但要送外宾登机,还要静候飞机起飞,飞机起飞后也不能离开,因为飞机还要在机场上空绕圈,要摆动机翼……”
刘亚楼是空军司令员,他能不明白这种礼仪?罗瑞卿等高级将领参加外事活动都很多,也全明白,但现在总理不厌其详不厌其烦地亲自讲,反复讲,他们也只能老老实实地反复听。
总理讲了足有15分钟,才缓缓拾腕看一眼表,缓缓说:“我知道你们是着急想看足球赛,我叫住你们,给你们讲这些你们早就知道的道理。我讲15分钟,为什么?就是要让你们少看点球赛才能印象深一些。好吧,现在咱们一起去吧,还能看半场球。”
总理就用这种少看半场球的办法,“惩罚”了失礼的将军们,使将军们都留下了深刻印象。大家说起这件事都是笑,没人气,但也再没人发生失礼的现象。
类似的还有一次很典型。就是总理在怀仁堂宴请印度总理尼赫鲁。两国政府首脑举起酒杯,正往一起碰呢,忽然断电了,怀仁堂顿时一片漆黑。
事后有人开迷信玩笑,说中印关系后来发生紧张,有一段黑暗,这次断电就是预兆。
玩笑归玩笑,灯又亮起来后,两国总理还是碰响了杯,宴会继续进行。总理从容大度,不露声色,好象什么事也不曾发生一样。
但我心中有底。这样重大场合,出这么大“洋相”,总理心里肯定有气,宴会后肯定要追究,好戏还在后头呢……
可是,宴会结束后,总理根本没提断电的事,回来西花厅,照样批阅文件,好象已经忘掉了这件事。
我们都感慨,一向严格细致的总理这次怎么了?泰然处之,完全无所谓,这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例外。
当我们也把这件事丢在了脑后时,没想到,凌晨3点钟总理突然停止了工作,命令我们立刻发通知,把外交部、中央办公厅、北京市电力局等部门的负责人都叫来开会,一刻也不许耽搁。
这些部门的领导人在急促的电话铃声和总理办公室的紧急通知声中,纷纷爬出热被窝,冷水擦脸,仍然哈欠不断,全身难受地赶来西花厅。王炳南还以为国际上发生了什么大事,刚问半句,总理已经严肃责问:“中南海怀仁堂的电力都没有保证,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个环节上?”
大家面面相觑,这才明白深夜惊梦的原因。
总理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追查原因,一个人一个人地追究责任,根据责任大小作出不同的批评,并一道研究杜绝此类事件重新发生的措施。
记得追到亚洲司司长陈家康时,总理问:“你是亚洲司司长,这个事你怎么解释?”
当时会场气氛一直很严肃。印度在亚洲、总理问亚洲司司长不能说没理由。但陈家康又能承担什么责任啊!他说:“总理啊,我们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哪。亚洲司管与印度的关系,可管不了电灯啊。”
一句话说得总理笑了,大家也都跟着笑了,气氛才缓和下来。总理看看大家,又不无几分得意地看看窗外;窗外的天空已经发亮了。
“你们没少打哈欠,知道吗?我有意在这个时候把你们找来。”总理惩戒性地用指头在空中敲敲,像敲打那些缺少睡眠的脑壳:“是要让你们印象深一些。你们是从被窝里爬出来的吧?”
这一来,大家不由得都笑起来;有的苦笑,有的捧腹大笑,一夜的疲劳全消失了,留在脑子里的只剩下总理不乏严肃的笑容和对这次事件的深刻教训。
六个办公室
国内国外许多有名有影响的人都著文说:“无疑,周恩来是这个世界上工作最忙,工作最多的一个人。”
跟随总理几十年,我最强烈的感受也是这一点。工作忙主要体现着他的奉献精神,而工作做得多,则不但体现了奉献精神,同时也体现出他过人的聪明才智。
总理忘我工作的文章人们写过很多很多,我不想重复。我只想讲讲总理的“六个办公室”。不要误会这“六个办公室”是西花厅、人大会堂、钓鱼台、新6所等等不同地点都有总理办公的地方。我要讲的六个办公室,是我们身边工作人员根据总理的生活及工作规律,自己总结出的六个“办公室”。
被我们称为总理的“第一办公室”的,是厕所。建国后叫得文明些,是卫生间。
总理的生活规律:睡觉醒来,第一件事就是上厕所。他是两眼一睁就开始工作的人,所以厕所就成了他的第一办公室。就我所见,早在1940年,从我调到他身边开始,就发现是这样。
那时在重庆,没有坐式马桶,“第一办公室”的条件很简陋。我们在房东的菜园子里,距住房10米左右搭个小棚子,在棚子下挖个地坑,再垫两块蹲坑时脚踏的砖,这就是“第一办公室”的全部建筑和设施了。周恩来起床后,抓起报纸和临睡前准备待办的文件就直奔厕所,也就是第一办公室。他在坑上一蹲好,开始解手也就开始了办公。
总理解手时间比较长,不像有人能3分钟“解决战斗”。总理快则半小时,慢则一个多小时,这么长的时间若不办公,一生将损失多少?所以他进厕所时总要带很多报纸和文件。在“第一办公室”里办公的时间长短,取决于解手时间长短;同样的,解手时间长短,有时也取决于公事办完投办完。
有些人把上厕所叫去1号,而我们这些人,特别是部队和机关里一些同志,把上厕所叫作“办公事”。典故就出在周思来这里。
周恩来在解手时办公事,也是有个顺序:先处理那些急件急电,然后看报纸。有时边看报纸还要边听秘书及工作人员的汇报,并同时作出各种指示。一般看完报纸或没看完报纸,解手就已经完成了。偶尔报纸看完了,解手还没“完全彻底”,那就按轻重缓急继续批阅文件。
记得我刚调周思来身边任警卫时,由于同时来了不少人,所以他并没直接同我个别谈话,就由延安出发了。到重庆后,我去“第一办公室”报告事情,才作了个别谈话。
“你是叫何树英吧?”
“是的,周副主席。”
“原来在哪个部队?”
“385旅。”
“噢,你是四方面军的。”
我有些不自在。四方面军出了个张国焘,搞得我们都好象比别人差了点什么。
周恩来像是看出我的心思,笑着说:“四方面军就是张国焘不好,广大指战员还是好的么,中央是信任的。张国焘这个人不会打仗,又指挥得很具体,连营一级都要去插手。”周恩来讲到这里摇摇头,然后对我说:“欢迎你到我这里工作。”
他没有因为我是四方面军出来的而不信任,留我在身边,不久又提我担任他的副官,建国后又先后任他的机要秘书和卫士长。
进城后,“第一办公室”的条件得到改善。过去蹲坑式,周恩来办完公事,站起来半天迈不了步,腿蹲麻了。进城后改为坐式马桶,坐时间长了虽然还会腿麻,毕竟比蹲着要舒服省力,办公效率也提高很多。
由于夺得了政权,周恩来必须总理整个国家,所以进城后比战争年代不但不轻松,反而更忙了。需要在“第一办公室”里处理的事情也比过去复杂,比过去多。
总理如果是凌晨3点上床,那么7点多便起床了。当然,并非总能这样规律地睡眠,睡眠问题后面专门谈;他起床后,带报纸、文件、大参考直奔“第一办公室”,在厕所马桶上一坐,一天的工作便开始了。
我们秘书都十分重视这一小时左右的办公时间。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天之计在于晨么。为这一小时的办公时间,我们秘书都是预先有准备和协商的。
首先,我们秘书将各自负责的急件拿出来,“争夺市场”,谁先送谁后送,要争一争,排排顺序。往往是那些立即需要批办的电报放在前面。这么大的国家,总理只要睡下3、4小时,就会发生一些急事要办,何况还有国际风云,瞬息万变;何况地球是圆的,我们是黑夜,那半个球正是白天;战争、谈判、大选、政变、地震、水灾、空难、车祸,没有一分钟清闲。这一切都连着总理的“第一办公室”,要在坐马桶之时就加以处理和决策。
总理前脚进“第一办公室”,我们后脚便跟入,环立他左右,将急电、急件、急需批转的报告,按轻重和事先协商的顺序呈递上去。总理这时处于高度兴奋状态,他的办公效率是超人而又惊人的,但凡见过总理办公的人,无论你自己本身也是怎样的超群,怎样的出类拔萃,都不得不拜服在总理之下,叹为观止。
我们常说;总理有3个脑子同时工作,彼此通气又决不紊乱。世人可能难以置信,但有条件者可以随便问总理哪个秘书;他们无不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
具体些说,总理是同时进行三项工作。他的眼睛在看电报、文件,并且不时在上面作出批示;他的耳朵同时在听我们的汇报,这个汇报往往与他批阅的文电毫无关系,因为有些电话请示及我们总结出的问题是常需口头汇报的,该汇报而没汇报就要挨批评;在我们汇报的同时,总理还会不时将自己夜里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