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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都决定于“最后一个劳动小时”；而安德鲁·尤尔博士则又证明，如果不是把童工和不满18岁的青工在工厂的温暖而纯洁的道德气氛里关上整整12小时，而是提早“一小时”把他们赶到冷酷无情、放荡不羁的外界去，他们就会因懒惰和邪恶而使灵魂不能得救。从1848年起，工厂视察员在半年一次的《报告》中一直拿“最后的”、“致命的一小时”来嘲弄工厂主。例如，豪威耳先生在1855年5月31日的工厂视察报告中说：“假如下面这种巧妙的计算＜他引证西尼耳＞是正确的，联合王国的所有棉纺织厂从1850年起就已经赔本了。”（《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1855年4月30日为止的半年》第19、20页）当1848年议会通过十小时工作日法案时，分散在多尔塞持和索美塞特两郡交界处的农村麻纺厂的工厂主们，强迫一些正规工人接受一份反对这项法案的请愿书，请愿书中有这样的话：“我们这些向你们请愿的人，作为父母，认为增加一小时闲荡的时间，结果只会使我们的孩子道德败坏，因为懒惰是万恶之源。”关于这一点，1848年10月31日的工厂视察员报告指出：“在这些敦厚善良的父母们的子女做工的麻纺厂里，空气中充满着原料的尘埃和碎屑，即使只在纺纱车间呆上10分钟，也会感到非常难受，因为眼睛、耳朵、鼻孔、嘴巴里会立刻塞满亚麻的碎屑，根本无法躲避，这不能不使你感到极度的痛苦。同时，由于机器飞速地转动，这种劳动本身需要全神贯注，需要一刻不停地运用技巧和动作，这些儿童在这样的空气里除了吃饭时间外整整劳动10小时，现在还要他们的父母说自己的子女‘懒惰’，这未免太残酷了……这些儿童的劳动时间比附近农村里雇工的劳动时间还要长……所谓‘懒惰和邪恶’这种无情的胡说必须斥之为十足的假仁假义和最无耻的伪善……大约在十二年以前，当有人在最高权威的批准下，十分自信地、郑重其事地公开宣布工厂主的全部‘纯利润’来源于‘最后一小时’劳动，从而工作日缩短一小时就会消灭纯利润的时候，一部分公众曾对这种自信程度感到惊讶；而现在，当这部分公众看到下面的事实时恐怕会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这就是：关于充满善行的‘最后一小时’的原始发现，从那时以来已经大大完善，不仅包括‘利润’，而且还包括‘道德’；因此，如果儿童的劳动时间减为整整10小时，儿童的道德会和他们的雇主的纯利润一道化为乌有，因为二者都取决于这最后的致命的一小时。”（《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年10月31日》第101页）接着，这份工厂视察员报告举出了一些实例，说明这些工厂主先生的“道德”和“善行”，说明他们怎样施用阴谋、诡计、利诱、威胁、伪造等手段，迫使少数完全不会反抗的工人在这种请愿书上签名，然后把这种请愿书冒充整个产业部门和整个郡的请愿书提交议会。——无论是后来热心拥护工厂立法而值得赞扬的西尼耳本人，还是先后反对他的人，都不知道怎样说明这一“原始发现”的错误结论。这个事实最能说明所谓经济“科学”的现状。他们只是诉诸实际经验。而理由和原因仍然是秘密。现代庸俗经济学仍然如此，只是有时候连实际经验也不诉诸了。好在今天的现状是，真正的“经济科学”已经能够明确地与“经济学”区分开了。参见本网页“经济科学与经济学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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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们的“最后一小时”真的敲响的时候，请你们想起牛津的这位教授吧。好了，但愿在一个更美好的世界里再同诸位相会。再见！【这位教授先生总算从这次曼彻斯特的旅行中得到了一些好处！在《关于工厂法的书信》中，全部纯利润，即“利润”、“利息”和甚至“更多的东西”取决于工人的一小时无酬劳动！而在一年前，西尼耳在他那本为牛律的大学生和有教养的庸人写的《政治经济学大纲》一书中，还反对李嘉图提出的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的论点，“发现”利润来源于资本家的劳动，利息来源于资本家的禁欲主义。这一观点，仍然是现代庸俗经济学的至宝。牛津大学真不愧是现代庸俗经济学的风水宝地，不仅为英国出产现代庸俗经济学的教授，也为中国出产这样的教授。】…… 西尼耳1836年发现的“最后一小时”这个信号，在1848年4月15日，又被经济学界的一位大官老爷詹姆斯·威尔逊在伦敦《经济学家》杂志上重新吹奏起来，以反对十小时工作日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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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剩余产品
我们把代表剩余价值的那部分产品（在第2节举的例子中，是20磅棉纱的1/10或2磅棉纱）称为剩余产品。决定剩余价值率的，不是剩余价值同资本总额的比率，而是剩余价值同资本的可变部分的比率，同样，决定剩余产品的水平的，也不是剩余产品同总产品的其余部分的比率，而是剩余产品同代表必要劳动的那部分产品的比率。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决定的目的，同样，富的程度不是由产品的绝对量来计量，而是由剩余产品的相对量来计量。【“对于一个拥有20000镑资本，每年获得利润2000镑的人来说，只要他的利润不低于2000镑，不管他的资本是雇100个工人还是雇1000个工人，不管生产的商品是卖10000镑还是卖20000镑，都是一样的。一个国家的实际利益不也是这样吗？只要这个国家的实际纯收入，它的地租和利润不变，这个国家的人口有1000万还是有1200万，都是无关紧要的。”（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416页）早在李嘉图之前，有一位剩余产品的狂热的崇拜者阿瑟·杨格——他还是一个喜欢空谈而缺乏批判精神的作家，他的名声和他的功绩适成反比——就曾说过：“在一个现代王国里，如果象古罗马那样把整个省区的土地分给独立的小农耕种，即使他们耕种得很好，又有什么用呢？除了繁殖人口别无其他目的，而人口繁殖本身是最没有用处的”（阿瑟·杨格《政治算术》1774年伦敦版第47页）。注的补充：奇怪的是，“有一种强烈的倾向，把纯收入说成是对工人阶级有利的……但是很明显，它之所以有利，并不因为它是纯的”（托·霍普金斯《论地租》1828年伦敦版第126页）。】
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和，工人生产他的劳动力的补偿价值和生产剩余价值的时间之和，构成他的劳动时间的绝对量——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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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工 作 日
1、工作日的界限
我们已经假定劳动力是按照它的价值买卖的。它的价值，和其他各种商品的价值一样，是由生产它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因此，如果工人平均一天生活资料的生产需要6小时，那末工人平均每天就要劳动6小时来逐日生产他的劳动力，或者说，再生产出他出卖劳动力得到的价值。这样，他的工作日的必要部分就是6小时，因而，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是一个一定量。但是由此还不能确定工作日本身的量。
我们用a——————b线表示必要劳动时间的持续或长度，假定是6小时。再假定劳动分别超过ab线1小时、3小时、6小时不等，我们就得到3条不同的线：
工作日I 工作日II
a——————b—c a——————b———c
工作日III
a——————b——————c
这3条线表示三种不同的工作日：七小时工作日、九小时工作日和十二小时工作日。延长线bc表示剩余劳动的长度。因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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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等于ab＋bc，即ac，所以它随着变量bc一同变化。因为ab是已定的，所以bc与ab之比总是可以计算出来的。它在工作日I中是1/6，在工作日II中是3/6，在工作日III中是6/6。又因为剩余劳动时间/必要劳动时间这个比率决定剩余价值率，所以已知这两段线之比，就可以知道剩余价值率。就上述三种不同的工作日来说，剩余价值率分别等于16 2/3％、50％和100％。相反，仅仅知道剩余价值率，却不能断定工作日的长度。例如，假定剩余价值率是100％，可是工作日可以是8小时、10小时、12小时等等。这个剩余价值率只表明工作日的两个组成部分即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是同样大的，但并不表明每一部分各有多大。
所以，工作日不是一个不变量，而是一个可变量。它的一部分固然是由不断再生产工人本身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的，但是它的总长度随着剩余劳动的长度或持续时间而变化。因此，工作日是可以确定的，但是它本身是不定的。
另一方面，工作日虽然不是固定的量，而是流动的量，但是它只能在一定的界限内变动。不过它的最低界限是无法确定的。当然，假定延长线bc或剩余劳动=0，我们就得出一个最低界限，即工人为维持自身而在一天当中必须从事必要劳动的那部分时间。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必要劳动始终只能是工人的工作日的一部分，因此，工作日决不会缩短到这个最低限度。可是工作日有一个最高界限。它不能延长到超出某个一定的界限。这个最高界限取决于两点。第一是劳动力的身体界限。人在一个24小时的自然日内只能支出一定量的生命力。正象一匹马天天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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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每天也只能干8小时。这种力每天必须有一部分时间休息、睡觉，人还必须有一部分时间满足身体的其他需要，如吃饭、盥洗、穿衣等等。除了这种纯粹身体的界限之外，工作日的延长还碰到道德界限。工人必须有时间满足精神的和社会的需要，这种需要的范围和数量由一般的文化状况决定。因此，工作日是在身体界限和社会界限之内变动的。但是这两个界限都有极大的伸缩性，有极大的变动余地。例如我们看到有8小时、10小时、12小时、14小时、16小时、18小时的工作日，也就是有各种各样长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