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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主义积累中，仍然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由于过去的一系列生产期间进行积累的结果，IIc不仅与I（v＋m）相等，而且甚至大于I（v＋m）。这就是说，第II部类的生产过剩了，而这只有通过一次大崩溃才能恢复平衡，其结果是资本由第II部类转移到第I部类。——如果第II部类自己再生产一部分不变资本，例如在农业中使用自己生产的种子，那也不会改变I（v＋m）和IIc的关系。在第I部类和第II部类之间的交换中，IIc的这个部分和Ic一样，无需加以考察。如果第II部类的产品有一部分可以作为生产资料进入第I部类，那也不会改变问题的实质。这部分产品就会和第I部类提供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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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生产资料互相抵销，如果我们愿意对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者和消费资料的生产者）之间的交换进行纯粹的、不受干扰的考察，那末应该从一开始就把这个部分从双方都扣除。
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中，I（v＋m）不能与IIc相等；或者说，二者不能在交换时互相抵销。如果Im/x是Im中作为第I部类资本家的收入花掉的部分，那末，I（v＋m/x）就可以等于、大于或小于IIc；但是，I（v＋m/x）必须总是小于II（c＋m），其差额就是第II部类的资本家在IIm中无论如何必须由自己消费的部分。约束条件。
应该指出，在关于积累的这个阐述中，就不变资本是在它参与下生产的商品资本的一部分价值来说，不变资本的价值没有得到精确的说明。新积累的不变资本的固定部分，只是逐渐地、周期地、按照这些固定要素的不同性质而以不同的程度加入商品资本的；因此，在原料和半成品等等大量进入商品生产时，商品资本的很大一部分是由流动的不变组成部分和可变资本这二者的补偿构成的。（鉴于流动组成部分的周转，象以上这样阐述是可以的；因此，可以假定，在一年之内，流动部分以及由固定资本转给它的那部分价值周转十分频繁，以致所提供的商品的总额，在价值上和进入年生产的总资本相等。）但在机器生产上只用辅助材料而不用原料的地方，劳动要素v就必然会作为商品资本的较大的组成部分再现。在计算利润率时，剩余价值是按总资本计算的，与固定组成部分周期地转移到产品中去的价值的多少无关。但是，对周期地生产的每个商品资本的价值来说，只是按照不变资本的固定部分由于消耗而把价值平均转移到产品本身中去的程度，把不变资本的固定部分计算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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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补充说明
对第II部类来说，原始的货币源泉是第I部类金生产者用来和IIc的一部分进行交换的v＋m。只有在金生产者积累剩余价值或把它转化为第I部类的生产资料，从而扩大他的生产时，他的v＋m才不会进入第II部类。另一方面，只有金生产者自己这方面的货币积累最终导致扩大再生产，金生产中不是用作收入而是用作金生产者的追加可变资本的那部分剩余价值，才进入第II部类，在那里形成新的贮藏货币，或提供新的手段，使它能向第I部类购买，而不需要直接再向第I部类出售。从来源于金生产的I（v＋m）的货币中，要扣除一部分金，用作第II部类的某些生产部门所需要的原料等等，总之，用作它们的不变资本的补偿要素。为了将来扩大再生产，在第I部类和第II部类之间的交换中，会在以下场合出现暂时形成的货币贮藏的要素：对第I部类来说，是在这种场合，即Im的一部分单方面地、没有相应的购买而卖给第II部类，并且在那里作为第II部类的追加不变资本发挥作用；对第II部类来说，是在这种场合，即第I部类方面为了取得追加的可变资本，也这样做；其次，是在这种场合，即第I部类作为收入花掉的那部分剩余价值不能和IIc互相抵销，以致IIm有一部分被人买去，转化为货币。如果I（v＋m/x）大于IIc，IIc为了它的简单再生产，就不需要再用第I部类的商品，来补偿IIm中已经被第I部类消费的部分。问题在于，在第II部类各个资本家之间的交换中，——这种交换只能是IIm的互相交换，——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形成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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贮藏？我们知道，第II部类内部之所以有直接的积累，是由于IIm的一部分直接转化为可变资本（正如第I部类内部之所以有直接的积累，是由于Im的一部分直接转化为不变资本）。只要指出，第II部类的不同生产部门内部的积累，以及每个单个生产部门中的每个单个资本家的积累，都是处于不同的阶段，这个问题就已经可以得到说明了，如果作相应的变动，这也完全适用于第I部类。一方面还处在货币贮藏、只卖不买的阶段，另一方面却已经处在实际扩大再生产、只买不卖的阶段。诚然，追加的可变货币资本首先是投在追加的劳动力上；但是这种劳动力向那些从事货币贮藏，持有追加的、供工人消费的消费资料的人购买生活资料。同这些人的货币贮藏相适应，货币不会从他们手里回到它的起点，他们会把货币积累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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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卷 序言
我终于把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的第三卷，理论部分的终结，交给读者了。当1885年第二卷出版的时候，我曾以为，第三卷的困难大概只是技术性的，当然，某些极为重要的章节是例外。实际上情况也是这样；但我当时没有想到，正是全书这些最重要的章节会给我造成这么多的困难，同样也没有想到，还有其他一些障碍会如此严重地拖延本书的付排。
首先而且主要妨碍我的，是长期视力衰退，因此，我多年来不得不把写作时间限制到最低限度，直到现在，我在灯光下写东西也只是很偶尔的事情。此外，还有一些别的无法推卸的工作，如马克思和我本人以前各种著作的重新出版和翻译，就是说要订正、作序、增补等等，而这些工作没有新的研究是往往不可能进行的。首先要提到的是第一卷英文版，我对这个版本的文字担负了最后审核的责任，所以它占了我许多时间。谁要是稍为注意一下最近十年国际社会主义文献的巨大增长，特别是马克思和我以前的著作的译本的数量，他就会同意我下面的看法：我很庆幸自己只能在有限的几种文字上对译者有所帮助，因而只能在有限的几种文字上不容推卸校订的责任。但是文献的增加不过是国际工人运动本身相应发展的一个象征。而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又赋予我新的责任。从我们开始公开活动的那些日子起，各国的社会主义者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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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本国进行的运动之间的联络工作，大部分落到马克思和我身上；这项工作随着整个运动的壮大而相应地增加了。但在马克思去世以前，这方面的工作主要由马克思担负，在他去世以后，这种不断增加的工作就落到我一个人身上了。不过在此期间，各国工人政党互相间的直接交往已经成为常规，而且值得庆幸的是，情况越来越是这样；虽然如此，从我的理论工作考虑，人们要求我给予的帮助还是太多了。但是谁要是象我这样五十多年来一直在这个运动中从事活动，他就会把由此产生的各项工作看作一种义不容辞的、必须立即履行的义务。在我们这个动荡不定的时代，也象十六世纪一样，在公共利益的范围内，只是在反动派方面还有单纯的理论家，正因为如此，这些先生们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理论家，而只是反动派的辩护士。这些先生们在今天就是西方经济学家和他们在中国的追随者——现代庸俗经济学家及其门徒。
我住在伦敦，进行这种党的交往，在冬季主要是靠通信，在夏季大部分是靠面谈。由于这个缘故，并且由于我必须注视着运动在日益增多的国家中的发展以及增加得更快的机关报刊的情况，所以，凡是不容中断的工作都只好到冬天，特别是一年的最初三个月去完成。一个人过了七十岁，大脑中的迈内尔特联想纤维工作起来迟钝得令人讨厌，要克服困难的理论工作上的中断造成的影响，再也不象以前那样容易那样迅速了。因此，一个冬天的工作要是没有完成，到下一个冬天很大部分只好重新做起。这种情况，特别发生在困难最多的第五篇。
读者从下面的叙述将会知道，本卷的编辑工作根本不同于第二卷。第三卷只有一个初稿，而且极不完全。每一篇的开端通常都相当细心地撰写过，甚至文字多半也经过推敲。但是越往下，文稿就越是带有草稿性质，越不完全，越是离开本题谈论那些在研究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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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出现的、其最终位置尚待以后安排的枝节问题，句子也由于是按照当时产生的思想写下来的，就越长，越复杂。在许多地方，笔迹和叙述非常清楚地显露出，作者由于工作过度而得的病发作了，并且逐渐加重；这种情况起先使他独自进行工作越来越困难，最后竟时常使他的工作完全无法进行。这并不奇怪。在1863年和1867年之间，马克思不仅已经为《资本论》后两卷写成了初稿，把第一卷整理好准备付印，而且还为国际工人协会的创立和扩大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由于这个原因，他的病在1864年和1865年就显出严重的症状，使他不能亲手完成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工作。
我的工作首先是按照原文把全部手稿口授一遍，弄出一个易读的抄本；这个手稿的原文，甚至我也往往费很大劲才能辨认。这件事就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抄完以后，才能开始真正的编辑工作。我把这种编辑工作限制在最必要的范围之内。凡是意义明白的地方，我总是尽可能保持初稿的性质。个别重复的地方，我也没有划去，因为在那些地方，象马克思通常所做的那样，都是从不同的角度论述同一问题，或至少是用不同的说法阐明同一问题。在我所作的改动或增补已经超出单纯编辑的范围的地方，或在我必须利用马克思提供的实际材料，哪怕尽可能按照马克思的精神而自行得出结论的地方，我都用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