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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薛元清也要抛开市委闹独立，市政府的许多决策不仅不向市委打招呼，连人大也绕着走，长此以往怕是要走李国藩的老路。
想到这儿，魏书记的额头沁出了汗，他觉得应该找薛元清好好谈谈了。想当初，自己若能常找李国藩、张国昌好好谈谈，两员干将不至于走向绝路。
薛元清对魏正隆的掣肘非常不满，他觉得魏正隆虽然口碑好，但是自己年龄上占优势，取而代之是早晚的事，眼下最重要的是组建经营好自己的圈子，上下其手，形成自己的资本和势力。政治家的根本是自己的队伍和势力，作为一个想有所作为的政治家，必须在此方面花费心血，这样才能有实现自己理想的本钱。
东州权力的核心决不能由魏正隆打着党的旗号一个人把持，这一点薛元清极为清醒和警觉，但是魏正隆是一个极难对付的对手，这个人政治经验太丰富，简直就是一个十足的，又臭又硬，强横得不给对手留下任何余地，和这样的对手打交道必须伺机等待，一旦时机成熟必须痛下重手，否则只能在这种人手下永远委曲求全，这是薛元清绝对不能接受的。因为对于政治家来说，东州是一个出政绩的绝佳的政治舞台，也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政治机会。
此时的薛元清正在招商引资大会上面对众多记者，展示着自己的远大理想。
“薛市长，您希望通过政府规划，把东州建设得像华盛顿，还是像纽约？像上海，还是像北京？”一位记者问。
“我希望东州既不像华盛顿，也不像纽约；既不像上海，也不像北京。东州的文化是独特的。没有卢浮宫，巴黎是什么？没有音乐，维也纳是什么？所以东州就是东州，东州是独一无二的。”薛元清神采飞扬地说。
“那么东州的优势是什么？”记者又问。
“‘经营城市’的理念是我们最大的优势。‘经营城市’的新理念是我就任东州市长后提出来并积极倡导的，国企是国有资产，城市本身也是国有资产。政府挣钱，不仅可以通过征收企业的税收，也可以通过经营城市使财政增收。企业可以由董事长和总经理来管，而城市只能由市长来管，如果市长的兴趣不在城市而只在企业，这个城市就会因疏于管理而荒废。脏乱差的城市，以经济眼光来看，就意味着悄悄地贬值，也就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市长不管企业，还有董事长和总经理；市长如果不管城市，城市就无人去管。”
薛元清的讲话很具煽动性，他作秀的本领一点都不比李国藩差。
我记得在一次经济研讨会上，李国藩和张国昌邀请了二十几名东州市人民政府经济顾问，在会上李市长和张副市长大谈东州经济GDP的增长，当时李国藩的本意是想通过这次作秀让这些经济顾问们对自己在东州的政绩在理论上拔拔高，没想到却遭到了批评。
一位姓郑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严肃指出了东州经济与生态发展之间的矛盾，指出增长也要讲道德；另一位姓王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的观点更为直接，他说，增长和发展并不是内涵完全重叠的概念。东州市决策层对这一点的认识有误区，总认为经济增长是硬道理，认为增长了就是发展了。其实，根据发展的类型，有的是“高增长、高发展”，有的是“高增长、低发展”，也有的是“高增长、无发展”。东州市一定要警惕走入“高增长、低发展”的怪圈，落入“有增长而无发展”的陷阱。
两位院士对东州的发展提出了批评，这使李国藩的心里很不舒服。最后，张国昌说，各位对市政府还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各位都是专家院士，是东州市最大的财富，有什么要求我们都尽量满足。
郑院士和王院士提出了一个要求让李市长和张副市长很为难。他们说，能不能给东州市的院士“市长级待遇”。
我没想到两位院士还有这种官本位思想，科学的最大悲哀就是给有成就的科学家戴上一顶乌纱帽。不过，我看得出，如果选这两位院士当市长，他们会义无反顾地抛弃得之不易的院士头衔。这是不是科学制度的悲哀。
这件事让我认真地思考了市长都有什么待遇，答案是：一个不腐败的市长只是人民公仆，没有什么特殊的待遇；一个腐败的市长自认为是人民的父母官，那他要什么待遇就有什么待遇。
如果官员把权力看成是公众的，就会运用权力造福社会；如果官员把权力看做是实现自我价值用于自我享受的工具，就会危害社会和人民的利益。
现实生活很难证明，想当官的人都是出于为社会服务的目的。理性的社会学者更愿意把职业和人生道路的选择当作人生方式来考察。既然是投资，每个理性的投资者都会考虑以最少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利润。
我不愿意去想官场上的那些闹剧，又抑制不住自己的思想。是啊，如果市长没有待遇，为什么院士都那么羡慕，而如今的现实，又有多少人羡慕院士呢？
8、选择
我在大学时是很想当一名受人尊敬的院士的，不知为什么鬼使神差地从了政。可能自己是学生会干部的缘故，我大学二年级就担任了系学生会主席。
我是学生物的，生物包括动物、植物和微生物。在我看来，人不过是有思想、会说话的动物，因为动物也有自己的情感世界。最起码无论动物、植物和微生物都懂得传宗接代，它们只有在需要传宗接代时才发情。而人在传宗接代的基础上，已经熟练地掌握了优生优育，这一点让人的性要求相对于动物、植物和微生物来说更精神化了。
我每天在实验室里解剖着各种动物，分类着各种植物，培养着各种微生物，畅想着二十一世纪就是生物世纪的美好梦想，一口气读完了研究生。
快毕业分配时，研究生部王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
“雷默，省政协副主席、省委讲师团团长马奇到我们学校选人，马团长要一个学经济的，我推荐了你。”王主任慈祥地说。
“王主任，为什么推荐我？人家要学经济的，我可是学生物的。”我不解地问。
“我了解那几个学经济的，我怕他们给我们学校掉价。”王主任毫不掩饰地说。
于是我就在研究生部的小会议室里见到了马副主席。马副主席听说我是理科的学生，就问我，《自然辩证法》是怎样的一本书？
“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写作虽然没有完成，但这是恩格斯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对当代自然科学的各种结论作了科学的概括。一九二五年这部遗著以手稿和笔记的形式出版，不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它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以及革命和建设的实践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口若悬河地说。
很显然，我的回答令马奇同志很惊诧，他没想到一个学生物的也这么懂《自然辩证法》。 “你能知道恩格斯对《自然辩证法》的写作没有完成就很不简单。”马奇同志赞赏地说。 “《自然辩证法》一书中研究了力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各种运动形式的辩证关系。这在生物学研究中有着充分的体现。”我继续补充道。
马奇同志很愿意跟我谈话。“想不想从政啊？”他和蔼地问。
“想过，但只是想想而已。讲师团是干什么的？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给领导干部讲马列主义，听课的可都是大干部。你愿不愿意去呀？”马奇同志解释说。
我笑了笑，未置可否。
离毕业还有两三个月，我的当务之急是论文答辩。我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一个星期后，研究生部主任又通知我，让我去省委讲师团一趟，几位副团长要见见我。
我惴惴不安地来到省委，在收发室登了记。收发室的工作人员往里打了电话，同意我进去。我走进省委大楼。这是一座苏式建筑，楼的举架很高，但窗户很窄。
我走在幽深的铺着红地毯的走廊里，感觉到一种无形的森严和神秘，心里有些发慌。几位副团长在一个小会议室接待了我。马奇同志今天没在。
“雷默，马奇同志介绍了你的情况，我们不太相信，想再考核考核。”一位副团长说。 他们让我谈一谈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我来之前多了个心眼儿，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几本著作我都翻了翻。
“这本书讨论了三个方面的问题：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我毫不犹豫地回答。 其实我对这本书也就知道这些。几位副团长对我能回答这三部分就很满意。
“你的专业生态学是怎样一门学科？”他们继续问。
“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其环境之间关系的科学，人作为一种高级生物，研究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就上升到哲学问题，因此，生态学与哲学之间是相通的。”既然问到了我的专业，我就极尽发挥之能事。
在攀谈了半个小时以后，一位副团长说：“很好，你回去等信儿吧。”
我离开省委大院时，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毕业论文答辩后，我从《东州日报》上看到一则招聘信息，东州市政府研究室招聘三名工作人员，其中要一名学生态的。我一看与我的专业有关，便毅然决然地报了名。
考试那天早上，由于着急参加考试，骑自行车闯了红灯，我心想，坏了，警察要是扣我的车就耽误事了。
警察一过来，我就满脸堆笑地说好话。也是老天爷成全我，警察那天的心情不错。他说：“你怎么回事儿？下次注意，走吧。”我喜出望外地骑上自行车就消失了。
考试很顺利，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当时的分配原则叫双向选择。省委讲师团一事我已抛在脑后。
市政府研究室通知我上班，上班的第一天就参加了市政府机关运动会。开幕式上，研究室方队人人拿了一把羽毛扇，好像人人都是诸葛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