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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站搬迁了。气象站升级了，新的设备测出来的结果也许比以前高，也许比以前低。设备出故障了，你得决定是不是要扔掉某些数据，你很可能把气温记录放在一起，并对它们进行评价，这些要求你也要应付。偏见就是这样形成的。很可能是这样形成的。”
“很可能？”
“你不知道，”詹尼弗说，“只要你是让一组人来做这些工作，就有产生偏见的危险。如果一组人做了一个模型，对它进行测试并对结果进行分析，那么那些结果就是有危险的。就是这样。”
“这么说，那些气温数据没有用了吗？”
“这些气温数据值得怀疑，一个像样的律师会撕掉这些数据。为他们辩护，我们要做的是——”
突然，摄像师起身离开了房间。詹尼弗把手放在他的手臂上。“别担心，他们拍的镜头没有声音。我不过是想使这个讨论显得活泼一些。”
“我觉得我很傻。”
“你看起来根棒。这对上电视来说是重要的。”
“不，”他把身子向她靠近了一些，说道，“我的意思是，我回答问题时，心口不一。我在，唉……我在问一些……对许多问题我都改变了想法。”
“真的吗？”
“是的，”他平静地说，“比如说那些温度曲线图。他们提出了一些明显的关于全球变暖的正确性的问题。”
她慢慢地点了点头。眼睛紧紧地盯着他。
他说：“你也这样想吗？”
她又点了点头。
像以前一样，他们在同一家墨西哥餐馆吃午饭。跟以前一样，餐馆几乎是空的；同样是那些索尼电影编辑坐在角落的一张桌边谈笑风生。埃文斯想，他们一定每天都来这儿。
可是不知怎么的，今天的情形不一样，不仅仅是因为他浑身疼痛，而目还因为非常困，随时都可能睡着。埃文斯感到自己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不同了。
詹尼弗安静地吃着饭，没怎么说话。埃文斯觉得她是在等他开口。
过了好一会儿，他说：“你知道，‘全球变暖不是一种真正的现象’的说法真是荒唐。”
“是很荒唐。”她点了点头说。
“我是说，全世界的人都相信。可是在法庭上，我们只能考虑陪审团。辩方要与陪审团辩论。”
“你指的是你跟我说过的那些例子吗？”
“噢，还有更糟糕的，我们希望辩护律师这样辩论：陪审团的女士们先生们，各位都听说过这样的断言：由于大气层中二氧化碳以及其他温室气体的增加，引发了所谓的‘全球变暖’现象。但是你们不知道，二氧化碳只增加了一点点。他们会给你们看一张二氧化碳增加的曲线圈，这张曲线图看起来像珠穆朗玛峰的斜坡。然而这就是现实。二氧化碳含量由百万分之三百一十六增加到百万分之三百七十六，总共只增加了百万分之六十。整个大气层发生这样小的变化简直难以想像。我们又怎么看得见这种变化呢？”
詹尼弗向后靠了靠，太幅度地摆着手说：“接下来，他们会拿出一张图，上面是一个足球场。他们会说，把地球大气层的构成当成一个足球场。大气层的大部分是氮。这样，从球门底线开始，氮一路带着你走过七十八码处。剩下的大都是氧气，氧气又带你走到九十九码处。现在只剩下一码了。剩下的大部分是惰性氩。氩气又带你走过三点五英寸的球门线。各位，其厚度只有粉笔那么粗。那么剩下的三英寸有多少是二氧化碳呢？一英寸。这就是我们的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的含量。一个一百码足球场的一英寸。”
她突然停了一下，然后继续说道：“陪审团的女士们先生们，”她说，“现在你们知道，最近五十年来二氧化碳的增长情况。那么你们知道在我们的足球场上增加了多少吗？增加了八分之三英寸——不到一支铅笔的厚度。也许二氧化碳含量多了许多，但在我们整个大气层里，这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很小的一部分。然而别人却要你们相信，正是这小小的变化，已经把整个地球变成了一个正在变暖的危险星球了。”
埃文斯说：“可是回答很容易——”
“等一会儿，”她说，“还没完呢。首先，提出疑问。接着，提供可供选择的解释。那么，现在，他们拿出你们前面看过的纽约市的气温变化表。１８１５年以来上升了五度。他们说１８１５年纽约的人口为十二万，现在为八百万。城市人口增长了百分之六千，更别提那些摩天大楼、空调和水泥地面了。现在，我问你们，一个人口增加了百分之六千的城市变暖了，是由于世界上的二氧化碳增加了一点点呢？还是因为城市比以前大多了？”
她向后靠了靠。
“要反驳这一论点很容易，”埃文斯说，“有许多小东西起大作用的例子。扳机只是枪上的一个小东西，但足以把子弹发出去。不管怎么说，证据的优势——”
“彼得，”她摇了摇头说，“假设你是陪审团的成员，而且被问及纽约市的问题，你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是全球变暖了还是太多的水泥？你是怎么想的？”
“我想变暖可能是因为城市大了。”
“正确。”
“可是还有海平面的问题。”
“可惜的是，”她说，“瓦努图的海平面并没有明显上升。根据数据库里的资料，海平面要么是持平的，要么只不过增长了四十毫米。三十年里只涨了半英寸，几近于无。”
“说得对，”她说，“我得承认。你有关扳机的论点不错。”
“如果你不能胜诉，”埃文斯说，“你召开记者招待会又有什么意义呢？”
“感谢各位光临。”约翰·贝尔德走到办公室外面的麦克风前面说。摄影记者们的镁光灯闪烁着。“我是约翰·贝尔德。站在我旁边的这位是国家环境资源基金会主席尼古拉斯·德雷克，还有我的首席顾问詹尼弗·海恩斯以及海斯勒和布莱克律师事务所的彼得·埃文斯律师。我们代表太平洋上的岛国瓦努图联合控告美国环保署。”
彼得·埃文斯先是站在后面咬着嘴唇，心中盘算着。这个时候他没有必要露出紧张的种情。
“贫困的瓦努图人民，”贝尔德说，“受到我们这个时代最严重的环境威胁，全球变暖以及随之而来的气候突变的危险，使他们变得更加贫困。”
埃文斯回想起就在几天前，德雷克还把气候的突然变化看作是初显端倪的可能性。一个星期不到，就转化成一种确定无疑的事情了。
贝尔德用生动的语言描述了瓦努图人民如何被洪水赶出了祖祖辈辈生话的家园，他特别渲染了小孩子的悲惨遭遇，因为无情的工业巨头，本来由这些孩子继承的财产被咆哮的巨浪冲到了北方。
“今天，我们宣布起诉，是为瓦努图人民讨回公道，是一件关系到受到突发性天气威胁的整个世界未来的大事。”
接下来他开始回答大家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你们起诉的确切时间是哪一天？”
“这个问题在技术上具有复杂性，”贝尔德说，“现在，我们办公室里有四十位科学家为了我们的利益在夜以继日地工作。他们的工作完成以后，我们就会起诉。”
“你们将在哪儿起诉？”
“在洛杉矶联邦地区法院。”
“你们要求赔偿什么样的损失？”另一个人说。
“管理部门对此有什么反应？
“法庭会受理这个案子吗？”
虽然问题一个接着一个，但贝尔德在这方面是内行。埃文斯瞟了一眼詹尼弗。她站在讲台的另一边。她轻轻敲了敲手表。埃文斯点点头，然后看了看自己的手表，做了一个鬼脸，离开了讲台。詹尼弗紧跟其后。
他们从保安身边走过，走进了仓库。
埃文斯惊奇地睁大了眼睛。
《恐惧状态》作者：＇美＇ 迈克尔·克莱顿
１２ 卡尔弗城
１０月１２日，星期二
下午１时２０分
灯光调暗了一点。埃文斯早些时候看见的大多数人都走了。屋子里搬空了。家具堆了起来，文件放进了法律储存盘。搬运工们正把一个个盒子搬到推车上。
埃文斯说：“怎么了？”
“房子租期到了。”詹尼弗说。
“所以你们要搬家吗？”
“不。我们要走了。”她摇了摇头说。
“你是什么意思？”
“我是说，我们要走了，彼得。去找新的工作。不再在这个诉讼案上主动出击了。”
他们听见贝尔德在喇叭里说：“我们希望在未来的三个月里接到新的命令。我对帮助我们打这一场开天辟地的官司的四十位男女精英有十足的信心。”
搬运工们搬着一张桌子从埃文斯身边走过时，他朝后站了站。仅仅在三个小时以前，他就是坐在这张桌子旁接受采访的。另一名搬运工跟在后面，使劲拖着几箱摄像器材。
“会发生什么事情？”埃文斯说。这时他听见喇叭里传来贝尔德的声音：“我是说，大家都会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
“正在发生的事情是完全符合逻辑的，”詹尼弗说，“我们要请求发布一个初步禁令。我们的请求必须经过一定的程序。我们希望这种请求因为管辖权限问题遭到地方法院的拒绝，那么我们就可以诉诸第九巡回审判区，接下来，我们希望能到最高法院。禁令的问题不解决，诉讼就不能进行，而禁令的发布可能要好几年时间。因此，我们在等待精干的司法人员到位的同时，明智地停止聘用大量的科研人员，关闭昂贵的办公室。”
“精干的司法人员到位了吗？”
“还没有。你曾经问过将怎么处理这件事。”
埃文斯看着箱子被送出后门：“没有人想起诉，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