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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志异》是中国清朝初年的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它以写花妖狐魅、
畸人异行著称于世，奇特诡谲的故事情节，异彩纷呈的人物形象，不同流俗
的美学理想，构成《聊斋志异》的独特风格。它既是中国文学的瑰宝，更是
世界文学的明珠。作者蒲松龄无愧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巨人。
蒲松龄生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卒于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字
留仙，号剑臣，别号柳泉居上；山东淄川县（今淄博市淄川区）蒲家庄人，
他的家族，明万历以来也曾“科甲相继”；但至蒲松龄时代，“为寡食众，
家以日落。”（《述刘氏行实》）分居后，蒲松龄“数椽风雨之庐，十亩荆
榛之产；卖文为活，废学从儿；纳税倾囊，愁贫任妇。”（《呈石年张县公
俚谣序》）十九岁，“初应童子试，即以县、府、道三第一，补博士弟子员。”
（张元《柳泉蒲先生墓表》）此后则屡挫于乡试，以岁贡终老。他一生，除
了去扬州府宝应县充当幕宾一年，均设帐于缙绅之家；而在同邑西铺毕际有
家时间最长，设馆三十年，七十岁才归老家居。七十六岁辞世。蒲松龄出生
前一年，即崇帧十二年正月，第五次入关的清兵攻被济南，积尸盈城；血腥
洗劫殃及齐鲁。崇祯十七年，清兵再次入关击溃李自成，建立清王朝，镇压
各地抗清力量；压域黑云弥漫全国。然而在兵连祸结之中，明中叶以后萌发
的民主启蒙思想依然向前发展。清初，王夫之、黄宗轰、顾炎武、唐甄等人
继续批判宋明理学，思想上闪现出更多的民主性光芒。历史的灾难、时代的
思潮以及个人的遭遇，这一切对蒲松龄的思想和创作，必然有所影响，蒲氏
狂痴招尤，孤愤著书，正是时代使然。其思想积极用世，憧憬仁政；他希望
赋役征收应当。“念民膏”，刑名出入应当“得民情”，工役兴作应当“惜
民力”，（代孙蕙作《放生池碑记》）黑暗的现实虽然“罔念夫民命”，然
而蒲松龄则终生坚持“利民济物”的理想。他睥睨邪恶，摆脱世俗的羁绊，
追求心灵的自由，将自己的人生理想写入《聊斋志异》。
清初人民饱经兵燹战乱，其心灵创伤尚未平复。《聊斋志
异》有不少篇目，隐约曲折地展示了那个时代的劫难。举凡明末北兵入
寇的“齐地大乱”、“济南大劫”，请初的。。姜瓖之变”、“三藩之乱”、
“谢迁之变”、“于七之难”，《聊斋志异》都曾触及，虽然含蓄迷离，但
都倾向鲜明：诅咒兵连祸结，悼念受害人民。怀着对人民的深切同情，《聊
斋志异》更把批判的锋芒指向整个社会，斥之为“强梁世界”（《成仙》）。
在这个社会里，“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促织》）；封建官府像阴司
一样暗昧（《席方平》）；高级官僚恶德满盈（《续黄粱》），下级官吏鄙
琐贪婪（《梅女》），衙门公役则“无有不可杀者”。（《伍秋月》）；至
于地方豪绅，更是依财仗势，横行乡里，《聊斋志异》刺贪刺虐，全无畏忌。
明清两代用八股取士，以强化其政治统治。蒲松龄五十一岁
才放弃应举，虽然他还不能自觉地否定这个制度，然而他却能从旧垒中
反戈一击，揭露科举的弊端与丑恶。《聊斋志异》有相当数量的篇目，以嬉
笑怒骂之笔讥刺科场衡文不公以及贿赂公行。司衡无目，盖因帘内诸官只熟
悉八股滥调，不谙德业文章，无能识别真才（《司文郎》、《贾奉雉》）。
学官贪冒，则不仅“学使之门如市”（《神女》），而且“考弊司”竟定例
割髀肉为蛰（《考弊司》）。读书人对此却帖耳忍受，心无愧耻；倖进者则
高官厚禄，作威作福（《续黄粱》），失意者则嗒然若死，如饵毒之蝇（《王
子安》）。蒲
松龄晚年诗作《历下吟》写省城试士的丑态，不禁慨叹：“此中求伊周，
亦复可侧怆。”《聊斋志异》抨击科举的作品，也部流露出此种侧怆的心情。
《聊斋志异》各类题材的作品部有自己的审美追求，其中描写婚姻爱情
的作品表现得尤为鲜明。在蒲松龄那个时代，封建的因袭观念大部开始动摇，
“甚至骨肉之间，亦用机械，家庭之内，亦蓄戈矛”（《为人要则》）。《聊
斋志异》描写家庭纠葛的作品，往往把青年一代视作冲决封建札教的主要力
量。封建社会鄙视妇女，《聊斋志异》却以大量篇目，塑造了许许多多天生
丽质，从不同角度展示她们的美好情操和过人才能。例如：颜氏之才，乔女
之德！翩翩之仙，葛巾之神；婴宁的天真，蕙芳的纯朴；素秋的淡泊，黄英
的通达；娇娜的洒脱，青凤的痴情；等等。她们人各一面，全非世俗男子所
能比拟，封建社会严男女之大防，《聊斋志异》则借助浪漫主义的奇想，赋
予青年男女以极大的互爱自由。作品认为：“礼缘情制；情之所在，异族何
殊焉”（《素秋》）；“天下惟真才人为能多情，不以妍媸易念也”（《瑞
云》）。作品呼唤真情，反对“以礼节情”，因而对知己相爱或钟情不移者
备加赞扬，而对虚伪矫情或欺骗爱情者则予以谴责。作者意识到爱情是婚姻
的基础，因而确认男女婚姻，“此自百年事，父母止主其半”（《青蛙神》）。
作品所赞扬的大多是自媒自主的婚姻；这在当时不是已经存在的现实，而是
应该实现的理想。蒲松龄的审美情操，的确高人一等；纵然杂有些微糟粕，
毕竟瑕不掩瑜。
《聊斋志异》近五百篇，举凡天上人间、域内海外的诸般异闻，鸟兽虫
鱼、草木竹石的荒怪变幻，民俗风习、自然灾害的趣闻琐谈，都在包罗之列。
以上所述，仅其犖犖大者。
《聊斋志异》把中国文言短篇小说创作艺术推向顶峰，前人称它为“空
前绝后之作”。其主题境界既高出晋之志怪、唐之传奇，而笔墨命意更非后
世续书所能比拟。它的艺术成就，既是蒲松龄借幻异故事寄托自我情志的创
新，又是中国文学优秀传统的发扬。
作为“孤愤之书”，浓烈的感情色彩和超俗的审美追求，为《聊斋志异》
创作艺术的主要特征。作者在创作时，往往驰想天外，神与物游：“遄飞逸
兴，狂固难辞；永托旷怀，痴且不讳。”（《聊斋自志》）这种感兴飞动的
激情，恰足以表现幻异小说的奇诡。在各类作品中，既有金刚怒目的愤激，
也有童心展现的温情；既有口诛笔伐，也有幽默讽嘲。诸般幻异故事，都具
有叩人心弦的艺术魅力。《聊斋志异》的问世，使得一度沉寂的中国文言小
说重现光辉，在艺术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其实质是在发扬中国文学优秀
传统基础上的艺术创新。蒲松龄有丰厚的文学修养，他不仅“用传奇法，而
以志怪”，而且自觉地发扬楚骚的创作精神。其《聊斋自志》谓：“披萝带
荔，三闾氏感而为骚；牛鬼蛇神，长爪郎吟而成癖。自鸣天籁，不择好音，
有由然矣。”《聊斋》为文，狂狷傲世，不遵矩度，盖亦步武楚骚，直抒胸
臆，不择好音。《聊斋志异》每于篇后仿《史记》的“太史公曰”，添加“异
史氏曰”论赞一段，把艺术具象的意蕴径直的表达出来。全书有“异史氏曰”
近二百则，为数之多，用意之深，均不同于唐传奇偶尔加入的议论体例。这
一形式的采用，是对《史记》美学思想的自觉发扬。盖蒲松龄“长命不犹”、
“仅成孤愤之书”与司马迁“意有所郁结”、“发愤之所为作”，两者之间
有其相通会意之处。鲁迅先生称《史记》为“无韵之《离骚》”。《聊斋》
则把楚骚的艺术传统用之于小说，遂使中国文言小说艺术再生奇葩。蒲松龄
的这种创作精神，在今天仍有可资借鉴之处。
朱其铠
一九九二年二月
聊斋自志
披萝带荔，三闾氏感而为骚＇1＇；牛鬼蛇神，长爪郎吟而成癖＇2＇。自鸣
天籁，不择好音，有由然矣＇3＇。松落落秋萤之火，魑魅争光＇4＇；逐逐野马
之尘，罔两见笑＇5＇。才非干宝，雅爱搜神＇6＇；情类黄州，喜人谈鬼＇7＇。闻
则命笔，遂以成编＇8＇。久之，四方同人＇9＇，又以邮筒相寄＇10＇，因而物以
好聚＇11＇，所积益夥。甚者：人非化外，事或奇于断发之乡＇12＇；睫在眼前，
怪有过于飞头之国＇13＇。遗飞逸兴，狂固难辞；永托旷怀，痴且不讳＇14＇。展
如之人，得毋向我胡卢耶＇15＇？然五父概头，或涉滥听＇16＇；而三生石上，
颇悟前因＇17＇。放纵之言，有未可概以人废者＇18＇。松悬弧时＇19＇，先大人
梦一病瘠瞿昙＇20＇，偏袒入室＇21＇，药膏如钱，圆粘乳际。寤而松生，果符
墨志＇22＇。且也：少赢多病，长命不犹＇23＇。门庭之凄寂，则冷淡如僧；笔
墨之耕耘，则萧条似钵＇24＇。每搔头自念：勿亦面壁人果是吾前身耶＇25＇？
盖有漏根因，未结人天之果＇26＇；而随风荡堕，竟成藩溷之花＇27＇。茫茫六
道＇28＇，何可谓无其理哉！独是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疑冰
＇29＇。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30＇；寄托如此，
亦足悲矣！嗟乎！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阑自热。知我者，其
在青林黑塞间乎＇31＇！
康熙己未春日＇32＇。
据《聊斋志异》手稿本
唐序
谚有之云：“见橐驼谓乌肿背。”此言虽小，可以喻大矣。大人以目所
见者为有，所不见者为无。日，此其常也，倏有而倏无则怪之。至于草木之
荣落，尾虫之变化，倏有倏无，又不之怪，而独于神龙则怪之。彼万窍之刁
刁，百川之活活，无所持之而动，无所激之而鸣，岂非怪乎？又习而安焉。
独至于鬼狐则怪之，至于人则又不怪。夫人，则亦谁持之而动，谁激之而鸣
者乎？莫不曰：“我实为之。”夫我之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