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Ｕ庵旨倩凹负醪挥妹娑园傩眨娑匀ψ试床攀亲詈鲜实摹Ｋ裕笕俗芙岬馈袄喜豢础度贰保苑烙嫌椋度罚ɑ氨居胙菀澹┌讶μ逑低獾募倩跋低撤⒄沟搅硕シ澹⒐谝悦烂唬耗甭浴Ｋ锛崮洳赜耒羟碧踊亟睦碛桑嗟檬敲览龅募倩埃涣醣肝撕耪偎娲樱梢园炎约核党墒恰暗凼抑小保徊懿僭缫员；せ实郯踩桑咽锥记ǖ阶约旱氖评段凇�
尤其曹操，还可唐而皇之发布一道文告（实际上是给皇上的威胁信），说：我不要封地，只要兵权，因为天下没有我，不知道几个要称王称霸了。皇帝被这一套假话给蒙住了！
五代期间，远非三国几股势力之状，概因相对于“三国”的后来人学得了向上蒙蔽的本领，并将它发展成一种“学问”。这门“学问”不是曹操那样的高级知识分子了，而是农民和无业游民出身的社会底层人士。形象地说，是一个高干子弟孙权驾驭着一帮社会流氓刘备及其同类。
中国五代时，军士擅立主帅，以致于逼主帅为他们当皇帝也非“游心骇耳”之事，所以，赵匡胤当上皇帝后仍惴惴不安，怕有人重复昨天的故事。在赵匡胤之前，已经发过四次类似的事情。
藩帅是个比皇帝更能提供现实利益的源泉。史学家总结为“藩帅劫财之风，甚于盗贼；强夺枉杀，无复人理。”
李匡俦被晋军打败，逃向沧州去躲难，随行的妓妾奴仆很多，更随运大批财宝、器械，沧州刺史卢彦威未等李匡俦到沧州，先杀奔景州，尽劫其财，并杀了李…
高允权是延州令，他妻子是巨富刘景岩的孙女。但这并不能成为刘家自保的理由，高允权一心吞并刘家财产，就诬称刘家谋反，杀了岳祖父…
此类大案时有发生，士兵掠夺的小事更不可胜数了。
最厉害的还不是以上所述，而是士兵擅行废立之权－－下层社会对上层的蒙蔽于此也最为“精彩”。藩镇越横暴，皇帝越迁就；皇帝越迁就，藩镇则更横行无忌。藩镇的权力名义来源是朝廷，实则来自士兵；没有兵，则无以称武力。最后这个政治食物链越加发达，竟至于天子即位，须由军士擁立。被士兵擁立为帝的（最后成败暂不论），先后有李嗣源【注8】、王从珂、郭威、石敬瑭、杨光远、符彦饶、赵匡胤，至于被擁立为藩帅的，人数更多。
一位叫赵在礼的将领，被军士皇甫晖所逼迫，据邺城造反。后唐庄宗派遣大将李嗣源讨伐，刚想下令攻城，军吏（排长级级军官）张某忽然在自己队伍里点火并嚎叫。李嗣派训斥他（不敢明称刑罚），张却反驳说：“城中人有什么罪过，只是想回家不被批准而急了眼。今天我们该和城中合为一股，让庄宗在（漳）河南称帝，将军你在（漳）河北称帝。”李连怕带急地说：“使不得，使不得”士兵们随即大叫：“你不干，有人干；我们这些人如狼似虎，怕什么！”在安重诲、霍彦威等人部将的劝说下，李无可奈何地与叛将赵在礼合为一处，并当了皇帝。
平叛者成为反叛者，显示出以底层社会对付权力阶层的力量。蒙蔽的力量掌握在实力阶层，便发挥着无穷的政治威力。李嗣源若不从，遭虐杀是毫无疑问的。
此前的黄巢之乱时，就发生过军士自推节度使的事件。唐朝武宁节度使支详派遣部将时薄率军同黄巢作战，没料到士兵大呼造反，趁乱赶走了支详，共推时薄为留后。名将王师范为青州节度使王敬武之子，敬武死，军士公推师范为留后。到了五代，这种推举成了
【注8】李嗣源（866或867－933年）五代后唐皇帝。公元926－933年在位。沙陀部人，原名邈吉烈。李克用养子。以战功官至蕃汉内外马步军总管。同光元年（923），领兵取汴梁，灭后梁。四年，后唐庄宗在兵变中被杀，入洛阳监国。好位后改名亶，改元天成。尝杀酷吏也谦，褒廉吏，罢官人、伶官，废内库，注意民间疾苦，社会矛盾有所缓和。但因文盲君临朝廷，无驾驭能力。又兼用人不明，姑息藩镇，权臣安重诲跋扈，次子李从荣骄纵，以致变乱迭起。弥留之际，从荣举兵反，饮恨而死。葬徽陵，谥圣德和武皇帝，庙号明宗。
军事民主的一种通用法则或“学问”。
仅从政治文明的角度讲，中国五代之乱象当是传统文化中意识形态“挂羊头，卖狗肉”之两说法的最高成本期。“天命不僭”的那套说法再也不起作用了，“天命不于常”倒成了常态。朝廷何以迁就藩镇，概因两乎皮的意识形态欺骗法已完全失灵，一切均凭最现实的力量来说话。没有了文明秩序，也就不需要意识形态；一切凭实力说话，再好的说教也带不来利益。相反，由力量发出的命令体系起了作用，军士推举什么人作帅，朝廷只有追加认可的义务而没更改或训斥的权力。至于军士推出皇帝来，不是旧帝分割江山便是取而代之。
谁比谁也傻不哪里去
一切都颠倒过来了，军士对皇帝及名义上的权力集团的法则或“学问”是：“君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君可以与之乐成，不可以与之虑始”。干起来再说，绝不计较他们听不听、愿不愿意。
下层给上层的心理威慑是巨大的。仍以赵在礼被逼而反为例：
军士皇甫晖在因戍兵思归之时，首先劫持了一名杨姓中级军官，杨不从，皇甫晖便杀了他。皇甫晖不死心，找了一名小校，小校不从，又杀之。随后，他提着两颗人头去找赵在礼，就一句话：“不干，就跟他二人一样！”赵在礼已听见皇甫晖闹事儿的消息，但他不敢出去制止，只盼别找到自己头上。结果，怕事儿躲不了事儿。一个军士改变了他的命运。
乱世与帝国末世也是文人倒霉的世道，东汉末的党锢之祸、明末的东林之难当是史书最具代表意义的。而唐之末，其迫害规模虽不如前后两者，但惨烈程度又高于两者，称之为“虐杀”再贴切不过！
唐昭宣帝天祐二年（公元905年）夏四月，天空出现慧星，慧星贯穿天空。朱温的得力助手柳璨请人占卜，结果是：“群臣都得遭灾，应杀人以应天意。”
柳就将自己一向不喜欢的人（多数是文人）列了个名单交给朱，说：“这一帮人都对您心怀不满，该杀，以止天灾。”李振【注9】也说：“您想成大业，就得杀这帮人。这些人浮薄难制，不如现在全部除掉！”
朱温（此时已名全忠）同意柳李的建议。
第一步是将名单的人如独孤损、裴枢等先贬官，看一下反应。结果，贵族们吓坏了，科举出身的人也同样胆怯。柳李二人更加猖狂，凡是有人以名节自居，必遭贬斥。
第二步是集中杀戮。到了六月初一，将裴枢等三十人召集在一起，一夜间全部杀掉并将尸体全部投入黄河。李振说：“这些人平时自诩为清流，这回我把他们全扔进黄泥滚滚的大河，让他们永为浊流！”
朱大笑，赏识李的手腕。
李振当年也是文人，想走科举的路子，不过几次考试未中，所以，对科举出身的官员特别憎恨。
每当一个稳定的历史时期出现后，特别是权力阶层过上长期的享乐生活之后，所谓以史为鉴的古训便成了无用之物。所以，中国历史往往以复制为变化特征，而不会出现真正的革命。满情入关后，陶醉在汉化的成功中。因为他们大收康熙时代尊崇儒学（教）的成果，并借着在儒学（教）伦理中取得的文化合法化，大肆杀戮顺民中精英分子－－那些被他们认定的有反叛意识的文人。
从康熙八年（1669）的被称为“入关以来的创典”的祭孔，到五十一年（1712）提高朱熹的政治待遇－－配享孔庙，四十三年之间完成主流意识形态的转化实属不易。伴随着文化合法化的确立，蒙蔽与虐杀的习性再度成为历史性张扬的景观。
【注9】李振（？－923年）唐河西（治今甘肃武威）人，字兴绪。潞州节度使李抱真曾孙。唐末为金吾卫将军，依附朱温，辟为郓州节度副使。唐昭宗被宦官刘季述等所废，他劝朱温扶昭宗复位以立功，为朱温所倚重。遂恃势狂妄专横，每至京师，必贬降朝官，被人视为“鸱枭”。天复四年（904），奉朱温命，使朱友恭等弑昭宗。又建议朱温归罪朱友恭等而杀之。因累举进士不第，尤忌士人。后梁建国，官户部尚书、崇政院使。后唐来后梁，被杀。
整个所谓的康乾盛世成中国有史以来文字狱发生率最高的时期。从康熙二十一年（1682）的朱方旦案到乾隆四十六年尹嘉铨（1781）案，刚刚不到一百年（99年），平均不到十年就发生一起重大的文字狱。
严酷的精神迫害，使社会的精神生活向三方面转化：其一，知识分子在公开层面下进行活动，（针对此点，乾隆三十九年即1774年，公布聚众结盟罪）；其二，无涉政治的文字消遣的兴盛，（康熙五十三年即1714年，下谕，禁市售淫乱小说）；其三，秘密宗教的兴起。
清家接续历史上的蒙蔽与虐杀政策，收到了效果，二百六十七年的统治，有一百年是用文化杀戮－－更直接的蒙蔽与虐杀手段统治的。这使整个统治集团产生了严重的误判，以为自己永远是主流即“天命不僭”。尤其镇压了来自体制的变革即“戊戌变法”之后，统治心理更加骄固。其实，这时，社会的实际情况已经大变了。以其力禁的书籍为例，有了相当的复活力，在光绪中期，姚瑾元就印出了传世禁书目录，并借“方今圣人在上，稽古右文，百无忌讳”的保护流行起来…
公元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革命党排满的学说震动了清廷，清廷发布上谕说：“今有不逞之徒，制造革命排满学说，远近扇惑，淆乱是非。考查他们的行为，实为假党派，暗行他们叛逆的阴谋。若不剀切宣布，严行查禁，恐欺骗日久，愚民无知，被他们蒙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