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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制＞一篇是在汉文帝时就有了定型，系统记述了封国、爵禄乃至学校、刑政计十二个方面的问题。到了汉武帝时又有所发展。＜王制＞所规定的“此四诛者，不以听”的判例判法，无疑来自孔子对少正卯一案的处理，换言之：儒学后人对少正卯一案的总结，是形成“不以听”的基本根据。
鲁定公十四年（公元前496年），孔子在任鲁国最高司法首长（司寇）、代总理（摄相事）的短短三个月里，最重大的举措就是少了少正卯。他给少正卯定的罪有五项：
其一，心达而险；（有知识但心怀险恶）
其二，行辟而坚；（特立独行而又坚持不改）
其三，言伪而辩；（主张与官方不一样的理论又有煽动力）
其四，记丑而博；（总是观注执政阶层的丑闻并且面还很广）
其五，顺非而泽；（对持有不同政见的人表示赞同并且还施以恩惠）。
在上台的短短七天就对少正卯连抓带杀，实在令人不敢相信！这应算得上中国“严打”史上第一个创举性案例。如果仅有七天的时间来搜集五项罪的证据并迅速定性，那么应该是事先早有了准备，也就是说到处置少正卯的时候，只是一个宣判的形式问题了，
少正卯何须人也，竟让一位最高司法首长如此关注并一定要杀之而后快？据荀子与东汉王充的记录和考证，主要是少正卯的学术兴起冲击了孔子的学术地位。“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并；孔子之门三盈三虚”，“门人去孔子归少正”由于学术之争引发政治倾轧是自然而然之事，它的“活化石”不仅见于上一章所提到的元祐更化那样的事件，也见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所谓文化大革命。何况少正卯又是孔子的下级呢！（少正卯为鲁大夫）
尊儒的学者一般都否定孔子诛少正卯的说法，如民国时期大学问家钱穆称：战国时始行诛士之风，春秋时未见。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则证明由于孔子的武断，致使鲁君决定不再信任他；由于他是著名学者又有众多弟子遍及各国（孔子三十岁授徒，二十余年所教甚多），鲁定公顾及自己的声誉不好一下子革除他，只有以“非礼”之行暗示孔子。如本应将郊祭之后的肉分给孔子，鲁君却故意疏忽。
这一重要的失礼细节带来的信息，使孔子确认鲁君不再信任他了。于是，他决定离开祖国，到别国去施展自己的抱负。就在到了边境的时候，他还抱着幻想，希望得到鲁君的挽留。为了这一可能的挽留，孔子在一个叫屯的地方住了一夜。
集法官与律师于一身的张汤
这是让他终生难忘的一夜。这是让他饱受羞辱的一夜。因为鲁定公并没派人来追他，劝他回去。
有人把鲁定公对孔子的冷淡归于受齐国馈赠女乐并文马的原因，即专于享乐而不听治国专家的意见。其实，反推一下便可知道：一个能够接受专家作司法首长的国君，肯定还会希望有更多的专家来为他服务，而孔子却不容这样的人出现。少正卯已为鲁之大夫，孔子为了防止少正卯的学说冲击自己的学术地位，不惜动用公法给学术对手定罪。一个国君是不会接受这样的为政者的，尽管他以前也颇有作为。
政治生存不同于学问之道，学问上的对手可以用合法的暴力消灭，而政治上的对手则具有相当的反制力。季恒子是父子两代效力于鲁的大夫，自然比孔子更有政治根基，所以他要着力把孔子驱逐出政坛。
孔子是一个坚定不移的理想主义者，在杀少正卯之前，他为主削平大夫的实力即“堕三都”，与季桓子的利益有冲突。季桓子为“三桓”（鲁桓公之后季孙、孟孙、叔孙三氏）之一的季氏之后，当然要阻止孔子政策的实施。况且定公与“三桓”毕竟有相同的血统呢？后世汉景帝时晁错之削藩，结果殒命，也算“堕三都”理想主义的一个逻辑结果吧！
孔子还算幸运，没有如后来的晁错那样丢掉性命。
无论如何，孔子给学术对手定罪的方法是让人无法信服的。那仅仅可归为一种制造逻辑的艺术，而不能称为公平的法律操作。但，他万万也不会想到，后世因他这一“严打”的伟大创举，把定罪这么一个很严肃的法律技术问题给艺术化了。从判断人表情的“腹诽”到抓人小辫子的“非汤武而薄周孔”，把构建良好法律秩序的文化可能全部给打烂了，以致于其间还发生了“史学定罪”的血统论学问。
尽管按学科分类还没有“给人定罪的艺术”这么一个专业，但是它确实已经成为历代统治术中的一部分，以致于有了成语“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可见它的悠久性与威力性渐成文化特征之一。尽管给人定罪的艺术是儒家发明的，但这并不妨碍法家对它的应用。之于这点，中国的统治（而非政治）文化被称为“外儒内法”，确实精当！
在孔夫子死（公元前429年）后三百六十年的张汤那里，给人定罪的艺术又有了大发展。
汉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秋天，汉武帝决定制造白鹿皮币。白鹿皮币的想法确属异想天开，皆由于刘彻信方术所致。古人以白鹿为瑞祥，称它常常与仙人为伴。后来的说法更玄了，云：“鹿寿千岁，满五百岁则其色白。”尽管刘彻那个年代还没“满五百岁则其色白”的说法，但白鹿被认为是瑞物的观点已经确立。
颜异这个人很能干又很廉洁，渐次被提拔到九卿的位置，官拜大农令。刘彻问他对造白鹿皮币的意见，他明确表示反对：“现在各王、侯朝贺用的礼物都是白色的玉璧，价值只几千钱，主次很不相称。”刘彻接受不了反对意见，故而对颜异的言论很不高兴。
皇帝的反应是下边人揣摸的重点，有人就根据皇帝不高兴这一政治动向，给颜异“找荐儿”了。有人告发了他，武帝派张汤去查。
告的什么呢？很怪，只是一个表情。
有人说：颜异与客人谈到缗钱等法令时，他的表情不对：客人说这些法令很不恰当，扰民，颜异没回答，只是微微地撅了撅嘴唇。张汤抓住这一微妙的动作，大做文章，上奏说：
“颜异见法令有不恰当的地方，不到朝廷陈述，反而在心里非议，应判死刑。”－－罪名叫“腹诽”。
张汤给人定罪的艺术已经炉火纯青，并在中国历史上创立了一个新的刑名，叫“腹诽罪”。也就是，你不说话，只是心里不满也不行。
张汤这种给人定罪的艺术，来自于他在司法实践中的大量总结。他总结出的理论很有“后现代”，可以称为“政治上正确”的始祖。理论不算高深，但实用性非常强：“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监史深祸者；即上意所欲释，予监史轻平者。”
用现在的话来说，皇帝想给哪个犯罪嫌疑人（一般是大臣）加罪，张汤就吩咐手下人多多搜罗证言、证物，甚至不惜造假，给那个人套上重罪；相反，皇上要想从轻处分的，张汤就采取另一种办法，让手下少用证据，甚至毁灭证据。
这确是张汤的绝学，使他从一个侯补御史，一跃成为御史大夫（相当于监察部长兼最高法院院长）。他的这种能为也是法家所崇尚的“恃宠以固位”的方法论（法术）的代表作。
虽然后张汤不幸卷入政治丑闻而迫自杀，而皇帝还是怀念他的“政治上正确”的方法论。作为“政治上正确”的补偿，他的后代受到了优待，其子张安世及几个孙子都位居显要，直至封侯。
张汤文化水平不高（曾因此受到丞相汲黯的诟病），但出于政治的需要而大讲学习。他讲学习方法不是自己学习，而请有学历的人充当下属，史称：“是时，上方响文学，汤决大狱，欲附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平亭疑法。”
然而，张汤无正气可言。为了与替代造假证据害人的手下小官鲁谒居达成攻守同盟，采取非常手段拢络鲁：“谒居病卧…，汤自往视病，为谒居摩足。”这一行动在现在来论是爱护下级的典范，而在那时却成了丑闻；连皇室的人都告发他，指称他与谒居有不可告人的阴谋。没法解脱，自杀了事。
集法官与律师于一身的张汤
作为一个法官，他最终因犯法而丢命，但这种现象在古代政治中并不少见。那个因发愤读书并因“覆水难收”一语而暴得大名的朱买臣，也死于刘彻的报复－－认为朱买臣陷害了张汤。但是人们很少注意到张汤还是一个优秀的律师。当然，这是按现代意义套化的。人们似乎只看到了他给颜异定死罪的狠毒一面，却没看到他为当事人开脱的一面，一定要给皇帝希望轻判的人找到有利开脱的证据，乃至毁灭不利证据。只可惜他的本职工作是法官，而不是律师！
孔子推崇史的道德作用，他做《春秋》以微言说大义，致使“乱臣贼子惧”。这一道德信念影响至深，成为中国史学方法论的一个核心。司马迁作《史记》，力图续接孔子的道德版本，只是他远不如孔子那么精细。
多亏他不精细，才给后人留下了诸如仲山甫行迹的那样的历史素材！但司马迁却又有高出孔子、张汤的地方，就在于他能从血统角度来确定一个人的历史地位。用现代术语来说，就是把遗传学引入史学领域。
他在《史记·项羽本纪》（称以“本纪”，还是给了很高的地位的！）中说：
吾闻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岂其苗裔邪？何兴之暴也！
公平地说，这还不叫血统定罪法，因为项羽只是战败而无罪责（那时尚无“战犯”这一概念）。司马迁提供的是一个分析思路。
到了班固写《汉书》时，这一方法论便升华为“史学判刑”的艺术了。在《霍光传》的评语中，班固说：“昔霍叔封于晋，晋即河东，光岂其苗裔乎？”－－很明了：霍光有造反的血传或遗传！
霍叔是周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