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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时雍率先签字之后，百官默认。但是总有慷慨之士，不想背负此辱，尽管他们是少数。御史（监察官）马伸大叫：“我的职责就是做个诤臣，岂能坐视不管！”就和另一部监察官吴给与他们的部长秦桧联系；一块起草了个议状对金人表示抗议。他的抗议书不仅文采飞扬，而且对金人晓以利害。特别是后者，成为金人日后废弃伪齐刘豫的一个重要依据。他在抗议书中说：
今之致书，非特忠于主也，且明两国之利害。赵自祖宗至今嗣君，百七十余载，顷缘奸臣败盟，误主丧师。割两河地，恭为臣子，人臣安忍畏死。然两国之胜事，岂可一城决废之？
宋于中国号令一统，绵地万里，德泽加于百姓，前古未有。西汉之绝于新室，复由光武；东汉绝于曹氏，刘备帝蜀；唐为朱篡，乃有李克用推其世序而继之。故云：基广则难倾，根深则难拔。
张邦昌附权贵为蠹政，虽今国倾之倾非一个所为，然邦昌罪在其中，且大矣。天下方视之如仇，若付土地，使主人民，四方豪杰必起而诛，终不为大金屏翰。必立邦昌，京师之民可服，天下之民不服；京师之宗子可灭，天下之宗子不可灭。
桧不顾斧铖之诛，言两朝利害，愿复嗣君以安四方，非特大宋蒙福，亦大金万世利也。
抗议的后果是可怕的，金人抓走了秦桧（可能由于马伸与吴给的职务较低，没抓）。
孙傅、张叔夜、秦桧被抓，成了阴暗、腐败的政治的一线少有的亮光。那时，北宋人的政治道德太败坏了，几乎无法指责任何一个人。在钦宗皇帝仓促接位的时候，就有讽刺为政者们的谚语，称：“城门闭，言路开；城门开，言路闭。”它描述的是这样一种格局：自从金兵侵边犯境（宣和七年，1126）以来，朝廷多资下达征求直言的诏书，但局势稍一缓和，就暗中加以阻挠压制。
良好的个人表现少而又少了。李若水刎颈断舌自杀时，金国人议论说：“辽国灭亡，死难的忠义之士有几十人，南朝（宋朝）就只有李待郎一人。”
与李若水相比，秦桧略逊一筹，但要与当时的王时雍、张邦昌、徐秉哲及那些为自保而在金人政策的百官相比，毫无疑问，秦桧是一个正直且负责任的人。甚至说，不会耍滑头。若是他把马伸、吴给的意见给推掉，不与之联名并带头，也许不会有被掳金营的遭遇。
与秦桧相比，值得一提的是开封府尹（相当于首都市长兼警备司令）徐秉哲，他接着金人的命令，搜捕诸王、皇孙、王妃、诸王之女，并让这些人把衣袖拴在一起，把他们一并送往金营。退一步说，秦桧也比稍他之前以功臣自据的童贯【注2】强多了。就在一年前，获封广阳郡王的宦官童贯以接收土地特使的身份和金人接洽，非但一寸土地未得，反而弃太原城，单骑逃回东京。起初（宣和七年，1125），金国派遣使者来宋朝，答应割让蔚州、应州和飞狐县、灵丘县（蔚州治所灵仙县，即今河北蔚县；飞狐县，即今河北涞源县；灵丘县，即今山西灵丘县），徽宗相信了，派遣童贯前往接收土地。到了太原，听说粘没喝从云中县（即今山西大同市）南下，童贯就派马扩、辛兴宗前往，向粘没喝告以交接土地的事宜。马扩到达以后，粘没喝说：“你们还要这两个州两个县吗？你们另外再割让几座城送来，可以赎罪！你们这些人就赶快走吧！”马扩返回报告，请童贯赶快作好防御的准备，童贯没有听从。随后粘没喝派遣王介儒、撒离拇带着书信来到太原，指责宋朝违背盟誓招降纳叛等事，用词傲慢不逊。童贯问他们说：“这样的大事，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撒离姆说：“已经兴兵了，还告诉你什么！应该赶快割让河东、河北，以黄河作为两国的分界，借此保存宋朝的宗庙社稷，这就是你报效国家了。”童贯听了以后吓晕了，极力地定了定神儿，就想假借进京禀告商议为名，逃回京城。太原府知府张孝纯阻止他说：“金国人违背盟誓，大王应当会合各路将士极力支撑抵抗。现在大王一走，人心必须动摇，就等于把河东路送给金国。河东路一旦失去，河北路难道可以保住吗！希望您先留下来，共同图谋报国。而且太原地势险要，城池坚固，人们也习惯了作战，金兵未必就能攻克它。”童贯发怒，斥喝他说：“童贯是受命来宣抚的，不是来守卫土地的。一定要我童贯留下来，还设置统兵大臣干什么？”于是出发返回京城，张孝纯叹息说：“平时童太师的威望达到了何等程度！等到有事，就通缩畏惧，抱头鼠窜，有什么面目再去见天子呢！”
一个被毒化了的文化附号
没办法，那个社会的主流就那么个样子。
秦桧的不幸，并不因为他的正直与负责任而始，而完全是由于他主张了一条弱势和平的路线并与赵构达成一致，而代人受过，成了所谓千古罪人。
一个审时度势的大臣
秦桧被掳到北国，看到了一个正在崛起的民族的力量，自知无力实现一统梦想，便走了弱势和平道路。这又有何不可？
秦桧似乎经历了北国磨难，仍未放弃敢言的性情，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冬十月，他从金国逃回，赵构让他先去见宰相，秦桧对宰相说：“如果想让天下无事，必须南自南，北自北，宋金双方互不侵犯。”
这种说法很现实，但又很不符合民族主义感情高涨而实无能力的上层官吏们的口味，因此遭到了怀疑：
“他和孙傅等人一起被掳，为什么他能从燕山府隔二千八百里跑回？即使是金帅挞懒放他，为何不扣他妻子王氏？”——确实值得怀疑，但又没充分的证据。只有秦桧的朋友范宗尹和李回二人极力向大家说帖，才使秦桧终于得用。
从历史事实判断：秦桧很大可能是被故意放归的，因为当时金国实力人物之一挞懒是主张互不侵犯、相安无事的。这从秦桧得用之初，就代朝廷给挞懒写求和书，能得到印证。挞懒一直对争取金国的最高统治权抱有野心，所以他也希望求得相对的和平。这从他后来谋反、被杀，能到些许印证。赵构时代，主张一心与金人消解仇意，息兵不战，确从秦桧开始无疑。但翻开北宋的历史，在其强大的时期，不也有“澶渊之盟”吗？除了象征性地给辽国10万两币岁、20万匹绢外，还有就是宋真宗与辽圣宗以兄弟相称，遵辽萧太后为叔母。这件事发生在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
【注2】童贯（1054－1126）宋开封人。字道夫（一作道铺）。宦官。因善迎合徽宗意图而获宠。与蔡京相勾结。京为相，他被荐监西北边军，积军功迁武康军节度使。使契丹还，开府仪同三司，领枢密院事，权比宰相，握兵权二十年，骄恣专横，势倾一时。时称蔡京为“公相”，他为“媪相”，为六贼之一。政和初使辽，载马植（后改名赵良嗣）归，与谋联金灭辽。宣和时统兵镇压方腊起义。进为太师。宣和四年（1122），攻辽失败，密使金人图燕，又以岁币赂金换取檀、顺、景、蓟四州空城。侈言收复有功，被封为广阳郡王。及金攻宋，他自太愿遁归，随徽宗南逃。钦宗即位，贬窜英州（今广东英德），后处死于南雄州。
北宋以来，文人不如唐代文武兼职，无兵权、无作为，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的壮志也好、陆游“王师北定中原日”的寄托也罢，不过士大夫的一种表现欲望，但打仗靠的是国家的实力而不是文人的情绪。宋朝的皇帝也不是没有过收复北地的打算，宋神宗赵琐算是一个比较有作为的皇帝，他曾与奶奶（太皇太后）曹氏讨论收复燕州、蓟州，老太婆告诉孙子：“此事关系重大。得到了二州，不过南面受群臣之贺而已；要是得不到，就会有无数人丧生。事之结果难料。如果可以收复，太祖、太宗早就收复了，何必等到现在。”
神宗听从了长者的建议。
曹氏乃北宋开国名将曹彬的孙女，历以仁英两朝，又对神宗有影响力，她岂不愿实现伟大的梦想，给祖先争光？只是她比较冷静，在国家实力面前，她是一个理性主义者。
这段对话，发生在秦桧主张和平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之前的五十一年，即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
秦桧的和平主张，不是没有历史依据的，曹氏与神宗的祖孙对话当为其一；至于“澶渊之盟”也相去未远，还是本朝的当代史，尽管其间有125年了。
若是这二段“当代史”之背景还不足以为秦桧的弱势和平路线找到历史依托。那么，看看秦桧之后的韩侂胄便可明了。
削夺秦桧王爵，改谥谬丑的政策制定人是韩侂胄，贬秦扬岳（追封岳飞为鄂王）是他开禧（公元1205年至1207年）以来政策的一部分【注3】。他力谋开边、刻意北伐，结果，丧师失地，国内也发生了叛乱。无可奈何，南宋王朝只有以他的头换和平了。
韩被密杀于花园，头被送到金国求和。
秦桧之后的历史似乎证明了秦桧弱势和平路线的正确性。韩头北送后，他的王爵与谥号又被恢复了。
政治就这么奇怪。无论功过是非，秦桧被削王爵是他死后五十一年的事，被复王爵是他死后五十三年的事。岳飞的名号也从中受益，由韩侂胄给进武穆为鄂王，并未因韩的掉头而受贬抑。
不仅北宋有弱势和平路线的“当代史”先例，强大的西汉也有，如名臣晁错就主张对匈奴采取弱势和平路线。晁错的弱势和平路线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
汉文帝前元十一年（公元前169）夏天，匈奴多次骚扰边境，文帝欲采取大规模战略反击，但由于太子家令晁错的建议而做罢。随后，又接受晁的建议改行实边策略。
晁第一次说：
《兵法》上说：“有必胜的将军，没有必胜的人民。”由此看来，保持过境的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