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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亏他没当成皇帝。要是当成了，不知百姓该多受多少盘剥。
至于他悉心企求的越王封号，最后也落到了剿灭他的钱镠身上。
制造董昌应天命谶谣的山阴老人，毫无疑问是一个狡猾的政治分利者。他洞察到唐家天下不可能维持多久，故而鼓动董昌起来夺取天下。成功了，他会大发利市；不成功，只不过由董昌及其家族与承担后果而已。董昌是个志大财疏的军阀，完全称不上政治家。以他不顾民力之邀功论，就能看出他的刻毒；以唐室不赏而一怒翻脸，就能看出他的浅薄。他的败笔从赏给山阴老人百匹细绢就开始了。何以此论？看看他失败后留下的敌手“遗产”就知道了。
与董昌相比，钱镠却是个聪明的政治商人－－投机家。起初，他追随董昌剿黄巢，起了家，任上节度使。后来，在董起事自立后，他以兵相威，劝董守住郡王之位、享人臣之极。最后，与自己最初的恩主划清界限，并一举消灭之。再后来，后梁封其为吴越王，终成一方霸主。他比董聪明，即不称帝，又过够了皇帝瘾。称吴越王时，其仪卫与天子一样，属官的建制也俨然一个朝廷。
篡权者造神运动
比董昌聪明而有胆识，且取得了最大成功的当属朱元璋。尽管两人相隔年代久远，但利用谶言的手法大体一致。朱元璋在取得一定实力后，自己向社会散播了一首童谣：“塔儿黑，北人做主南人客；塔儿红，朱衣人做主人翁。”
“朱衣人”几乎直白地告诉人们，他朱元璋必定会取天下，成为天下的主人翁。
他的成功并不在于谶谣，而在于他的战略眼光，至少，他绝对不会犯董昌那样的低级的错误－－在被围困时还要克扣士兵的口粮。
聪明的政治家嗜好符瑞，糊涂的政治家也乐此不疲，尤其把王朝导向败亡的君主，似乎更重视符瑞，除非他让灾变吓出了心理疾病而不敢奢求符瑞。
亡国之君赵佶在成为金国人的俘虏前过了二十多年的太平日子。当然，一直延续下来的文人党争还是没变，但对他的生活影响不大。他正式上任的第一天，就出了怪事儿：有一道赤色的云气横贯天空。右正言任伯雨给他写信说：“这是一种灾变，希望皇上您清平理政，用忠去奸，把灾异变成符瑞！”
在他执政的第七年冬天，有人报告：乾宁军（今河北青县）出现了黄河清的现象，从乾宁军往下，有八百里，清水时间保持了七天七夜。
宋徽宗闻报，大喜，下诏把乾宁军改为清州。报告的时间是大观元年（1107年）的十二月。所有接到报告的人犯了一个王莽式的常识性错误：腊月可是结冰的季节呀！既没人淘井去，河里也不会有流水。
但报喜总比报忧强，常识性的失误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因为黄河清这种现象太不易出现了，它是政治清明的表现呀！
既然黄河清的政治谎言被吹上了天，那么自然也就没人翻开史书查一下，黄河清实际上与政治清平并无直接关联。东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夏四月，黄河出现过真实的水清。但桓帝的败政没见过任何好转，反而愈加败坏。这年，二百多名文人遭到逮捕，历史有名的党锢之祸开始了。第二年（公元167年），他也在无奈中死去。如果他的死意味着清明政治的开始，那么黄河清还有意义，但继他而上的灵帝是个治德更加腐败、治能更加低下的家伙。
身为艺术家的皇帝赵佶似乎不太爱考证历史，更有趁势之人效法王莽时代哀章向最高当权者献礼，给生活在沉闷的无奈中的政治家们带来一个制造欢快的机会。
大观二年（1108年）春正月初一，赵佶在大庆殿举行接受八宝的仪礼，并大赦天下。为什么死水中会掀起微澜呢？原因是有人前几天献了宝，把黄河清的宣传效应又推向高潮。献宝的人进献了一枚六寸见方的龟纽玉印，上面的印文是“承天福、延万亿、永无极”。赵佶喜不胜收，下诏命此“宝”为镇国宝。马上又找了一名技术精湛的玉石匠，刻了六枚皇帝专用印章，六印章与秦为六宝玺数目一致。不过，赵佶的心气比秦始皇大，他要超过秦始皇。这六枚新印与民间进献的镇国宝并自己日常用的受命宝合在一起，称为“八宝”。
接下来的事情，似乎与黄河清与献宝印所代表的意义不大一样了。大观三年（1109年）夏天里（六月）太阳出了黑子。怎么办？用蔡京当挡箭牌吧！免他的官就是了。但这并没有完全消除灾兆，大观四年（1110）夏五月，慧星出现。他下令求直言，让天下人指出朝政的过失，并且在每一次拿蔡京当替罪羊，流放他出京城，到杭州去住。
符瑞的兴奋剂作用与星相的灾异示警让赵佶处于深深的两难境地。赵佶开始信道教，道教奇异的政治催眠功能让他很满足，他找到了神仙的感觉，让神职人员向天神请示，封自己为“教主道君黄帝”。就在得到册号的那一年即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的冬天，有一颗像月亮一样的星，向南运行。（按现在的观点应是外星飞船）－－对于这个飞行物，没人言之为符瑞，也无人言之为灾变。因为没人能找到合理的本文来解释。但徽宗自有他的说法，他宣称：将有天神降临。
至于有否天神将临，历史无载。反过来，这倒说明赵佶已经陷入了谵妄状状态。
转过年来即重和元年（1118年）春正月，第九枚宝玺制成。制印的材料是于阗国（在今新疆和田县）进献的，玉长超过二尺，为前所未前。不过，这次他没举行盛大的庆典。
癫狂的状态，不久便被现实粉碎。
先是方腊起兵，后是妖气出气。
妖气确实很怪，几乎是死亡的代名词。神宗元丰末年，一个大如坐席的怪物出现在皇帝的寝宫之上，不几天神宗归了天。哲宗元符末年，这东西再现，哲宗亦死。赵佶的政和年间，它竟然白天出现。怪物周围被黑气笼罩。宣和三年（1121年），妖气再现。与妖气相配合，洛阳郊外出现了怪物。怪物像人形，但能四腿着地，所以又象狗，夜间，出来吃小孩子，后来竟然白天也为害不止。人称那东西为“黑汉”。“黑汉”在洛阳闹腾了两年，才渐至平息。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有坏人意然冒充黑汉干坏事。
乱了，天下大乱就要开始了，但节奏还是慢悠悠的。
政和七年（1125年）九月，一只狐狸爬上徽宗的床上，像个人儿似地端坐在那里。
也有这个月里，有一个卖菜的人像吃了迷幻药似地称自己是赵匡胤和赵琐的使者，在宣德门下大骂：“太祖、神宗派我来指示你们，现在改正错误还来得及！”卖菜人被促进开封府，一夜后醒来，他说：“我说什么了？啊？！我什么也没说呀…”
篡权者造神运动
这一年的这一月，离靖康之变即赵佶赵桓父子成了金人俘虏的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还有一年七年月，不到两年。
黄河清在中国古代政治中有着深刻的含义，也是话语权争夺的一个焦点。关于东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的那次黄河清，虽然未引发大规模颂赞与庆祝，但是引来了强烈的反义表达。因为，那个时期的政治太败坏了，已经招致了底层知识分子的普遍反感。黄河清的现象发生在夏四月，到了秋七月就发生了逮捕李膺杜密的事件，党锢之祸进入了高峰期。此时平原人（今山东平原县）襄楷上书桓帝，指出自春秋以来，黄河从来就没清过，现在黄河清了不是好现象－－完全的反义话语。他的信写道：
我听说皇天从不讲话，只以天象显示旨意。我发现作为五帝之坐的太微、天庭却有金、火罚星在其中扬光。在占卜上，表示天子凶险；又全部进入房星、心星，按占卜原理上讲是没有后代前代事业的象征。前年冬天，气候严寒，竹柏损伤枯萎。我从老师那里听说：“柏伤竹枯，不出三年，天子身当其冲。”今年春夏两季，霜雹、大雨、雷电接连不断，这是对臣下作威作福，用刑残酷苛刻的感应。真正的官员志在铲除奸邪，却将他们从远处逮捕加以拷问；三公为他们哀求，却遭严厉谴责。汉王朝建立以来，从没有象今天这样绝进谏、诛贤良、用苛刑的！自从春秋以来，黄河从没有澄清过。我认为，黄河是诸侯的位置。清澈，属于阳刚；浑浊，属于阴柔。黄河应当浑浊反而澄清，是阴柔要变阳刚，诸侯想做皇帝。只有京房《易传》说“黄河水清，天下太平”。如今天显变异，地现妖怪，人间发生瘟疫，三者同时出现，黄河反而澄清，就好像《春秋》中讲到的麒麟不应出现，孔子记下来，认为是灾异一样。希望陛下抽出时间召见，我将极尽全力详细陈述。
桓帝及朝中重臣自然不会接受如此强烈的反义刺激，反而指控襄楷违背儒经、诬蔑皇帝，交付司法部门予以处理。
到了宋徽宗时代，显然是忘了历史上曾经有过襄楷事件——与黄河清有关的政治案件！
当皇帝是个很无奈的事情。尽管像王莽、董昌、袁世凯那些人对此十分热衷，以致于搭上了性命，只不过是为追求一个轰轰烈烈的过程罢了。真地当长了，特别是太平时代的皇帝就十分乏味了。
人，都怕简单而重复的生活。
这个最朴简的道理对赵佶起作用，对赵佶之前的帝王也起作用。赵佶是个才华横溢的艺术家，无论如何他是坐不静、闲不住的，二十五个年头（对他的心理来说，想像得还要长）可怎么打发呢。十八岁（虚岁十九）就继了位，其间不折腾点事儿，哪受得了。所以，他要借道士来活跃气氛。在他掌握最高权力十三年后，他开始追求心灵的籍慰。这个时候，大宋王朝虽然也有些危机，但还不成其为大问题，并且与大宋为仇一百五十年的辽国国势衰微，走上了灭亡的不归路。
赵佶即位时，北宋经过神宗变法（虽然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