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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用《春秋》确立了一个史学正统，却永远地埋没了《鲁春秋》的正统。中国历史自此，也开始了一个“用正统埋没正统”的往复循环。
对孔子予以如此评判，也绝非“微言大义”之说或不自觉间用一种正统去埋没另一种正统。从“仲山甫缺失”现象中，便可知晓其中奥秘。
＜大雅＞被《诗经》研究专家认定为西周王室的兴衰史（的记载）。此种判断合乎事实，从＜大雅＞之篇对最高统治者有颂有刺的写作中也能得出相关的结论。＜大雅＞被《诗经》研究专家认定为西周王室的兴衰史（的记载）。此种判断合乎事实，从＜大雅＞之篇对最高统治者有颂有刺的写作中也能得出相关的结论。
《文王之会什》（“什”数量词即“十”，亦为约估数即“十几个”之意）为史诗，记述周室先人创业的历程，合迁徒，片伐之事。
《生民之计》与《荡之什》更倾向于现实政治。其中：＜生民之什＞中的“民劳”、“板”两篇是讽刺厉王的＜荡之什＞中亦有三篇为讽刺厉王的作品；讽刺幽王的作品在＜荡之什＞中亦有两篇。
纵观＜大雅＞共31篇有7篇是对统治者的批评的作品，也就是有百分之二十以上的作品是对时政进行批评的作品。这还是孔子改造过的结果，估计未经孔子编辑过的原初作品中这个比例还要高。由此可见：在孔儒之学形成特别是确立为官方意识形态之前，中国文化中的言论自由观念是很正统的；换言之，言论自由是中国历史上的优秀传统之一。
以＜荡之什＞最后一篇“召旻”为例，可见一斑。诗中有“我想此邦，无不溃止”一论。全段今译为：“就象那年天大旱，连那草也长不好，（国家之势）就好比那倒下的枯草。看看（幽王）这个统治德行，国家没有不丧亡的道理。”
诗的预言果然不爽，幽王因烽火戏诸侯（加之，废申后），导致内叛与外敌入侵：“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
篡改历史比焚书坑儒更有效
“召旻”－－诗的最后，还把幽王定为祖宗江山的败家子，说道：
“从祖先受命于天，有召伯那样的臣子，一天可开疆一百里；如今，却一天丢一百里。可悲呀，如今（幽王）这帮人，一点维持了旧日之盛了！”
《诗经·丞民》一首为歌颂仲山甫专做，其白话意为：
天生众人性相合，万物所生依法则。人心顺应自然情，万众皆惜好品德，
上天详察我周朝，周王祈祷意不惰。为保天子持大业，上天生下仲山甫。
……
仲甫恪行周王令，行事规范诸侯家。祖先事业他继承，辅佐天子立章法。
天子命令他代布，作王喉舌讲政话。政令畅通无阻拦，四方协同不能差！
天下都明一道理：“软物好吞又好化，硬物难吞扔一边”，山甫一反古俗谚，
“软物不吞放一边，硬物定要克立为。”每逢弱势不欺侮，见到强暴必清算！
……
仲山甫是西周宣王时代的杰出政治家。《诗经·大雅》之＜荡之什·烝民＞对仲山甫做了大量的歌颂。先说：“保兹天子，生仲山甫”，又称：“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周王命令仲山甫，要做好榜样），最高的评价则是：
“邦国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大意是说：全国政事的好和坏，山甫观察得很明白；他知识丰富又明世事，所以能保全节操，夜以继日地工作，全是为了国王呀！
《诗经》也是孔子编定的正统版本，从他之前的古诗三千余篇中，裁定三百一十篇，一方面他按礼义标准予以了编选，另一方面他又用它作教化手段即“温柔敦厚，《诗》教也。”特别是他还主张学诗以达政事的观点，对诗的理解与运用成为一种政德、政能的评价标准。孔子在一次与学生子贡对话中，明确地表达了这一观点。
子贡说：“贫穷而不逢迎谄媚，富裕而不骄矜傲慢，怎么样？”孔子说，“好，但不如虽贫穷但快乐，虽富裕却爱好礼制”。子贡补充说：“诗经上说‘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是不是这个意思？”孔子大为高兴，赞赏子贡的理解力：“子贡呀，这样就可以和你讲论诗了，告诉你过去的，你便能用在未来上。”
因为诗的重要政治功效，汉代定其为五经之一。但是纵观历史关乎《诗经》的文献，没有任何一种提及仲山甫即对仲山甫之为政进行榜样化评说。而相比之下，仲山甫作为《诗经·大雅》所赞颂的对象，地位又如此之突出。
仲山甫在有意地被人压抑。
这不是妄猜，因为《春秋》的哑谜般选取时间段的方式，已经说明了问题。最明显的证明则是一本“活化石”一样的辞书称为《孔子大辞典》【注1】，其上没有“仲山甫”条目。好在《史记》中《鲁周公·世家第三》一卷对仲山甫有所涉及。当然，时至今日，仍无从
【注1】《孔子大辞典》，张岱年、夏乃儒（全书统稿）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93年版。该词典为中国研究儒学的最权威工具书。共计有102位儒学研究专家撰稿。除一般词条解释外，历史及海外评孔要论均集于此。
得知司马迁的史料来自何处。
仲山甫辅佐中兴之主周宣王的时代，被《春秋》的选时排除在外了。个中的原因，仍令人费解。宣王这么伟大的中兴也被排除在《春秋》之外，也令人不可理喻。而且，更重要的是宣王与鲁国历史上的事件有着重大联系，一部完整的鲁国史，若不涉及周宣王立鲁懿公的事件，就不可能完整。
而问题恰出在了这个地方。因为，《春秋》不是历史读本而道德教科书；并且，孔子力主“为尊者讳”，周宣王的失误引发鲁国内乱的重大事实也就必被排除在外。
唐代刘知几【注2】已对《春秋》写作方法的害处有所认识，指责孔子在涉及鲁国历史的写作方面，“事天大小，荀涉嫌疑，动称耻讳，厚诬来世。”但是刘知几并未对“仲山甫缺失”现象予以关注并纵深研究。
究其根本，“仲山甫缺失”完全是由于为周宣王进行讳避并为鲁公室的内乱作讳避，而导致的。
周宣王即位之初，以周、召二公辅政，效法文武、成康遗风，重整军政，并废除耕籍田制度。命尹吉甫击退猃狁，使秦仲及其子攻破西戎，并在对荆、楚、淮夷的战争中小有胜绩。因此他的执政成绩被称为“宣王中兴”。
有了中兴的奇迹，并不代表他没重大决策失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在其十一年（公元前817年）干预鲁国立储君的事件：该年春天，鲁武公与长子括、少子戏去朝见周宣王。宣王喜欢少子戏，就打算立戏为武公的继承人。仲山甫进谏阻，反对废长立少。周宣王不听，终于确定戏的地位。夏天，父子三人归鲁，武公病死，戏也由太子变为国公，为鲁懿公。他的侄子，也就括的儿子伯御替父伸冤，在叔父执政的第九年（公元前807年）率部众攻击懿公，杀之，自立。这场由周宣王失误导致的鲁国政治变乱，并没就此而止，而是周宣王在错误的决策上一错再错。伯御掌权的第十一年，宣王率军伐鲁，杀了伯御。宣王经过与仲山甫商议，决定立懿公的弟弟也就是伯御的另一位叔父称为国君，称为孝公。在挽救周宣王的错误上，仲山甫不遗余力，所以＜烝民＞中以比喻的方式说：
篡改历史比焚书坑儒更有效
“周王的衮袍破了，只有仲山甫能补上。”但是补救归于补救，终不能阻止衍生性不良后果的出现。《史记》称，自周宣王伐鲁后，诸侯多畔。
孔子的《春秋》不能记录这个有损于周王形象的事件，何况这个事件整体上又是鲁国内乱呢？
回避鲁国的丑事好“动称耻讳”是孔子的一个原则！
这个原则也是造就后人误读历史的最大原动力。历史的任务不是真相，而是所谓的“大义”文本！
自孔子确立了“春秋笔法”即以道德性原则随便改写历史以后，中国史学的史鉴作用几乎不存在了。只要一个利益集团掌握了权力，便可以随便改写历史。
在上一章，我们涉及到朱熹不顾史实肆意贬低左丘明的事。其实在他踏入仕途（1148年）之前的六十年前就发生了篡改国史的政治行为。可以说，在北宋全面政治危机来临之时，文人阶层又恢复了肆意改写历史的习性。－－对于中国历史，也许这是一个不幸的谶言！
那次让后人瞠目结舌的改写，是称为“元祐更化”的一部分。北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去世，儿子赵煦即位，是为哲宗。由于赵煦年幼，他的祖母宣仁太后高氏垂帘
【注2】刘知几（661－721）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永隆进士，初任获嘉县主簿。武则天时任著作佐郎、左史、兼修国史，凤阁舍人。生平专攻史学，通览各史，屡任修史之责。曾对《史记》、《汉书》以来史书普加评说，因受监修大臣压抑、排挤，遂修撰《史通》以见志。其史学基本观点与孔子一脉相承，但反对一味赞扬和盲目崇拜儒家经典。认为它们并非尽善尽美，指出：《尚书》所载“是非无准，向背不同”；《春秋》为孔子所删定，关于鲁国史事，“事无大小，苟涉嫌疑，动称耻讳，厚诬来世”。
听政。高氏陆续起用司马光、吕公著、范纯仁、吕大防等人，废除了宋神宗与王安石推行的新法的大部分，贬黜了神宗熙宁、元丰时用事的诸大臣，停止使用王安石《三经新义》为科举考试的依据，篡改元丰时的史官记录，重新编篡《神宗实录》。篡改元丰时的史官记录与重编《神宗实录》的现实目的，是为后世提供一个按自己的道德标准与“政治上正确”的史学版本，把自己的政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