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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封》、《令甲》，舍此而别无他途。司马迁到各处实地调查来的材料，
也是《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这些材料范围颇广，有对地理的勘察，有对 古迹的调查，有对历史人物的探寻，有对当事人的访察，有对歌谣里语的搜 集等等，各种各样的材料大大拓宽了《史记》的取材范围。
对于得自各种途径的材料，司马迁确定了严格的“义例”，进行材料的 选取和组织。所谓“义例”，又谓之“书法”、“凡例”，用今天的话来说， 就是修史时取舍材料的原则和标准。从《史记》本身来寻找，可以把取舍材 料的原则和标准主要归纳为以下几项：第一，以孔子学说和儒家经典作为取 舍材料的基本原则。司马迁在《伯夷列传》中明确他说：“夫学者载籍极博， 犹考信于六艺。”而“六艺”是孔子思想学说的体现，以孔子的观点作为是 非的准绳。所以《孔子世家赞》说：“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基于这 一取舍材料的基本原则，司马迁一方面对大量的史料进行排比甄别，或者采 录，或者扬弃；另一方面，把大量六艺经传作为可信的史料，经过剪裁，直 接熔铸于许多篇章。第二，信从原始资料。原始资料比较接近事件发生的时
代，记事者比后人容易了解事物的真相，这就相对提高了史料的可信程度。 所以，司马迁在《五帝本纪赞》中提出：“不离古文者近是。”所谓“古文”， 就是采用先秦文字书写的典籍。此类典籍，产生的时代较早，是司马迁撰修
《史记》重点取材范围。有代表性的是古文《尚书》，司马迁早年曾专门学 习此书，修史时采摘颇多，如果我们把《尧典》与《五帝本纪》、《禹贡》 与《夏本纪》、《金滕》与《鲁周公世家》、《微子》《洪范》与《宋微子 世家》略作比勘，就会发现司马迁由衷地相信古文《尚书》。古文《尚书》 之外，对古文书写的《诗》、《春秋》、《左传》、《国语》等典籍，也多 有采录。第三，重视实地考察获取的材料。司马迁为了搜集第一手材料，游 踪遍及汉代半壁江山，对耳闻目睹的真实情况，大量纳入《史记》。如《淮 阴侯列传》载：“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 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 司马迁利用实地考察材料撰写的历史文字，人们读起来，感到特别亲切和可 信。第四，“择其言尤雅者”。意思是说选择记述可靠的。司马迁得到的材 料，百家杂陈，众说纷纭。面对这些材料，司马迁在《五帝本纪赞》中提出 了“择其言尤雅者”的选材原则。他对同一人物、同一史事的不同记载，进 行比较，去伪存真，实事求是地表述历史。在这一方面，最为典型的例子是 关于黄帝的记载。从战国至汉初，黄帝是人们的热门话题，各家著作，没有 不大谈黄帝的。但所谈大多神乎其神，荒诞不经，用司马迁的话来说：“百 家言黄帝，其文不雅训。”在这种情况下，司马迁表现了一位严肃史学家的 治史精神，他“择其言尤雅者”，只撷取《五帝德》、《帝系姓》中较为可 信的文字作为修史的素材，因而赢得了后人的推誉。清代李嗣业《杲堂诗抄》 卷四便说：“史公所作《黄帝本纪》，简而雅，质而不夸。”第五，疑难之 处，或存疑，或略而不书。由于各种原因，史料歧异，或者没有可信的史料， 本是正常的事情。遇到这种情况，如果任凭己意取舍其一，难免不失之武断。 司马迁在《三代世表》中提出“疑则传疑”，在《仲尼弟子列传》中又提出 “疑者阙焉”，不失为一种严谨的科学态度。《史记》中《五帝本纪》、《夏 本纪》、《殷本纪》和《三代世表》不标年月，只载世系，就是这种科学态 度的最好体现。在取舍材料方面，司马迁还确定了一些其他的原则，如《大 宛列传赞》提出“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天官书》提出“纪异不说不 书”，等等。司马迁根据这些原则，取其所当取，弃其所当弃，最后结晶为 一百三十篇。
司马迁对自己的史学巨著作过概括性的评价，他在《报任安书》中说，
他撰写《史记》，“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人们 于此不但可以看出司马迁的历史观，也可以看出撰写《史记》的宗旨。“究 天人之际”，就是探究天与人的关系。天人关系，是一个古老而又至关重要 的问题。殷周时代，宗教神学统治着思想界，那时虽然有过对宗教神学的怀 疑和否定，但都显得非常微弱，无法动摇基础坚固的宗教神学。宗教神学中 心的话题是把帝王拥有的一切解释为上天所赐，天道不变，王权永恒。任何 一个帝王都乐于接受和维护这一理论。一直到汉武帝时代，董仲舒仍大张旗 鼓的倡导天人感应神学论。司马迁是一位脚踏实地的史学家，由于前人唯物 主义思想的启迪，历史事变展示的客观规律，使司马迁回答天人关系时有了 新思维、新观点。他在记述许多人物和事变时，割断了天与人的宗教联系， 从社会关系中去探索人事、政事、国事的兴衰成败。同时，把对自然现象的
科学探讨和阴阳五行学说中的迷信色彩加以分别，承认自然现象的真实性， 否定阴阳五行学说中的虚妄。这些认识，在今天看来，算不了什么。但在当 时，却是站在思想理论界的峰巅。当然，也不必讳言，司马迁对天人关系的 理解，没有彻底从宗教神学的阴影中摆脱出来。在《史记》中，有时看到司 马迁从宗教神学圈子中走了出来，有时，他又返回老圈子中徘徊。这种对宗 教神学的怀疑与信从、否定与肯定的并存，反映了司马迁思想深处的时代烙 印。
“通古今之变”，就是研究古今历史的变化。历史是凝滞不变的，还是 不断发展变化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观。司马迁承认历史的可变性，所 以，他用人物和史事记述了三千年历史的发展态势，并揭示了历史变化的内 在和外在的原因。其内容略古详今，粗线条的勾勒夏、商、周，而对战国、 秦、汉历史则条分缕析。他通过“原始察终”，来“见盛观衰”，“稽其成 败兴坏之理”，做到以古为镜。司马迁对历史的这种洞察力，对历史的把握 和运用，已经向科学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虽然司马迁在“通古今之变”时， 没有摒弃机械循环论的影响，但与当时的思想理论界权威董仲舒提出的“天 不变，道亦不变”的观念相对比，还是高明得多。
“成一家之言”，就是建立独成一家的思想体系。从这里，我们看到了 司马迁的宏伟志愿和博大胸怀，也看到了他敢于从事开创性劳动的个性。在 司马迁之前，史学还谈不到成“家”成“派”，早期史官所修史书，尚难目 为“一家之言”，史学被包容在《六经》之中。是司马迁在史学领域开辟了 一个新天地，他采摘《六经》异传，整齐百家之语，融会各家学说，综合古 今学术，辨别源流得失，首次运用纪传体裁，以人物为中心勒成第一部中国 通史，多侧面地展示历史的变迁，谈古论今，“继《春秋》，述往事，思来 者”，从而使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完整的学术门类，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 竖立起第一座划时代的丰碑。从此以后，史学进入了自身发展的新阶段。
《史记》杀青之后，司马迁亲手抄写正本、副本两种，“藏之名山，副
在京师”。（《太史公自序》语）《索隐》把“名山”解释为“书府”，又 引《穆天子传》和郭璞之说，进一步说明“名山”就是古代帝王藏策之府， 用今天的话来说，当即国家图书档案馆。把《史记》献给中央朝廷，可能性 不大，《高祖本纪》有对刘邦的讥讽文字，《今上本纪》对武帝尤多微词， 献书朝廷，弄不好便会招致不测之祸。何况“名山”如果指朝廷收藏典籍之 处，那么，岂不正本在京师，副本也在京师？从行文来看，“名山”与“京 师”应当不是一地。《史记》的副本也没有在官方，而是存于司马迁之婿杨 敞家。杨敞在昭帝时官至丞相，他曾让《史记》部分篇章传布于外。敞子恽 “始读外祖《太史公记》”，并把全书宣布于世。但是，西汉末年，《史记》 仍不易得到。《汉书？宣元六王传》记载：东平王宇“上疏求诸子及《太史 公书》，上以问大将军王凤。对曰：‘臣闻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 礼不言。今东平王幸得来朝，不思制节谨度，以防危失，而求诸书，非朝聘 之义也。？？《太史公书》有战国从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 灾异，地形阸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时值成帝之初。当时连诸 侯王都不能得到《史记》，一般文化人就可想而知了。东汉初期，《史记》 的流传仍局限在上层，人们得到的是一些单篇抄本。皇帝把个别篇章赐给臣 下，都是有针对性的，被朝廷上下视为一种特殊的恩宠。东汉末年和魏晋时 期，《史记》才在文化界较为广泛地流传，进入了一般士大夫之家。
据司马迁所说，《史记》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 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但是东汉初年，班彪、班固父子二人已指出《史 记》有残缺。《后汉书？班彪传》载彪之言云：“太史令司马迁作本纪、世 家、列传、书、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汉书？司马迁传》载固 之言，也说《史记》“十篇缺，有录无书”。《汉书？艺文志》于《太史公 百三十篇》下载班固自注云：“十篇有录无书。”班彪、班固父子治学严谨， 又去司马迁仅百年左右，他们所言不会有误。遗憾的是，他们没有说出十篇 篇名。后来，三国时魏人张晏开列了所亡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