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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子打开了，没有发生任何奇怪的情况。箱子盖的内侧，是一张发黄的油纸，估计是制造这个皮箱的年代就已经是这样了，而这个皮箱起码也是解放前的东西了。那张油纸的正上方上，用书法楷体字写着：
“广西贵县阳江皮具厂”
字是从右写到左，而且全是手写的繁体字，自己已经有点褪色，这更加说明了这个东西的年代。这排字的下面，画着一些类似清明上河图那种反应市集和人民生活的画，从画中人物的穿着，已经不是古时候了，应该是民国初期的东西了，油纸有点残破，还隐隐约约，有一滩水渍的痕迹。箱子的内衬，放着几样东西。有一双老年人穿的那种黑表白底的布鞋，有一束用红绳捆住的不知道是胡子还是头发的毛，有一个拳头大小铁盒子，里面装的全是土，还有三根没有点过，但是已经断层几节的香，最可怕的是，还有个纸扎的小人，浓眉大眼，微微笑着，却因为纸的白色显得非常诡异，看上去就跟我们平时去给长辈上坟的时候，烧的那种纸人，而纸人的脑门上，用细线扎着一张黑白的照片，相片中是个看上去50多岁的人，从相片的质地和发黄程度来看，差不多也有近30年了。
我和师傅都还在一头雾水的时候，刚看到相片的侯师傅却突然一声大叫，再也顾不上装模作样，捧起纸人，双手巍巍颤抖地说：
“是他！怎。。怎么可能是他！”
第六十四章阴仆
侯师傅这么一喊，轮到我师傅愣住了，师傅问道：“怎么，你认识他？”侯师傅对我师傅做了个别出声让我想想的手势，然后拿着纸人，一屁股坐在沙发上，一只手捂住嘴巴，眉头紧锁，看上去像是陷入沉思当中。我跟师傅见状，也都站了起来，坐到另一个沙发上，默默等着侯师傅。
过了一阵后，侯师傅才把手里的纸人放下，他用手指擦拭了一下照片上的灰尘，叹了口气，然后把目光转向我跟我师傅，他有点伤感的说：“这张照片上的男人，是我的父亲。”
师傅大吃一惊，说你父亲不是早就死了吗？侯师傅从书房拿来一本相册，翻开给我们看，一张一模一样的照片，不同的是相册里的相片，在脚底下用钢笔写着，摄于1976年。
侯师傅说，他父亲的死是一个悲剧，因为历史的原因，他父亲成了牺牲品。师傅显然也不知道这当中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于是就请侯师傅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个清楚。
侯师傅一家一直住在北海的渔村里，他的母亲是个广东嫁过来的客家女人，勤劳朴实，打渔织布。他父亲的身世就相对比较复杂一点了，他父亲有两兄弟，都是在中国长大的越南人，有中国国籍。本来一家人生活得好好的，在79年的越南自卫反击战中，他父亲因为是越南人的关系，受到了当局的控制，而且当时的文革刚刚结束，人民脑子里还残留着那种打倒一切的思想，于是很快他父亲被发配前线，却不是参军打仗，而是在前线替解放军扫除两国国境上的地雷。
我倒吸一口凉气，虽然战争结束的那一年，我才刚刚出生，但是我父母所在的单位作为军工企业，为那场战争还是出了很大的力的，所以我从小听院子里的叔叔伯伯讲那些越战期间的故事，几乎都能够倒背如流，当然这当中不免有刻意高大自己而丑化敌人的成分。当我听到侯师傅说他的父亲因为是越南人的关系，而被发配到前线当扫雷工的时候，尽管早已过去了几十年，却也忍不住暗暗捏上一把汗。扫雷这事情，就是提着脑袋在玩，稍微一个不留神，就瞬间灰飞烟灭，连留下遗言的机会都没有。
侯师傅接着说，他父亲79年被强行抓去，于是一家人因为担心他，也都跟着去了崇左。只有侯师傅当时留在了北海，因为他念书的缘故，就没有跟着去，母亲带着弟弟，他自己也是成年人，尽管对父亲的遭遇感到愤怒，却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什么也做不了，于是天天盼望着战争早点结束，好让父亲平安归来，一家人再次团聚。可是在80年的时候，母亲写来信，说是父亲所在的那个工兵连通知了家属，说他父亲在法卡山一代排雷的时候，不幸遇难。收到信的时候侯师傅大哭一场，心想自己的父亲总算没有逃过这一劫。母亲在信里要他赶紧到崇左去和她一起认尸，但是当他赶到的时候，却被告知父亲的遗体已经和其他伤亡的平民一同在大坑深埋了，当下侯师傅气不过，就跟解放军打了起来，然后被关了1个月。
出狱以后，他安抚好母亲，说要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于是就带着母亲和弟弟回了北海。他的母亲算是个坚强的女人，硬是把弟弟抚养到了17岁，才因为身心俱疲，而且情感和内心都因侯师傅父亲的去世受到严重打击，于是一病不起，很快也死去了。
所以剩下的日子，是侯师傅把弟弟抚养长大，直到弟弟坚持不再念书，继而成为一个渔夫以后，侯师傅看他靠着打渔，也能够养活自己了，而且与世无争，安安分分的，自己也就成了家。
师傅听到这里，就问侯师傅，既然你父亲80年就死了，那这个箱子和箱子里的东西到底在表示什么呢？师傅不是道家人，虽然也算略懂一些道法，但是他还是不敢妄动。侯师傅说，这个箱子上的符咒和里面的东西，分明就是用来困住鬼魂的，目的就是让鬼魂世代相随，永不超生。
听到永不超生四个字，再次一口凉气。心想到底是怎么样的深仇大恨，要让一个在战争中死去的英雄永不超生。侯师傅摇摇头，长叹一声，看来我是非管不可了。于是他当下就进屋给他弟弟打了电话，要他弟弟立刻放下手里的活，到临桂来。弟弟在电话里说正好遇到禁渔期，
于是答应第二天就到哥哥家来。当天剩余的时间，侯师傅花了很多时间来给他的朋友和同门打电话，一边了解情况，一边商议对策，最终决定要到埋葬父亲的万人冢去一趟，即便那里有很多亡魂，即便当局或许早已请了高人镇压过，他还是要去一趟，才能安心，因为他也不知道这一次再度出山会给他带来怎么样的后果，但是关系到自己的父亲，他还是选择了冒险。
我只记得当晚我们三人都喝了很多酒，醉得一塌糊涂，侯师傅一直拉着我说心里话，要我孝敬师傅，善待万物生灵，虽然醉汉说话总是笑嘻嘻的，但是我总觉得他的笑里，藏着一种辛酸跟无奈，与其说是在讲知心话，倒更像是在交代后事。
大醉以后，我吐了八卦一地。
第二天中午的样子，侯师傅的弟弟来了，午饭我们在外面吃的，席间侯师傅简单的告诉了他弟弟事情的大概情况，当时父亲牺牲的时候，他弟弟岁数还不大，于是他弟弟比哥哥更希望知道自己的父亲，为什么魂魄会被人牢牢控制，一定要查个究竟。
饭后我们就直接坐火车经南宁转车后去了崇左。岭南风光，的确别有一番风味，虽然也是山多水多，却因为地质地貌的关系，和我接触到的风景大不相同，如果当年侯师傅的父亲也是按着同样的线路去了崇左，我想这一路最后的太平和美景，是他活下去的信念和希望。不过可惜的是人始终还是死了。
到了崇左以后，侯师傅直接找到了当地历史档案管理署，以遗孤身份寻找当年战死的英雄们，接连好几个小时，我们大家都在档案馆里帮忙寻找着当年战亡名单中，侯师傅父亲的名字，终于在一本1994年统计的卷宗里找到了。上面记载这一个革命烈士公墓，侯师傅的父亲和其余400多名战死的烈士一起埋葬在那里，和别的烈士不同，别的烈士有名字有部队番号也有隶属的连队，而侯师傅父亲的名字后面，仅仅跟着“工兵”二字。
既然找到了地方，我们就立刻离开了档案馆，趁着时间还早，急急忙忙的去了那个公墓，到了公墓后，我们却没能在墓碑上找到他父亲的名字。这就非常奇怪了，因为我们仔细数过死亡人数，唯独只差他父亲一个，烈士墓里的墓碑上，有431名烈士，而档案馆资料里，却有432位，而唯独缺少了侯师傅的父亲。于是此刻，侯师傅做了一个大胆的假设，他假设他的父亲没有死，因为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埋葬士兵是根据士兵的军籍牌来计算人数的，而他父亲仅仅是个被强行抓来的工兵，不要说军籍，或许连个军人的名分都没有，于是侯师傅决定给他的叔叔打电话，他的叔叔就是侯师傅父亲的弟弟，如果父亲还活着，却没有回家，但是他总是要和人联系的，抱着万分之一的可能性，侯师傅在电话亭给他叔叔打了电话。
他叔叔已经70多岁了，可幸的是，人还健在，于是在接近一个小时的电话沟通后，侯师傅走出电话亭，告诉我们，他父亲当年没有战死，而是逃走了。
他这话一说，我们全都惊呆了，这是个谁都没有料想到的结果，若非侯师傅当时一个大胆的猜测，或许这永远都是个谜，但是侯师傅觉得有点不可原谅，既然没死，为什么不肯回家，要家里人终日为他吊唁，他却这么不负责任的在外面活得自在。说到这里，侯师傅有点难以控制情绪，一个中年人，蹲在电话亭的马路边，掩面哭泣。
其实我因为没有经历过战争年代，所以我还是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资本的，在我看来，逃兵固然不对，因为军人毕竟是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但是关键是他父亲并不算是个军人啊，凭什么不能跑？若说是为祖国效力那干嘛还强行抓别人上前线啊？就因为人家是个生长在中国的越南人？后来我明白了，这是我们国人情感上的不允许，就好像多年以后我看了斯皮尔伯格老师的《兄弟连》，以及中国的《中国兄弟连》，同样都是打仗，同样都要死人，但是为什么人家敢于表达自己怕死，不愿打仗，害怕子弹，害怕就此一命呜呼，从而躲着藏着，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冲上去送死，这难道真的是懦弱吗？而我们的战争片里，当有人满脸脏兮兮大喊一声，同志们，拿起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