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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是一定要吃的。司徒师傅家里已经没有太多的食物，于是我就只能给他们煮了科学家荷包蛋。
大概到了7点的时候，司徒出了房间，他先拍醒了好像正在做着春梦的胡宗仁，让他去把付韵妮叫起来吃早饭，我则把荷包蛋给大家端上桌子以后，就去叫彩姐起床。一个早餐的时间，我们大家都没怎么说话，甚至连胡宗仁也是一样。也许大家此刻心里想得和我差不多，今天即将面临七星阵的最后一个星位，如果这一个破了以后依旧没有办法使局势变得明朗起来，接下来的路又必将是一个完全让人没有准备的开始。
从司徒师傅家里开车到十八梯需要大概20来分钟的时间，当然这还必须是不堵车的前提下。而十八梯位于解放碑商圈，是重庆所谓的CBD地带，各行各业的精英都在这里工作，交通非常拥堵。于是我们不得不选择从菜园坝方向上到中兴路，司徒把车停在了重庆报社附近的停车场以后，带着我们步行朝着十八梯走去。
十八梯尽管是毗邻商圈解放碑，但是却有着天壤之别。这条从山上到山下的石阶梯坡道，几乎就是一个老重庆的缩影，如果说解放碑商圈是一个繁华富饶的地方，那么十八梯就俨然成了个贫民窟的样子。我没有瞧不起那里的居民的意思，而是觉得那儿的生活更加质朴宁静，即便是紧挨着的得意夜场通宵灯火辉煌，音响震耳欲聋，十八梯也是个安静的小角落，甚至还能听到猫爬上屋顶，踩破瓦片的声音。在走到十八梯的下坡口，较场口这一段的时候，司徒站在梯子边上遥望下去，似乎是在追忆这份原汁原味的老重庆。十八梯是由一条蜿蜒曲折的青石梯坎延绵到山脚厚慈街一带的小路，途中还有不少更加狭窄的小路。因为地势的特殊，在重庆日新月异的变化当中，这里迟迟没有被开发，因为只能步行无法通车，这里也成为了一些犯罪活动的高发地点，例如毒品买卖和抢劫犯罪，路很窄，且支路众多，他们一旦有了一点风吹草动，立马就会逃跑得无影无踪。尽管开发力度的欠缺，却反倒成了这里的一道得天独厚的保护屏障，老重庆的样子，只有在这儿才能感受得最为真切。
司徒遥望了一阵以后，带着我们走了下去。十八梯我来过不少次，因为我在这一带有个朋友。他是一个在附近比较有名的水碗师傅，水碗师傅大多是女性，俗称观花婆，而他却是罕见的男人从事这个职业的。早在2004年的时候我曾与他一道给渝北区龙兴古镇上的一家大宗祠人家处理过一桩鬼事，我也因此才结识了那个坚守承诺60年的老道。按照我们最初对摇光这个星位的分析，我们的疑点集中在这十八梯上的一些路灯柱子，因为我和司徒都曾经注意到过这里的路灯有少许一些的架立，似乎不太合乎常理。而且我们并不知道付强是把盒子藏在大道上，还是小道上。
我问司徒，要不要去买一份地图来？他说不用，地图范围太大，这一片又太小，根本找不准。要不这样吧，我们顺着走，把每一根路灯的位置根据我们走的路径标注出来，然后我们再来分析看有没有可能组合成的七星阵。我点点头，我想目前这也是唯一的办法了。我来负责画，胡宗仁则负责寻找这附近是不是有什么新的线索。十八梯不算太长，但是这样一根一根的画，等我们走到厚慈街口的时候，时间已经过去了差不多三个小时。这期间胡宗仁已经不知道骂过多少句脏话，也不知道被付韵妮打过多少拳。彩姐则是一声不吭的跟着我，她是我们这群人当中文化程度最高的一个，此刻却什么忙都帮不上。
到了厚慈街，胡宗仁吵着说他饿了，要吃东西，我白了他一眼说你想不想吃我的鼻屎。司徒说，现在才10点多钟你这时候吃什么饭呀，抓紧时间，咱们再走到较场口去，一边走一边核对下我们之前标注的位置是不是正确。于是我们一行人又开始由下至上的爬到了坡顶，不过这次就快得多了，我也在路上反复核对每根灯柱的位置，因为这可能是我们所能想到的唯一线索。到了较场口以后，司徒带着我们去吃了眼镜面。这是一家犀利无比的面馆，据说店老板是戴眼镜的两兄弟，所以就叫做眼镜面。我是个对面食极其钟爱的人，在到处都是美味面条的重庆，眼镜面的味道却让我觉得非常霸道。吃完后我们并没有急着离开，而是拿着我之前画的那张图纸，反复计算着任何一种可能性。
十八梯上的路灯比较奇怪，通常路灯都是修在道路两侧的，而这里却时不时有路灯修在了小径的入口处，造成两个路灯柱子紧邻的现象。司徒告诉我们一个故事，在当年日军对重庆进行大轰炸的那几年，重庆老城里的人民死了很多，如果说重庆大轰炸遗址那个防空洞里闷死了数万人的话，那那些还没来得及躲进洞里，或是还在家里听到空袭警报就逃出来的人，大多数都死在了逃亡的路上。日本飞机丢下的炸弹，让当时的渝中人民饱受摧残。十八梯则是作为一个被轰炸得极为严重的区域，而且死亡人数非常多。司徒告诉我们，因为十八梯的路一直都这么窄小，而且距离平路相对遥远，轰炸机来的时候，光是跑到平坦的地方都要花不少时间，这当中还不考虑体力不足的问题。于是数以千计的老百姓尤其是住在十八梯的手工匠人和贫民，不少都横尸在梯坎上。司徒顿了顿说，你们还记得当时有一年搞防空演习的时候，电视里反复滚动播出的那些黑白照片吗？那些就是在十八梯拍摄的，是一个德国记者照的，不管是男人女人还是老人小孩，日本人的飞机一来，谁都逃不了。
说到这里，胡宗仁再一次完美的展示了他的愤青本质，他狠狠一拍桌子，站起身来义愤填膺地大声说道：“可恨的小日本鬼子！”引起周围邻座的人诧异的眼神，我们四个都觉得挺丢人的，于是默默低下了头，看着自己吃剩的面碗。
司徒接着说，后来日本人打跑了，蒋介石邀请**来重庆见个面开个会，两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都还不是各自党派的最高领袖，第二次见面才是，这就是有名的重庆谈判，不过谈判进行得非常没有内涵，蒋介石表面上对**的要求表示默认，私下里却派遣特务在重庆制造一些事端，因为重庆是抗战时期的陪都，当时蒋介石在对抗日本的事情上，还是非常给力的。所以在陪都时期，重庆人民对于蒋公大部分的情感还是在爱戴，因为他至少是在保护这满城的百姓。正是因为那些年蒋介石在重庆的威望树立的比较高，所以当这些被蒋介石自己制造的事端出现了以后，很多老百姓就把祸根归结到了**和**的身上，当时的民盟主席张澜老先生立场虽然偏向于**，因为只有**所争取的多党共治得以实现后，民主人士才有可能在政治上参一脚。不过在做法上，张澜却迟迟在等着双方各自的表态。虽然最终签订了双十协定，也很快变成一张废纸。司徒转头问胡宗仁，你这莽夫，你知不知道当时在协定签订后没多久，这一代发生了什么事？胡宗仁摇摇头。司徒哼的冷笑了一声，那意思好像是在说没文化真可怕。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司徒也渐渐学得跟我一样坏，喜欢戏弄和打击胡宗仁了。彩姐这时候插话了，她说是不是那个较场口血案？司徒点点头，果然念过书的就是不一样。
司徒说，当时为了庆祝抗战胜利和国共谈判，重庆的文化界和知识分子在较场口一带搭建了很多戏台，有的用来表演话剧，有的用来发表演说，有的用来表达对新政府的憧憬。正当广场上的人群情激昂的时候，一群被蒋介石的爱将陈立夫指派的特务混进了人群里，对着那些爱过知识分子开始毒打，顿时广场上乱成一团，不少我们熟知的社会名人都被打了，李公朴、郭沫若、陶行知、马寅初都没逃过毒打，警察管不住，因为警察是受命于地方，而特务是直接听命于国民党的高官。后来，周恩来和冯玉祥赶到现场，那些特务害怕被查出来问责，才纷纷逃走。冯玉祥觉得这脸丢大了，因为他虽然心向民主政府，但毕竟是国民党的高官。而这一闹剧却发生在政治对手周恩来的眼皮底下，虽然大家都没把话挑明了说，但是谁都走到这场混乱是国民党单方面制造的。冯玉祥和蒋介石是多年的老交情，有些话也不方便明说，在冯玉祥离开重庆以后，蒋介石开始秘密查办一些激进人士，很多都在十八梯附近被暗杀，然后丢弃在棚屋区的臭水沟里。司徒指了指十八梯的方向说，刚刚我们来回走了两次的那条路，底下除了那些被日本人炸死的亡魂外，还有不少含冤死去的民主志士。这也是为什么我当初判断十八梯的原因之一，因为这一代实在是怨气很重。
司徒接着说，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本来有一次把十八梯的范围纳入了规划，要整改美化。却在开挖靠近较场口方向一侧的背街的时候，挖到了一些当时被冲进下水沟，没来得及被人运走的尸骸，施工的人认为这是件晦气的事情，但是工程不能断，就继续开工。可是没过几天，施工队就接连遭遇了怪事，有人晚上走在路上，会突然感觉后颈窝有人在吹气，而且气是那种凉气。转身一看却没人，还有施工队的工人晚上突然冷醒，发现窗子边上站着一些满脸血污，民国打扮的人。于是当官的认为大概是挖的时候动到邪物了，就找来道士做法，要超度亡灵，我就是当时受邀的其中一个道士。
29。二九
我听到这里，顿时对司徒肃然起敬，要他说说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告诉我们当时他来到这里的时候，也是把这儿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告诉了雇主，并且那时候这里的路更加烂，和解放前的区别并不大。他也曾用罗盘探路，发现满满当当都是冤魂，而冤魂那时的突然同时出现，是因为施工打扰了它们原本的安息。后来他和其他几个道士送走了几个比较厉害的，剩下那些虽然无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