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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都明显证实反犹主义和民族主义不是一回事。十九世纪最后几十年里一批最初的反犹主义政党也是在国际上最早联合的组织，从一开始起，它们就召集了国际会议，关注国际的——至少是在欧洲范围内的协调行动。
类似民族国家纷纷衰落和反犹主义的生长这样的总体趋势，单独用一条理由或一种原因很难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在大多数这一类例子中，历史学家面对一种复杂的历史情景，他简直可以任意孤立——但这意味着迷失方向——出一种因素作为“时代精神”。但是有几条有益的一般规则。其中对于我们目的最有用的是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旧政权与革命）（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第二卷第一章里论述的伟大发现，既然法国革命爆发时群众对贵族阶级的狂暴仇恨的动机——这种仇恨启发了伯克（Edmund Burke）。他说革命与其说关注国王的体制，不如说关注“绅士的状况”。托克维尔认为，法国人民比以前更仇视即将失去权力的贵族，恰恰因为贵族迅速地丧失真正的权力并不伴随着大量丧失财富的事实。只要贵族还拥有无边的司法权力。他们就不仅被人容忍，而且还受人尊敬，当贵族失去特权，尤其是丧失剥削和压迫的特权时，人们觉得他们是寄生虫，在统治国家方面不起任何作用。换言之，剥削和压迫都不是他们引起怨恨的主要原因；而没有可见的政治作用却拥有财富才是最不可容忍的，因为谁也不理解无功为何受禄。
当犹太人同样地丧失了他们在公共事务中的作用和影响，除了财产之外一无所有时，反犹主义就达到了顶峰。希特勒执掌政权时，德国银行早已几乎全是犹太人（judenrein）了（在银行业，犹太人控制了主要的地位已有一百多年），德国的犹太人在经过社会地位和数量上的逐步增长之后迅速衰落；统计学家们预言，它将在几十年之内消失。当然。统计数字并不一定指向真正的历史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对一个统计学家而言，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和灭绝，似乎无情地加速一个过程的进行，一个无论如何会到来的过程。
在西欧各国，情况几乎也都一样。法国的德雷富斯事件的突发并非在第二帝国治下——当时法国犹太人正处于繁荣的顶峰，并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个事发生在第三帝国时期，当时犹太人尽管拥有一切，但是从重要的地位上消失了（虽然并未从政治场景中消失）。奥地利的反犹主义之演成暴力，并非在梅特涅（Clemens Metternich）和弗朗茨。约瑟夫｛Franz Joseph）统治时期。而是在战后的奥地利共和国，当哈布斯堡王朝（Hapsburg monarchy）垮台后；其它群体都很明显地并不像犹太人那样失去影响和声望。
迫害无权的或失权的群体也许是一幅令人不愉快的景氛，但是这不仅仅产生于人类的卑劣行为。认识到权力应有的作用和广泛用途的理性本能。一方面使人服从和容忍真正的权力，另一方面使人仇视那些无权却有钱的人。即使剥削和压迫都仍能使社会运转，并能建立某种秩序，唯有那种无权但是有钱，或者高高在上而提不出政策的人，才使人感到是寄生的，无用的，反叛的。因为上述情形割断了人与人之间的一切联系。非剥削的财富甚至缺乏那种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联系；高高在上而没有政策甚至也不意味着剥削者对被剥削者最小的关心。
西欧与中欧犹太人总体的衰落只构成了一种氛围，发生后来的各种事件。衰落本身很少能解释这些事件，正如贵族权力的丧失不能解释法国大革命。意识到这类通则，有一点很重要，即可以驳斥那些常识的说法，它使我们误信暴力仇恨或突发的反抗必定产生于巨大的权力和巨大的虐待，而随后来产生的对犹太人的仇恨只是对他们的重要性和权力的反动。
由于问题只诉诸境遇较好的人，所以有另一个更严重的常识性谬误：因为犹太人是一个毫无权力的群体，它遇上了时代中普遍和难以解决的冲突。背负罪责，最后被当作一切罪恶背后的黑手。在许多自由派分子的心目中，对这种说法的最出色描述——也是最出色的反驳，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流传的一个笑话：一个反犹主义者声称，是犹太人引起了战争；有人回答说，是的，犹太人和骑自行车者引起战争。有人问：为什么是骑自行车者？另一个人反问：为什么是犹太人？
关于犹太人总是代罪羔羊（scapegoat）的说法，意味着其它任何人也都可能成为代罪羔羊。这种看法坚持认为受害者是完全无辜的，说他无辜，暗指他不仅未曾作恶，而且根本未曾做过与面临的问题有关联的任何事悄。事实上，纯粹独断形式的代罪羔羊一说从未见诸文字。但是，每当坚持此说者苦心孤诣地试图解释为何代罪羔羊的形象如此适恰，他们总会指出，他们已抛弃此等说法，转向通常的历史研究——在这种研究中，所发现的只是历史由许多群体创造，而出于某种原因才单列出某一个群体。所谓代罪羔羊，必然不会再是那种无辜受害者，整个世界都将其一切罪愆归咎于他并通过他而意欲逃避惩罚：它变成群体中的一个群体，而所有的群体都和这个世界的事务有关。不只仅因为它成为世界之不义和残酷的牺牲者，就不再要共同负责。
直到最近。代罪羔羊论的内在破绽足以证明它是一种逃避主义（escapism）的说法是应该被抛弃的。但是恐怖（terror）作为政府的主要武器的趋向上升，又使它比以往更能令人置信。
现代专制政体同过去一切暴政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恐怖不再用作一种手段来压迫和威胁对手，而是作为一种工具。用以统治十分恭顺的民众。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恐怖是事先没有任何挑动便实施打击，它的受害者即使从压迫者的眼中似乎也是无辜的。这就是在纳粹德国发生的情况。全部恐怖都对准了犹太人，即针对和他们的具体行为无关的的共同性格。苏俄的情况更混乱，但不幸事实却很明显。一方面，布尔什维克制度不像纳粹，它在理论上从不承认可以对无辜的人民实施恐怖，尽管根据某些实践来看，这种说法好象很虚伪，但是这毕竟有区别。另一方面，俄国的实践在某种范围内比德国更“先进”：任意实施的恐怖甚至不局限于种族差异，当一些旧阶级类别早已被遗弃之后，遂使俄国的任何人都可能突然变成警察恐怖下的受害者。我们在此不讨论恐怖统治的最终结果——任何人，甚至是恐怖的实施者，也难逃恐惧之心；本书只讨论选择受害者时的任意性，在这一点上，关键在于他们在客观上是无辜的，无论有没有做，他们都可能被选中当作受害者。
初看起来，这一点好象是对旧有的代罪羔羊的说法迟来的证实，而且事实上现代恐怖的受害者确实显示出代罪羔羊的一切特征：他在客观比绝对是无辜的，因为无论他有无行为，都与他的命运无关。
因此，这就诱使我们回到一种自动解除受害者责任的解释：这足以说明一种现象，即正是被恐怖机器抓攫的个人完全无辜，以及他们绝对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才有力地打动了我们的心绪。然而，恐怖只是在它的最后一刻才发展成纯粹的政府形式。为了建立一个极权政权，恐怖必定表现为执行某种具体意识形态的一种工具；而这种意识形态必须赢得许多人的坚持，那怕这批人只占少数，才能使恐怖得到固定。对于历史学家来说，犹太人在成为现代恐怖的主要受害者之前，就已是纳粹意识形态的中心。而一种必须说服和动员民众的意识形态无法任意选择受害者。换言之，如果一种公然的伪说，例如“锡安长老们的草案”，被许多人信以为真，它可以变成一场政治运动的内容，那么历史学家的任务就不再是揭露那种伪说。当然，这并非要制造一些解释，用以抹煞事件中的主要政治和历史事实；伪说为人们所相信。这个事实比（从历史角度来看是次要的）它是一种伪说的情形更重要。
因此，代罪羔羊的说法仍是主要的企图之一，旨在回避反犹主义的严重性，以及犹太人被驱赶到事件的风暴中心这一事实的意义。同样流传甚广的还有关于“永恒的反犹主义”（eternal antisemitism）的对立信条，据此，仇视犹太人只不过是对历史仅赋予或多或少之机会的正常的、自然的反应。突发事件无需特别解释，因为它们是一个永恒问题的自然结果。这一信条之为专业的反犹分子所信奉是当然的；它为一切恐怖提供了最好的不在场证明。假如人类不停地屠杀犹太人已有两干多年历史是事实的话，那么屠杀犹太人就成了一种正常的、甚至是符合人性的职业，仇视犹太人也就无需争执地被合理化了。
这种解释还有一个更令人吃惊的方面，即永恒的反犹主义，许多并无偏见的历史学家，甚至更多的犹太人都接受了此说。这一奇特的巧合使理论变得危险与混乱。在两种情况下，它具有一致的逃避主义的基础；正如反犹主义者明显希望逃避他们行为的责任一样，受攻击而处于防守地位的犹太人更可理解地不希望在任何情况下讨论他们那一部分的责任。然而，在犹太人，更多地是基督徒，其正式辩解的逃避倾向都基于更重要的、较不理性的各种动机的基础之上。
现代反犹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中伴随着和交织着犹太人的同化（Jewish assimilation）问题，以及犹太教旧有宗教价值与精神价值的世俗化和消失。实际发生的情形是，大部分犹太人同时受到来自外部物质消灭和来自内部精神解体的威胁。在此情形下，关注自己生存的犹太人会以一种奇怪的、绝望的错误解释，附会一种安慰式的观念，认为反犹主义毕竟可能成为一种使犹太人保持结合的手段，因此，永恒的反犹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