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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流传，画家在画室里实验各种现代化绘画，即使不公开展出，也已名声在外。此言并非要缩小暴政检查制度与艺术自由之间的差异，只是为了强调一个事实，即地下文学和无文学之间的差异是一与零相比的差异。
还有，反对派知识分子会受到审讯（尽管不是公开的），他们可以在法庭上陈述意见，并且取得外界支持，无需彻底坦白以求恕罪，这一事实显示出，我们在此讨论的已不再是极权统治。1966年2月，作家西尼耶夫斯基（Andrei Sinyavsky）和达尼埃尔（（Yuli M．Danie1）受审判，原由是在国外出版了在苏联境内不能发表的作品，他们分别被判处七年和五年苦役，根据立宪政府的法律标准，这当然属于肆无忌惮的行为：但是他们的法庭陈述却传遍了全世界，不会被人遗忘。他们并未在极权主义统治者为反对派设置的洞里湮灭消失。赫鲁晓夫本人试图扭转非极权主义化进程的最具野心的尝试归于彻底失败，这件事鲜为人知，但是更有说服力，他在1957年倡导一种新的“反对社会寄生虫的法律”，这可能引起政府重新实施大规模流放政策，重建大规模的苦役集中营，以及对于全面统治最重要的一着——组织大规模的群众性谴责运动：因为“寄生虫”会是由人民自己在群众大会上选出的。但是，这条“法律”遭到苏联司法界的抵制，并在它递交通过之前便遭弃置。换言之，苏联人民从极权主义统治的噩梦中走出而进入一党专政多方面的苦难、危险和非正义：而这种现代形式的暴政根本不能保证一个遵从宪法的政府，“即使在承认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前提下，苏联的一切权力最终也是非法的，”因此这个国家能在一天之间，不发生重大反抗的情况下，再度成为极权主义国家，同样地，这个在一切新的政府形式中最可怕的政府一一我将要分析它的历史渊源因素一一在斯大林死后的苏联不折不扣地走向它的终结，正如极权主义在希特勒死后的德国寿终正寝一样。
本书论述极权主义的起源及其种种因素，而它在德国和苏联产生的后果，只是在有助于我们思考先前发生的情形时才会讨论到。所以，与本书范围有关的只是战后斯大林统治的时代，而不是他死后的时代。在那八年间，自从1945年到l953年，和自从三十年代以来的一贯情形，并无冲突，亦未增加新的因素。胜利以后发生的一切事件，在战争期间的暂时宽松之后，苏联以及引进极权主义统治的卫星国。为了重新确定全面统治而采取的措施，都符合我们已知的游戏规则。各卫星国的布尔什维克化都从统一阵线的策略和假议会制度开始，迅速发展成公开建立一党专政，他们消灭了原先被容忍的其它政党领袖与党员，然后发展到最后阶段，被莫斯科有理或无理地怀疑的当地共产党领袖也遭到粗暴诬陷，在党内最腐败、最无耻的统治之下被迫受到公审、酷刑和处决。这些无耻之徒原先并非共产党人，而是莫斯科的代理人。莫斯科似乎急于重现从十月革命到极权主义专政的一切阶段。难以言述的恐怖故事一再重演，在一个卫星国里发生的事情几乎同时也在从波罗的海直到亚得里亚海的所有其它卫星国里发生。在卫星国以外的地区则不同。波罗的海国家直接同苏联联合，它们的情况比其它卫星国还糟：五十多万人被从三个小国家里驱逐出境，而“大批俄国居民涌入”开始威胁到当地居民，使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里变成了少数民族。另一方面，自从柏林围墙突兀出现之后，东德才慢慢地并入卫星国群，在这之前，它一直只被当作被占领地，只有一个傀儡政府。
在这本书里。苏联的情势发展（尤其是日丹诺夫＇Andrei Zhdanov＇神秘地死去和发生“列宁格勒事件”的1948年以后）具有比较重要的意义。这是自从大整肃以来斯大林第一次大批处死高级和最高级官员，我们知道这是精心策划的又一次全国性整肃的开端。这次整肃以“医生的阴谋”为触媒，但不牵涉到斯大林的死亡。一批医生（其中大多数是犹太人）被指控为“阴谋消灭苏联的一些主要领导人”。1948年至1953年1月（既“医生的阴谋”被“发现”时）之间苏联所发生的一切，都带有引人注目的预兆迹象，与三十年代大整肃的准备阶段十分相似：日丹诺夫之死与列宁格勒整肃，吻合1934年基洛夫（Sergei Kirov）同样神秘的死亡，以及随即发生一种有预谋地整肃“留在党内的一切前反对派”运动。再者，对医生们的荒唐指控，说他们将会谋害身居全国主要领导职位的人，这必然会使一些人内心充满恐惧的预感，这些人深知斯大林指控一名假想之敌的方法，他所指控别人的正是自己打算犯的罪行。（最著名的例子是他指控图哈恰夫斯基＇Mikhail Tukhachevski＇和德国密谋勾结，而斯大林自己此刻正谋划与纳粹结盟。）很明显，在1952年，斯大林的身旁的同志比三十年代时聪明多了，他们悟出了他的话的真正含义，而关于阴谋的指控肯定在政府的所有高官中间引起了普遍恐慌。这一恐慌也许最能说明斯大林的死因、围绕着斯大林之死的神秘情景、以及出现继承危机的最初几个月里党内的阴谋和勾心斗角。尽管我们对内幕所知甚少，但足以证明我原先的看法。即例如大整肃这种“破坏性操作”不是孤立事件，它并非这个政权在非常情况下的过火行为，而是一种恐怖制度，它会定期发生一一当然，除非这种政权本身的性质改变。
斯大林在晚年策画的这后一次整肃中最富于戏剧性的新成份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重要转变，即提出了犹太人世界阴谋的问题。多年来，这一变化的基础早已埋伏在各卫星国的一系列审判事件中一一匈牙利的拉吉克审判案（Rajk trial），罗马尼亚的安娜。鲍克事件（Ana Pauker affair），捷克斯洛伐克1952年的斯朗斯基审判案（Slansky tria1）。在这些有预谋的审判案中，挑选来做牺牲品的党内高级官员都由于“犹太资产阶级家庭出身”而被指控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罪：这一指控渐渐地变成了和臭名昭彰的非犹太复国主义机构有牵连（尤指美国犹太人联合分配委员会（American Jewish Joint Distribution mittee），目的在于指控一切犹太人都是犹太复国主义者，而一切犹太复国主义团体都是“美帝国主义走狗”。说犹太复国主义是种〃罪行〃。这当然朝毫无新意，但是随着整肃运动的进展，开始集中到了苏联犹太人身上，发生了另一种重大变化：犹太人现在被指控的罪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而是“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从这种标语中衍生的指控类型比以往更接近于纳粹关于锡安长老们的犹太世界密谋的说法。它如今令人惊愕地清楚显示出这种纳粹意识形态对于斯大林的深刻影响——这迹象在希特勒与斯大林谛结条约之后就很明显了——可以肯定，部分原因是这在苏联及其所有的卫星国里有明显的宜传价值，反犹情绪到处弥漫，反犹宣传比比皆是，另一部分原因是，这一类虚构的世界阴谋为极权主义寻求世界性统治提供了更合适的意识形态基础，远胜于反对华尔街、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这种公开无耻地采用全世界皆知的最着名的纳粹标记，是斯大林赠给他的已故同伙和极权统治竞争对手的最后恭维，他很遗憾没能和那个人达成永久的协议。
斯大林像希特勒一样，在恐怖事业未竟的中途便死去了。当这一切发生时，本书所要叙述的事情，以及它要努力理解的各种事件．至少都暂时有了结尾。
汉娜·鄂兰
1966年6月
第一章 蹂躏常识的反犹主义
许多人至今仍以为，纳粹意识形态集中于反犹主义，纳粹政策一贯坚持以迫害并最终消灭犹太人为目标，其实这仅仅出于偶然。只有最后大灾难的恐怖，甚至只有当幸存者无家可归（homelessness）并且失去了根基（uprootedness），才使“犹太人问题”在我们的每日政府生活中显得重要起来。纳粹所宣称的主要发现——犹太人民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以及他们的主要兴趣——迫害全世界的犹太人——一直被舆论认作赢得群众的借口或有趣的蛊惑手段。
忽略纳粹自己所说的话，导致以上认识偏差。在当代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一个方面比这一事实更令人愤慨、更带有神秘性质，亦即，本世纪悬而未决的全部重大政治问题中，这个似乎无足轻重的犹太人问题居然有此暧昧的荣耀，能启动整部地狱机器。这种原因与结果之间的脱节扰乱了我们的常识，更不用说历史学家关于平衡与和谐的观念了。与反犹主义事件本身相比，一切解释似乎都是仓促的胡编乱造，只是为了掩盖问题，严重威胁着我们的衡态感受与明智愿望。
这些仓促的解释之一，是将反犹主义等同于猖狂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以及仇外情绪的爆发。然而，事实上现代反犹主义是在传统的民族主义义衰朽时生长起来的，并且恰恰在欧洲的民族国家制度及其权力失衡被摧毁时达到了顶峰。
人们早已注意到，纳粹并非单纯的民族主义者。他们的民族主义宣传针对“同行者”，而不是他们信任的成员；相反，他们绝不允许后者无视政政治上一贯的超国家观点。纳粹的“民族主义”和近来苏联的民族主义宣传一样，是多方面的，都是用来培植群众的偏见。纳粹一向真正蔑视狭隘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地方主义，他们一再重复说，他们的“运动”像布尔什维克布运动一样，是国际范围的，这一运动对他们来说比对任何国家都重要，其它国家的民族主义只局限于一块具体的领土。不光是纳粹。还有五十年的反犹主义历史，都明显证实反犹主义和民族主义不是一回事。十九世纪最后几十年里一批最初的反犹主义政党也是在国际上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