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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谬误。十九世纪反犹主义运动真正直接的结果不是纳粹主义（Nazism），相反倒是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至少根据它的西方意识形态形式来看，它是一种反意识形态（counterideology），是对反犹主义的〃回答〃；这并非说犹太民族的自我意识是反犹主义制造出来的；即使只是粗略地了解犹大历史，知道自从犹太人被驱逐出巴比伦以后， 他们的中心问题一直是如何在全面分散的困境下争取生存，也就应该打破这样一种最近的迷思一一这是自从沙特以〃存在主义〃观点解说这些由别人来看待和下定义的犹太人之浚，在知识界颇为流行的迷思。
对先期极权主义与极权主义的反犹主义之间的区别及联系的最佳描述或许就是那个关于〃锡安长老们的草案〃（Protocoles of the Elders of Zion）的荒谬可笑的故事。纳粹利用用这一伪说作为征服全世界的教科书，这当然不是反犹主义历史的组成部分，但是只有这一段历史才能解释为何这个不可能发生的故事却好象颇有道理，被反犹太宣传一开始就利用。另一方面，它不能解释为何极权主义要想统治全世界，却要用一个秘密会社（seeret society）的成员和方法来实行，这竟能成为一种吸引人的政治目标。这种从政治（并非宣传）方面有更多关系的作用，其根源一般是在帝国主义中，特定而言则是在欧洲大陆所产生的爆发形式，即所谓的〃泛…运动、（pan…movements）。
本书所述的时空与主题都很有限，所分析的中欧与西欧犹太历史的时间跨度也只从宫廷犹太人到德雷富斯事件（Dreyfus Affair）， 因为后者同反犹主义的产生有关，并且受反犹主义的影响。反犹主义运动十分牢固地根植于“犹太…异教”关系中特有的各种现实，即犹太人一方面在民族国家的发展中、另一方面在非犹太社会里所扮演的角色。最初的反犹主义出现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而八十年代则标志着利益冲突和明显的经验的有限实际基础已被超越，一条道路打开了，它一直通向“最后解决方案”（thefinal Sulution）才告终。从那时起，在帝国主义时代，紧接着是极权主义运动和极权政府时期，这就不再可能使犹太人间题或反犹主义意识形态孤立于事实上几乎完全与犹太现代历史现实无关的问题之外。而这不仅仅是、也不主要是因为这些事情在世界事务中有很重要的作用，而是因为反犹主义本身现在被用于其它的目的，虽然这最终使犹太人成为其主要牺牲品，但是这些目的却将关于犹太和和反犹太的一切具体问题都抛开了。
读者将在本书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中见到二十世纪反犹主义分别在帝国主义和极权主义中的表现形式
汉娜·鄂兰
1967年7月
第二部序言
一个历史时期的开始是很少能有精确日期的，而同时代的观察家也极少有机会目睹它的确切终结，但是对帝国主义时期而言却做到了这两点，帝国主义产生于殖民主义（Colonialism），是在十九世纪最后三分之一的时间里由民族国家（nation…state）制度同经济与工业的发展不相适应而引起的，到了1884年左右，开始其为扩张而扩张的政治，这种新形式的权力政治与边界战争的民族征服不同，更不同于罗马帝国建立的方式。在印度宣告独立“陛下的帝国”灭亡成了既定事实之后，——这是丘吉尔曾经拒绝主导的——它的终结也就不可避免了，英国自愿结束在殖民地的统治，这也是二十世纪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在此以后，没有哪个欧洲国家能够拥有海外殖民权。唯一的例外是葡萄牙，当欧洲其它殖民霸权国都不得不放弃殖民地时，它有奇怪的能力去继续战斗，这也许应归因于它的民族落后性而不是萨拉扎尔（Salazar）的专制统治：不光出于一代人经历的两次屠杀性大战后的虚弱与疲惫，也出于已开发的诸民族国家的道德顾忌和政治理解力，使他们反对使用极端手段，而是使用有可能击破印度的非暴力力抵抗运动的“行政屠杀”（administrative massacres）（卡西尔＇A．Carthil1＇语）；而反对继续实行对“臣属种族的统治”（government of subject races）（克洛默＇Cromer＇勋爵语），是因为非常恐惧会造成使君主国自食其果的影响。当法国——幸好当时戴高高乐的权威尚未受损——最终敢于放弃阿尔及利亚这块“属于法国一部分”的领地时，历史趋势就永远不可能回头了。
如果反对纳粹德国的热战之后不紧随着出现苏联和美国的冷战；那么不管历史的希望有什么优点，人们在回顾时，会将最近二十多年的时间看作是两个最强大的国家在互相竞争，抢夺欧洲国家以前统治过的同一些地区。人们会以同样的观点看待苏联与美国之间十分勉强的新缓和，其实是出现了中国这个潜在的第三个世界超级大国的结果，而不是在斯大林死后苏联非极权主义化健康而自然的结果。假如历史的发展能证实上述尝试性的假设，那就意味着从历史角度来看，在一个非常大的范围上，我们将回到开始时的起点，即回到帝国主义时代，走上曾经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冲突的道路。
经常有人说，英国是在心不在焉的情况下取得“大英帝国”的，这是自动潮流的结果，完全出于可能性和尝试性，而不是刻意建立的政策结果。如果这是真的，那么通向地狱之路很可能在无意间铺成，就像俗话所说无意中走上天堂之路一样。而在今天，客观事实可能会造成回到帝国主义政策的趋向确实十分强烈，令人相信至少在半真半假的宣言中，美国和苏联双方空洞保证的善意——美国对不可能发生腐败与无能状态的“承诺”，苏联关于民族解放战争的假革命言论——都经不起检验。落后地区民族建设的过程缺乏民族独立的一切先决条件，加上猖狂而毫无结果的沙文主义成正此，造成巨大的权力真空，致使超级大国对之争夺愈演愈烈，随着核武器的发展，暴力手段直接对峙作为最后“解决”一切冲突的途径，似乎必定失效。在这些广袤的地区，不仅是未开发的小国中间的冲突——例如越南的内战或中东的民族冲突——即刻吸引了超级大国潜在的或事实上的干涉，而且它们的冲突，至少是冲突发生的时间，很值得怀疑是受到操纵的，或由操纵者的利益引起的，而和该地区的冲突与利益本来毫无关系。帝国主义时代强权政治最主重的特点，是地区性、有限的、因而也是可预料的民族利益的目标转为无限地追求强权，漫遍全世界并使之变成荒原，在民族和领土方面无特定目标失却可预测的方向。在意识形态的层次上，这种倒退也很明显，根据著名的多米诺理论（domino…theory），美国的外交政策认为，在一个国家里发动战争是为了其它国家的内在统一，即使这些国家并非邻国，这明显地只是旧的“伟大游戏”（Great Game）的新翻版，其规则容许甚至导控将所有的国家当作踏脚石，或者当作棋盘上的兵卒，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为了富国之间争夺对第三个国家的统治权，这反过来又成了强权扩张和积聚财富的无休无止的过程中的踏脚石。这种连锁反应正是帝国主义强权政治的内在本质，它最恰当地表现为人类中的特务形象，对此，正如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在小说《基姆》（Kim）中说的：“直到每一个人都死去，伟大游戏才结束，在这之前则不会。”然而他的预言不会实现，唯一的理由是有宪法对民族国家的约束，今天我们唯一希望它在将来也不会实现，就是根据美国的共和宪法的约束，外加核武器时代的技术约束。
这并非否定帝国主义政策及方法会在条件和环境极大地变化的情况下，出人意料地卷土重来。发动海外扩张的祸首从英国和西欧转到美洲，而发动地缘上紧密相连地区的扩张不再起始于中欧和西欧，而必定是苏联无疑。帝国主义政策比起其它单一因素来，更是引起欧洲衰弱的原因，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们预言，两个巨人分别从东边和西边威胁欧洲，它们是昔日欧洲强权的继承人，终将会变成事实。谁也不会以“白种人的负担”（the white man's burden）和“扩大部落意识”（enlarged tribal consciousness）来统一种族起源类似之人民这两种理由，再为扩张辩护；相反，我们听到的是对附属国的“责任”、强权的责任及支持革命的民族解放运动。“扩张”（expansion）这个词从我们的政治词汇中消失了，现在用“延伸”（extension）或者关键性的“过分延伸”（overexte）来涵盖非常相同的含义。政治上更重要的是帝国主义发展初期最重要的动作一一国外私人投资一一如今被政府直接提供的军事外援和经济外援所取代。（仅在1966年，美国政府的经济援助和对外信贷达四十六亿美元，外加从1956年到1965年这十年中每年的军事援助十三亿美元，而私人资本的外流在1965年是三十六亿九千万美元在1966年是三十九亿一千万美元。）这意味着所谓金元帝国主义（dollar imperialism），尤其是政治上危害最小的二次大战前的美国式帝国主义无疑已成过去。私人投资一一“成千家美国公司在上百个国家从事的活勤”和“集中在外国经济中最现代的，最有有战略意义的．发展最迅速的部分”——制造了许多政治问题。即使它们末受国家力量的保护。但是对外援助即使出于纯粹的人道主义原因，它的性质仍是政冶的，因为它的动机不是追求利润。几十亿美元花费在政治和经济的荒原上，那里的腐败和无能使这些援助在未能开始做一些有效事情之前便消失，这些钱不再是原本可以在国内有效投资和利用的”过剩“资本，而是富国的富有者有能力损失的，纯粹膨涨疯增的多余资金．换言之，利润动机对于帝国主义政策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