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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底到1900年世界博览会开幕之间法国国内政策的支配因素。它也给国家的外交政策带来了有利的影响。无论如何，这场斗争的最终结果至少是取得了部分胜利，这场斗争完全是在国会之外进行的。在那个所谓的代表大会里，足足有六百名代表，都在不同形式上带有劳工或资产阶级色彩，在1898年时，竟然只有两名议员支持德雷富斯，而其中之一的饶勒斯未能重新当选。
围绕着德雷富斯事件引起的不安，不仅表现在暴民的行为必定沿着国会外的路线，而且全体少数派成员为议会制度、民主、共和国而战斗时，同样不得不被限制在内阁之外从事战斗。两者之间的唯一区别是，一个利用了街头，一个利用了报纸和法庭。换言之，在德雷富斯危机期间，整个法国的政治生活脱离了国会。即使国会几次投票支持军队、反对重审案件，也无法改变这个结论。值得记住的是，巴黎世界博览会开幕后不久，当国会的观点开始转变时，国防部长格里菲（G．A．A．Galliffet）才能够忠实地宣布这种现象根本不能代表整个国家的情绪。另一方面，投票反对重审也不能看作是认可耶稣会和某些激烈的反犹分子试图在军队的协助下发起政变的政策。而应该说，这归因于对任何一种改变现状企图的抵制。事实上，内阁也同样会以压倒性的多数抵制军方一教士专政。
那些国会议员懂得以政治为职业生涯与利益所在，自然急于维持现状，因为现状维系着他们的“志业”与利益。再者，德雷富斯案件揭示出民众同样要求他们的代表照顾他们的特殊利益，而不是政治家的作用。在竞选宣传中，提及这个案件显然是不明智的。如果仅仅是因为反犹主义，那么德雷富斯派当然就毫无指望了。从事实来看，在竞选期间，他们早已从工人阶级中获得了相当多的支持。然而，连支持德雷富斯的人也不愿将这个政治问题拖进竞选活动。的确，饶勒斯正是坚持将它当作自己的竞选纲领，所以失去了议员位子。
如果说，克列孟梭和德雷富斯派成功地争取了各个阶级中的大部分人一起要求重审案件，那么天主教徒们的行为则是一种阻力；天主教徒之间没有意见分歧。耶稣会在操纵贵族阶级和参谋总部时所做的事情，圣母会在中层阶级和下层阶级中也做了，它的舆论喉舌《十字架》在法国所有的天主教杂志中发行量最大。这两个教派都围绕犹太人间题鼓噪反对共和国。它们都表白自己是军队和国家的维护者，反对“国际犹太人”的阴谋。但是，更触目的是，法国天主教徒们的态度事实上还远远不及全世界的天主教报纸，它们团结一致反对德雷富斯。“所有这些报纸都在上级的指挥下不断地往前走。”随着案件的进展，可以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法国反对犹太人的活动遵循着一条国际路线。《天主教世界》（Civiltà Cattolica）宣称，应该从法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等一切国家中驱逐犹太人。天主教政治家们最早明白，今后的权力政治必定以殖民主义野心的相互作用为基础。因此，他们最早将反犹主义同帝国主义联系起来，宣称说犹太人都是英国特务，由此将对抗他们的作为认作是和“恐英病”（Anglophobia）对抗。 在德雷富斯案件中，犹太人是中心人物，因此这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政治活动机会。如果英国从法国手里抢去埃及一事应该责怪犹太人的话，那么，英美联盟运动当然起因于“罗斯希尔德帝国主义”。天主教的政治活动并不限于在法国，一旦那桩特殊事件降下帷幕，这一点就完全清楚了。1899年底，德雷富斯已被赦免，法国公众舆论也转向了，因为害怕这件事会造成对世界博览会的联合抵制，这时，要想阻止反犹主义在全世界的蔓延，只需同教皇利奥八世（Pope Leo XlII）会面一次就可以了。即使在美国，非天主教徒中支持德雷富斯者都特别热心，1897年以后，在天主教报纸上也可以发觉反犹主义情绪明显上升，然而在同利奥八世会面之后，这种情绪在一夜之间平息下来。天主教利用反犹主义作为工具的“伟大策略”流产了。
㈤ 犹太人与德雷富斯派
德雷富斯上尉不幸的案件向世界表明，在每一个犹太贵族和百万富翁身上，仍然留有旧时代贱民的某种印记。他们没有国家，人权对于他们并不存在，社会乐于将他们排除在它能给予的各种特权之外。但是，得到了解放的犹太人自己比别人更觉得难于把握住这一事实。伯纳德．拉查尔写道：“拒斥和那些生于外国的同胞团结一致，这对于他们犹嫌不够；他们斥责其所有的恶行，那却是他们自己的怯懦造成的。他们不满足于仅仅比当地法国人更富于侵略性：他们就像各地解放了的犹太人一样，凭自己意欲割断了一切团结的纽带。事实上甚至出现这样的情形：在法国，有三十来个人准备保护一个受难的同胞，却有上千人同这个国家里最狂热的爱国者一起监视着魔鬼岛上的受难者。”正因为他们在居住的土地上发挥的政治作用太小，所以在十九世纪的进程中，他们才会盲目崇拜法律上的平等。毫无疑问，这是他们获得永久安全的保证。当德雷富斯事件的发生警告他们，他们的安全受到威胁时。他们就更深入地走向同化，使犹太民族分化解体，而就更加深政治智能的贫匮。他们迅速地与社会同化，在这个社会里，一切政治热情都消融在沉重的社会势利、大生意、以及未知的利润机会之下。他们希望摆脱受人厌恶的局面，于是转而形成一种反对自己同胞中的穷人和未同化移民的倾向。他们使用异教社会对付他们的手法，同样痛苦地使自己脱离所谓的“东方犹太人”（Ostjuden）。政治上的反犹主义。一如表现在俄国和罗马尼亚的犹太人计划，犹太人解散而从中世纪逃生，但这并不是现代政治的真实。他们不懂，德雷富斯事件中，不仅仅是社会地位的问题，因为这一事件所带来的远远超出社会反犹主义。
法国犹太人中为何很少有人全心全意地支持德雷富斯，上面所说的就是原因。犹太人，包括这个被指控的人的家族，害怕引起一场政治战。正是基于这些原因，佐拉的顾问拉博里在赫内法庭重审之前被拒绝辩护资格。而德雷富斯的第二名律师德曼吉则不得不将其答辩建立在有疑点的争端之上。大家期待在一大堆恭维话下抑制住来自军队或军官们的可能攻击。他们认为，通向宣判无罪的最平坦道路是假装整个事情弄到这种地步可能只是一个司法错误，受害者是犹太人这一点纯属偶然。结果在第二次审判中，德雷富斯拒绝面对真实问题，在重审时只是请求宽厚处理，也就是服罪了。犹太人未能看清，这里牵涉到的问题是一场有组织地针对着他们的政治斗争。因此他们拒绝了那些准备在政治斗争基础上同他们合作去迎接挑战的人。在克列孟梭的事情上，可以看到他们的态度简直是有眼无珠。克列孟梭为国家基础的正义而斗争，当然也支持犹太人的平等权利的回复。但是，在一个一方面是阶级斗争、另一方面是疯狂侵略的时代，如果不同时考虑到，这其实是被压迫者必须同压迫者作斗争，那么，政治就变成抽象的了。克列孟梭是近代犹太人所知的为数不多的真正朋友之一，因为他认识到、并向全世界宣布，犹太人是欧洲被压迫民族之一。反犹主义者倾向于将犹太人看作暴发户，或暴发的贱民；因此他会害怕每一个犹太小商贩都会成为一个罗斯希尔德，每一个犹太穷光蛋都会成为暴发户。但是克列孟梭从为正义而斗争的无限激情出发，仍然将罗斯希尔德家族看作被践踏的民族的成员。他为法国的民族灾难感到痛苦，这使他的视野和心灵转向对一切人的同情，甚至包括那些“作为民族领袖，却领导他们走向惨败的不幸者”，那怯弱畏缩的人（他们由于无知、虚弱、恐惧，十分迷恋和钦服强者，因此将自己排除在积极斗争的参加者队伍之外），还有那些只有当战斗胜利时才“飞跑着去支持胜利者”的人。
㈥赦免及其意义
“德雷富斯”这出戏剧直到它的最后一幕时才显出是一场喜剧。唯有1900年巴黎世界博览会出人意料地扭转了局面，它使分裂的国家团结起来。使国会同意重审此案，最后使整个民族中不同的成员——从极右派到社会主义者一一相互妥协。克列孟梭的每日评论、佐拉的怜悯、民众对教士和贵族的仇恨，都未能改变国会的感情向有利于德雷富斯的方面转化，最后却由于害怕各国抵制博览会而告成功。同是这一个国会，一年前还在一致反对案件重审，此刻却以三分之二赞成票通过了对反德雷富斯的政府的谴责。 1899年7月，沃尔德克…罗梭（René Waldeck．Rousseau）内阁掌权利，卢贝特（Loubet）总统赦免了德雷富斯，撤销了整个案子。博览会得以在最明亮的商业天空之下开幕，普遍友好的气氛出现；甚至连社会主义者也可以得到政府职位；欧洲第一次有一位社会主义者当了部长，米勒宏（Alexandre Millerand）成了商业部长。
国会变成了德雷富斯的支持者！这就是结局。当然，对于克列孟梭来说，这是一场失败。在苦涩地收场时，他谴责那种暧昧的赦免（pardon），以及更暧昧的特赦。佐拉写道：“这一切，只不过是在一句充满臭气的赦免命中将高尚的人同恶棍捏成一团。一切东西都被扔进了一口大锅。”克列孟梭依然像在一开始那样完全孤独。社会主义者们，首先是饶勒斯。对赦免和特赦表示欢迎。这不是保证他们在政府中取得了一席之地吗？不是更广泛地代表了他们的特殊利益吗？几个月后，在1900年5月，当世界博览会的成功有了保证之后，最终露出了真相。这一切妥协战术是牺牲了德雷富斯派。关于进一步重审的提案被以四百二十五票对六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