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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斯特用很长的篇幅描写了社会如何常常监视着陌生者、怪异者、危险者，最后却使高尚优雅同凶恶怪异混为一谈，并且随时准备认可实在的或幻想的凶恶怪异事物，例如“本地演员演出”奇异陌生的“俄国或日本戏剧”；性倒错者“斑斓衣着、大腹便便、衣钮紧扣的形象，使人联想起一盒散发出怪异水果味的奇特可疑人物，一动品尝念头便会扰人心绪”；“天才人物”可能造成“超自然的感觉”，周围的社会“像围着一张旋转桌子，探询永恒世界的秘密”。在这种巫术的气氛中，一个犹太男子或一个土耳其女人可能会“像通过某种手段而真实地召唤来的人”一样出现。
很明显，那些“特例的犹太人”不可能扮演这种奇异邪恶的角色，将近一百年来，他们作为“外国暴发户”被接纳、被宽容，“谁也不指望因为和他们的友谊而感到自豪。”当然，那人不出名的小人物们适应性较强，在被同化的第一阶段，他们既不认同犹太社群，又不是犹太社群的代表，因为认同著名的团体会严重地限制社会的想象和期望。那些像斯旺一类的人具有无法言述的社会嗅觉和一般的趣味，所以被接纳；而受到更热诚欢迎的是那些像布洛赫一样的人，属于“不出名的家族，必须支承无数压力，不仅是基督教的压力，还有高于他自己的犹太人各个社会等级的压力，其中每一层都以蔑视来压垮下一个等级层次。”社会愿意接受完全的外人，和它视为真正可恶的人，缩短几代人往上爬的时间，使新来者必须“将自己从一个犹太家族提高到另一个犹太家族来打开自己的道路。”在巴拿马事件期间，这种情形发生在法国天真的犹太人在一些德国犹太冒险家具创造性且肆无忌惮的行为面前退缩之后，并非是偶然的；例外的个人无论有无贵族头衔，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急于寻找反犹主义和君主主义沙龙社会，藉以梦想往昔第二帝国的好时光，却发现自己和那些一向被沙龙社会排斥在外的犹太人属于同一个种类。如果犹太特质的特例性是社会接纳犹太人的理由，那么，社会宁可选择那些明显属于“一支坚固的队伍，内部完全一致，和那些观望他们列队走过的人完全不一样”的人，那些人和他们的暴发户兄弟们不一样，尚未“达到相同的同化阶段”。
尽管本杰明．狄斯累利是由于特殊而被社会接纳的犹太人之一，他那种世俗化的自我表现作为“上帝特选民族中的特选者”，预示并勾勒出一种轮廓，犹太人的自我诠释都照此进行。如果这种狂热与粗鲁本身不是奇怪地与社会对犹太人的期待相同的话，犹太人就永远不可能扮演其模糊的角色。当然，他们并非有意识地采纳狄斯累利的信念，或者有目的地编造世纪初他们的普鲁士先辈胆怯而反常的自我解释；他们大多欣喜地遗忘全部犹太历史。但是，只要犹太人在暧昧的社会状态与西欧、中欧国家的控制下接受教育、世俗化、同化，他们就失去了他们的种族渊源所意味着的、犹太著名人物们以特权和统治的形式感觉到的政治责任的尺度。犹太种族渊源失去了宗教和政治含义，都变成一种心理特质，被变成一种“犹太性格”，从此可以在善或恶的范畴内考量。假如说“犹太性格”不能扭转为一种有意思的恶（而不以偏见将它看成罪的），那么也可以说，只有那些认为它是内在的善的犹太人才可能使它逆转。
被同化的犹太人也被责骂为疏离犹太教，同化引起的最终灾难常被认为是一种既可怕又无意义的受难，因为它失去了旧日的殉难价值。这种论点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就原有的信仰方式和生活方式而言，“疏离”在东欧各国同样明显。但是出于另一种原因，一般认为西欧犹太人被“非犹太化”了的想法是误导的。普鲁斯特在作品中描写的情形同明显过分地使人感兴趣的犹太教正统说法相反，他指出，犹太人的出生事实从未像在同化了的犹太人中间一样，在私人生活和日常存在中有那样重大的作用。犹太改革家们将一种民族宗教改变为一种宗教派别，并将宗教理解为个人的事情；犹太革命家以世界公民自居，以使自己摆脱犹太民族；受过教育的犹太人，即“在街上是男人，在家里是犹太人”，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成功地将民族特性转变为私人的事情。结果，他们的私人生活、他们的决定和感情，都变成了他们的“犹太特性”的中心。犹太出身越是失去它的宗教、民族和社会经济的意义，犹太特性就越纠缠；犹太人纠缠于此，就像人纠缠于身体缺陷或优点一样，沉溺于其中彷佛人沉溺于一种邪恶。
普鲁斯特说的“内在气质”（inner disposition）不是别的，正是这种个人的、私人的内心纠结，它在很大程度上由社会来证实，在这个社会里，成功和失败都取决于犹太出身这一事实。普鲁斯特误认它是“种族命运”，因为他所见到的和描写的仅仅是它的社会面向和个人的再思考。的确，从他作为旁观者的记录来看，犹太集团的行为显示出与性倒错者的行为类型同样的纠结。两者都感觉到要么是高超，要么是卑劣，但在任何情况下都自豪其与众不同；两者都感到这种与众不同是天生的事实；两者都经常证明，并非他们所为（what they did），而是他们所是（what they were）才是正当的；还有，两者都摇摆于或辩护态度或突然挑战性地宣称他们是菁英。他们的社会位置由本性而永久固定，两者都不能从一个集团转移到另一个集团。社会的其它成员也有归属之需要——“问题不像哈姆雷特那样，是存在还是不存在，而是归属或不归属”——但是程度不同。社会分化成集团，不再让外人（犹太人或性倒错者）作为个人进入小团体，但是由于他们受接纳的具体情况，因此总像是体现了那种集团性质（clannishness）。每一个社会都要求它的成员有一定数量的行动，有显示和代表的能力，并且按照他们的实际面目行事。当社会分化成集团时，这些要求不再由个人提出，而是由集团的成员提出。因此，行为不是由个人的能力控制，而由无声的要求控制，恰如一名演员的表演必须配合其它一切角色。福伯格．圣…吉曼的沙龙就是一些集团的聚合，每一个集团都代表了一种极端的行为类型。性倒错者的作用是显示他们的反常，犹太人的作用是代表邪恶巫术（“召魂术”），艺术家的作用是表现另一种形式的超自然和超人类的接触，贵族的作用是显示他们不像普通的（“资产阶级的”）人们。正如普鲁斯特观察到的那样，上述一些集团除了它们的集团性之外，“除了在总灾难的日子大多数人围观牺牲者，就像犹太人围观德雷富斯一样之外”，这些新来者都避免与他们的同类交往。这里的原因在于，一切区别的标识只由集团的整体决定，所以犹太人或性倒错者感到他们会失去在犹太人或性倒错者的世界里的明显性格，在那种世界里，作为犹太人或表现同性恋是最自然不过、最平淡无奇，也是世界上最普通的事情。然而，同样真实的是，他们也需要对立的集团，让他可以觉得与众不同；羡慕贵族的非贵族需要形成集团，就像羡慕犹太人或性倒错者的人也需要形成集团。
这些集团本身虽无一致性，而且其它集团的成员一旦不再聚集在它们周围时，它们便会解体，它们的成员使用一种神秘的符号语言，似乎他们需要有某种奇怪的事物，以便用来互相识别。普鲁斯特写到了这种符号的重要性，尤其对于新来者更为重要。但是，当性倒错者这些符号语言大师，至少保有一种真正的秘密时，犹太人使用这种语言只是为了创造他们预定的神秘气氛。他们的符号神秘而且奇特地意指某种世人共知的事物：某某亲王家里沙龙的角落坐着另一位犹太人，他不便公开地承认自己的身分，然而。要不是这种无意义的特性，他就永远不可能爬到那个角落。
值得注意的是，十九世纪末新的混合社会像柏林的第一个犹太沙龙一样。仍然以贵族为中心。此刻的贵族社会一如以往，唯独失去的是它对文化的热心和对“人类的新人种”的好奇，但是它仍像过去一样嘲讽资产阶级社会。它对政治平等以及失去第三共和国建立时被肯定的政治地位和特权的响应是急于求得社会的划分。在第二帝国期间短暂人为的地位上升之后，法国贵族仅靠社会集团性来维持自身，并且不怎么积极地为儿子们保留在军队里的较高地位。他们嘲笑攻击中产阶级标准的用心强过其政治野心，这无疑是一切个人和所有尚在属于不被社会接受的阶级的群体想进入社会时的最强烈动机之一。曾使普鲁士贵族在社会上接纳演员和犹太人时的动机，同样在最终导致法国的性倒错者获得社会光荣。另一方面，中产阶级并未获得社会自尊，尽管此时他们已在财富和力量两方面崛起。民族国家内没有政治阶层，而平等权利的胜利造成“社会在外表上更民主的同时，内部的秘密阶层化更加严重。”既然阶层原则（principle of hierarchy）也体现在福伯格。圣…吉曼的成员广泛的社交圈子，那么法国的每一个社团“或多或少地复制它的特点，或多或少地模仿福伯格。圣…吉曼的社团，它有时假装很不屑……，无论其成员地位如何或持何种政治观点。”贵族社会仅仅在外表上成为过时的事物：实际上它用强加“时髦的社交生活秘诀和言语方式”来渗透整个社会（而且不仅仅在法国人中间）。当普鲁斯特感到需要为此辩护，并重新考虑在贵族圈子内度过自己的一生时，他对社会所作的分析大致如此。
关于犹太人在这个世纪末的社会里的角色，要点在于，正是德雷富斯事件的反犹主义才为犹太人打开了通向社会的大门，而正是这一事件的结束，或者说是由于发现了德雷富斯无罪，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