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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狄斯累利的种族信念与关于秘密社会的理论都产生于一种想解释某种看来很神秘的事物的愿望，但实际上是一种幻想。他无法从“特例犹太人”的想象中看清政治现实；但是他能够而且确实做到了将幻想变成群众的恐惧，使沉闷的社会从一个十分危险的童话中得到了娱乐。
以一种种族狂热者的坚持，狄斯累利不屑那些“现代新型的民族感情原则”。他仇视民族国家基础上的政治平等，并且害怕犹太人在这种条件下的生存。他幻想种族可以从社会和政治角度逃避平等化。由于他对当时贵族的了解远远超过他一向对犹太民族的了解，所以毫不奇怪，他只根据贵族阶级的等级概念来铸造种族概念。
这些关于社会上无特权者的概念无疑可能是太过分了，但是，假如这些概念不遇到真正的政治需要，可用来适应各种政治目的——例如在争夺非洲的过程中一一那么在欧洲政治中就会显得毫无意义。资产阶级社会愿意相信这些概念，这就使狄斯累利成为十九世纪唯一一个获得了真正名声的犹太人。而说到底，使他获得天大好运的倾向最终竟引起他那个民族的巨大灾难，这并不是他的过错。
㈢在恶与罪之间
巴黎曾被准确地称为“十九世纪世界之都”（沃尔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语）。充满希望的十九世纪是从法国革命开始的，一百多年来，经历了反对使公民堕落为资产者的毫无希望的斗争，在德雷富斯事件中降到了最低点，引起紧接着十四年的病态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仍然可以由具有雅各宾党人气质的克莱孟梭（Georges Clemencean）——法国最后一位大革命之子——领导而获胜，但是“优秀民族”的辉煌世纪毕竟走到了尽头，而巴黎失去了政治意义和社会魅力，只留给了各国的前卫知识分子。就在狄斯累利死后，始于争夺非洲和竞争欧洲的帝国主义控制权的二十世纪，法国只扮演了一个很小的角色。因此，部分由于其它国家的经济扩张，部分由于内部分裂，所造成的衰落其形式和规律可以说是民族国家固有的。在某种程度上，法国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发生的一切，三十年或四十年后在欧洲所有的民族国家里都发生了。除了年代差异之外，魏玛共和国和奥地利共和国的历史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历史十分相似，德国和奥地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某些政治与社会格局几乎在有意识地参照法国世纪末的方式。
十九世纪的反犹主义在法国达到了顶峰，它的失败是因为仍是国家内部问题，而未触及当时当地尚未存在的帝国主义潮流。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德国和奥地利这一类反犹主义的主要特征重新出现，而它对各自境内的犹太民族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却几乎相同，尽管不那么嚣张和极端，并且较多地受到其它各种影响的干扰。
但是，选择福伯格．圣…吉曼的沙龙作为犹太人在非犹太社会中所产生的作用的例子，主要原因是这个社团规模之大使其它社团无法望其项背，而且它有忠实的活动记录。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本人有一半犹太血统，急于证实自己是犹太人，他着手追忆“逝水年华”，实际上写出的作品，正如一位钦佩他的批评家所说的，是一部自我辩护之作（apologia pro Vita sua）。这位二十世纪法国最伟大的作家，一生全是在社会中度过的；一切事件在他看来都是社会的反映，却又通过个人重新思考，因此，反映和再思构成就了普鲁斯特的世界中的具体现实。贯穿《追忆逝水年华》（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中的个人及其再思，都是属于社会的，即使当他隐退到不问世事的孤独状态（普鲁斯特本人最后也因决定写这部巨著而最终匿迹）时也是如此。在孤独中，他的内在生命不断地将尘世间发生的一切转化为内心体验，使之变成镜子，折射出真理的可能外貌。内心体验的沉思者与社会的旁观者相像，两者都不直接和生活沟通，而只观察反射中的现实。普鲁斯特生于社会边缘，尽管是局外人，但仍属于它无疑，他将内心体验扩大到包含一切方面，使它们向一切社会成员显现并通过一切社会成员反映出来。
的确，当社会使自身完全从群众的关注中得到解脱，当政治本身变成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时，对这一时期的见证莫过于此了。资产阶级价值观对市民的责任意识的胜利，意味着使政治问题分解为使人眼花缭乱的、令人感兴趣的对社会的反应。必须补充的是，普鲁斯特本人就是这个社会的真正代表，因为他与社会的两种最时髦的“恶”都有关，他这个“犹太教非犹太化最伟大的见证人”（dejudaized Judaism）和“为西方犹太教所作的有史以来最负面的比较”有牵连：将犹太人之“恶”与同性恋之“恶”作比较，两者在它们的反映和个人再思中变得的确非常相像。
狄斯累利发现恶只不过是罪在社会中的相应反映。人类的邪恶如果被社会接受，就会从一种有意行为变成一种固有的心理特质，人对此无法选择或拒绝，它是从外部强加于他并且加以控制，就像药物控制着有毒瘾的人一样。在将罪同化或改变成恶时，社会否认一切责任，建立起一个宿命的世界，使人在其中无法挣脱羁绊。时髦的社交圈子通常将背离规范视为一种罪的道德主义式判断，认作是狭隘的和市侩气的，这种理解如果显示出自卑的心理，至少也表现出对人类尊严的极大尊重。如果罪被理解为一种宿命，那么每一个人最终都可能会有一种特定的天数。“惩罚是罪人应得的，”但如果（用普鲁斯特的话来说）“法官假定并且倾向于宽恕同性恋中的谋杀和因种族命运而发生的犹太人的叛国，”那么罪人就逃脱了应得的惩罚。能躲在监施的宽容背后，对于杀人和叛国是一椿很诱人的事情。因为它能立即转变为一种决定，不仅消除了一切事实上的罪犯，而且也消除了“根据种族出身”注定要犯某些罪的人。此类变化发生于法律与政治机器未脱离社会之时，以使社会标准能够渗透进社会，变为政治的和法律的准则。这种表面上将罪与恶等同起来的包容，假如允许它确立自己的法规，就必然会比无论多么严厉的法律都更残酷、更无人性，因为法律尊重并承认人对自己的行为所应负的独立责任。
但是，正如普鲁斯特所描述的，福伯格．圣…吉曼正处于这种发展过程的早期阶段。它接受同性恋者，因为它为众人以为恶的事物所吸引。普鲁斯特描写到德．夏勒斯先生（Monsieur de Charlus）如何原先由于他的个人魅力和显赫的家庭背景而被宽恕，因而“尽管他有恶”，后来仍然爬到社会顶峯。他不再需要过一种双重生活，不必躲避那些面目可疑的熟人，反而有勇气带领他们到社交场合去。他过去避免的聊天话题——爱情，美人，嫉护——是为了避嫌，避免别人怀疑他不正常，但此刻却受到热烈欢迎，“本着经验、奇趣、隐秘的名义，他夸张地细述他所发现的一切。”
犹太人遇到的情况非常相似。特例的个人，即变成贵族的犹太人，在第二帝国的社会中不仅受到宽容，而且受到欢迎，然而此刻犹太人本身已越来越出名了。在这两种情况下，社会都不会因偏见而再生歧视。他们并不怀疑同性恋“有罪”，或犹太人是“叛徒”：他们仅仅对罪与叛逆改变了态度。当然，新的眼界带来的麻烦，并他们不再为性倒错感到可怕，而是不再为犯罪感到可怕。他们丝毫不怀疑传统的判断。十九世纪最深藏的弊病，可怕的无聊和普遍的厌倦，像脓肿一样喷发。社会称之为弃儿和贱民的人，无论他们过去如何，至少未传染到厌郁的心情（ennui），而且（如果根据普鲁斯特的判断）他们是世纪末的社会里仅有的仍能产生热情的人。普鲁斯特只须用“人类的爱情能力”为线索，便引导我们穿过了由社会关系和野心构成的迷宫，在小说中呈现为德．夏勒斯先生对莫莱（Morel）的倒错情欲，犹太人斯旺（Swann）对他追求的爱人的忠诚被蹂躏，作者本人对艾伯蒂娜（Albertina）的疯狂妒忌，而艾伯蒂娜在小说中是邪恶的化身。普鲁斯特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局外人和新来者，即“淫奢之城”（Sodome et Ghomorre）的居民，不仅更富于人性，而且也更正常。
福伯格。圣…吉曼突然发现犹太人和性倒错者的吸引入之处，暴民们则高喊“杀死犹太人”，两者之间的区别是，那些沙龙尚未和罪有公开牵连。这意味着，一方面，他们还不想积极参与杀人。另一方面，仍然公开表示厌憎犹太人和害怕性倒错。这反而导致一种很典型的暧昧情形，即新成员不能公开其身分，然而也不能掩盖自己的观点。这种情景引起了暴露与掩盖、半公开与谎言歪曲、过分谦卑与过分骄横之类的复杂游戏，这一切都只起因于犹太人（或同性恋者）打开了非公开沙龙的大门，同时又使自己的地位极不安全。在这种暧昧的情形下，犹太人个人的犹太属性即刻成了一种人身缺陷，一种神秘的个人特权，两者都从“种族命运”（racial predestination）继承而来。
普鲁斯特用很长的篇幅描写了社会如何常常监视着陌生者、怪异者、危险者，最后却使高尚优雅同凶恶怪异混为一谈，并且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