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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世俗化最终导致的吊诡对现代犹太人心理具有决定性作用。由此使犹太人的同化——消除民族意识，将民族宗教转变为一个忏悔教派，以同样模棱两可的手法和心理诡言去应付国家与社会模棱两可的要求——产生出一种非常真实的犹太沙文主义，这里所指的沙文主义是一种扭曲的民族主义，用契斯特顿的话来说，“个人将自己当作崇拜对象；个人成了自己的理想，甚至成了自己的偶像。”从此以后，旧的宗教观念中的特选民不再是犹太教的本质；它变成了犹太特性的本质。
这种吊诡最生动有力地体现在狄斯累利身上。他是一个英国的帝国主义者，犹太人中的沙文主义者；但是，人们不难谅解一个只玩弄想象的沙文主义者，因为毕竟“英国是他想象中的以色列”；也不难原谅他的英国帝国主义态度，这种态度和一心坚决地为扩张而扩张的态度大不一样，因为他毕竟“从来不是一个完全的英国人，而且对此颇感自豪。”这一切奇怪的矛盾清楚地表明这位权势奇才从不认真地看待自己，一向扮演某个角色。去赢得社会、赢得名声，增加独特的魅力，这使他的言辞中注入了一种暴发户式的热情和白日梦的成分，使他完全不同于他那些帝国主义政策的追随者。他很幸运型地。能在曼彻斯特体制和商人们都还未有帝国之梦，甚至还在尖锐激烈地反对“殖民主义冒险”时，有其梦想和行动。他迷信血缘和种族——其中混杂着他那种旧式的浪漫主义民间传说，以为黄金与血缘之间可以有一种强有力的超民族联系——却不怀疑到非洲、亚洲和欧洲本土上会有可能的屠杀。开始时他以一个并无多少天赋的作家身份出现，后来却一直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由机遇使之成为国会议员、党内领袖、首相，及英国女王的朋友。
早在狄斯累利还是一名单纯的作家，还未开始他的政治生涯时，他就有了关于犹太人的政治角色的观念。所以，他在这方面的一些思想不是实际经验的结果，而是在他以后的生活中坚定不栘地固守而成的。
在他的第一部小说《爱尔罗依》（Alroy）（1833）中。他写到过一个建立犹太帝国的计划，由犹太人作为一个严格隔离的阶级来统治。小说显示了当时关于犹太人可能掌权的流行幻想，以及年轻的作者对他那个时代实际权力状况的无知。过了十一年，在国会里的政治经验以及和著名人物的交往。教狄斯祟利懂得“无论犹太人以往的目标是什么，在他那个时代，他们的目标大多不与任何形式的民族政治发生关系。”在小说《康宁斯比》（Coningsby）中，他放弃了关于犹太帝国的梦想，但是展示了一种异想天开的计划，说犹太人的金钱主宰着各个王朝的浮沉，在外交上统制一切。在他的一生中，他从未放弃第二种想法，即上帝特选种族的特选民具有秘密的和神秘的影响，这一想法取代了他早先关于建立一个公开的神秘统治阶级的梦想。这成了他的政治哲学的中心。他歆羡犹太银行家，因为他们向政府放债，赚取佣金，他以一种外人的不理解目光来看待整个事情。以为对权力毫无野心的人可以日复一日地操作这种权力可能性。他无法了解的是，一个犹太银行家会比他的非犹太同行对政治兴趣更少；他理所当然地认为，犹太人的财富是犹太政治的唯一手段。关于犹太银行家们在商业事务中功能良好的组织及其国际情报信息交流，他了解得越多，就越相信他在对付一个秘密社会，它在人们毫无觉察的情况下已将全世界的命运抓在手中。
众所周知，关于犹太秘密社会中共有一个阴谋（Jewish conspiracy）的说法，对反犹主义宣传无疑是最有用的材料，甚至还有流传全欧洲的传统迷信说法：犹太人用魔法杀人，投毒下井。最有意思的是，狄斯累利出于完全相反的目的，并在谁也不会认真想到秘密社会的时候，却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这清楚地表明此类编造的谎言在何种程度上起因于社会动机和怨慰，而能够比起码的事实更振振有辞地解释各种事件与政治经济活动。在狄斯累利的眼中，就像在他之后的许多不如他出名的暴发户们的眼中一样，全部政治游戏都是在秘密社会之间玩弄的。不光是犹太人，其它每一个团体也都一样，它们的影响不是从政治角度产生的，它们也不和整个社会政治制度对立，凡属此类者，都被狄斯累利看作是幕后力量。 1863年，他认为自己目击了“秘密社会和欧洲百万富翁们之间的一场斗争；罗斯希尔德家族至今仍是赢家。”，而“秘密社会宣称服从人的天性和取消财产”；直至1870年，他仍然很认真地谈论“隐而不见的”力量，而且真诚地相信“秘密社会及其国际能力、罗马教会及其主张和方法、科学与信仰之间的永恒冲突”，有效地决定了人类历史的进程。
狄斯累利那份令人难以置信的天真，使他和犹太人中一切这样的“秘密”力量建立了联系。“最初的耶稣会会士（Jesuits）是犹太人；引起西欧警觉的那场神秘的俄罗斯外交是由犹太人组织和以犹太人主导的；一场强有力的革命，此刻正在德国酝酿，将在事实上成为第二次和更伟大的改革……完全是在犹太人的主持下开展的，”“在每一个（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团体）的领导人中都有犹太人。上帝的信徒与无神论者合作；最善于积聚财产的人与共产党人结成同盟，上帝特选的种族与欧洲的下层社会携手！而这一切都因为他们希望摧毁那么不知感恩的基督教，它的名称、它的暴政都使他们无法继续容忍。”在狄斯累利的想象中，整个世界都变成了犹太人的世界。
在此幻想中，甚至可以预见最坦率的希特勒的宣传技巧，宣称犹太资本家与犹太社会主义者之间秘密联盟。不可否认，整个计划尽管都是想象和幻想，却有它自己的逻辑。如果谁像狄斯累利一样，假设犹太百万富翁是犹太政治的缔造者，如果当真以为犹太人几百年来受侮辱（这确有其事，但是犹太辩护士们的宣传刻意夸张则更显愚蠢），如果见到犹太百万富翁之子成为工人运动领袖（这情形很常见），而又根据经验知道犹太家庭纽带是如何紧密，那么狄斯累利所谓犹太人对基督教各民族的精心报复的说法就不会太牵强。当然，事实上犹太百万富翁的儿子倾向于左翼运动，恰恰是因为他们的银行家父亲从未和工人发生过公开的冲突。因此，银行家们完全缺乏任何一个普通资产阶级家庭的儿子理所当然地具有的那种阶级意识，而在另一方面，恰恰出于完全相同的原因，工人们并不怀有其它每一个阶级确实对犹太人显示出来的或隐或显的反犹情绪。明显地，大多数国家里的左翼运动为民族同化提供了唯一真正的可能性。
狄斯累利坚持喜欢用秘密社会的说法来解释政治，所根据的经验后来使许多欧洲一般知识分子信服。他的基本经验是，要在英国社会占有一个地位，比在国会里赢得一个席位还困难得多。他那个时代的英国社会纷呈时髦的俱乐部，它们是没有政党之分的。这些俱乐部虽然对于形成政治菁英是十分重要的，却避开了公共控制。外人必然觉得它们十分神秘。说它们秘密，是因为并非每一个人都可以加入。只有当其它阶级的成员要求加入，或者被拒绝，或者经过无数次意想不到的、明显不合情理的困难之后才被接纳时，才变得很神秘。任何政治荣誉都不能代替与特权者密切连系能获得的胜利，这是毫无疑问的。狄斯累利的野心即使在晚年遇到过几次严重的挫折，也并未导致他政治上的失败，因为他仍然是“伦敦社会最威风的人物”，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事。
狄斯累利天真地确信秘密社会的至高无上重要性，他是进入那些新的会社阶层的先驱者，他生于社会的范围之外，从来不能恰当地理解其规则。他们发现，自己身处在社会与政治的界线经常混淆的环境中，尽管表面看来情况很混乱，获胜的总是狭隘的阶级利益。局外人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只有目标明确而又有意识地建立的一种制度，才能获得如此显着的结果。事实上，社会游戏从整体上只需要一种坚定的政治意志，以便将一种介于有意与无意之间的利益游戏和实质上毫无目标的运作转变为某种特定的政策。在法国的德雷富斯事件期间、在德国的希特勒掌权之前十年间所发生的情形大致如此。
然而，狄斯累利不仅是英国社会的局外人，也是犹太社会的局外人。他几乎不懂得他所佩服至深的那些犹太银行家的心理，如果他了解到这些“特例的犹太人”尽管被排斥在资产阶级社会之外（他们从未真正考虑进入这个社会），却共同遵奉一种政治原则，认为政治活动的中心是保护财产和利润，那么他一定会对他们感到失望。狄斯累利所看到的、并且印象很深刻的只是一个没有外在政治组织的团体，它的成员仍然由似乎无限的家族和商业纽带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