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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国家和民众的条件下试图延长这份许可状时，罗斯希尔德家族同专制君主的经济利益之间的密切关系就变得非常明显了。肖纳勒在这件事情上的鼓动变成了奥地利反犹运动的明确开端。这场运动与德国的斯多克尔的反犹鼓动相比，是由一个无疑很真诚的人发取和领导的，因此一直用反犹主义作为宣传武器，但是发展迅速，成为一种泛德意识形态，比德国的其它反犹主义更深刻地影响了纳粹主义。
肖纳勒发起的运动虽然长期获胜，但是有一段时间败于另一个反犹政党，即吕格尔（Karl Lueger）领导的基督社会党（Christian…Socials）。当肖纳勒抨击天主教及其对奥地利政治的巨大影响。其程度就像他抨击犹太人一样时，基督社会党是一个天主教党派，它从成立之初起就尝试和一些反动保守势力结盟；这在德国和法国已证明是有用的。由于他们作出了较多的社会让步，所以比在德国和法国更成功。他们和社会民主党在专制君主垮台后仍然生存下来，并且在战后的奥地利成了一个最有影响力的团体。但是。早在奥地利共和国建立以前，在九十年代，当吕格尔靠反犹运动当上维也纳市长时，基督社会党早就采取了典型的暧昧态度来反对民族国家中的犹太人——敌视犹太知识分子，恶劣对待犹太商业阶级。经过与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争夺权力的艰难血腥斗争之后，当奥地利回归日耳曼民族，建立民族国家时，他们接管了国家机器，这完全不是偶然的。他们变成唯一能产生这种作用的政党，即使在旧的专制制度下，也能靠他们的民族主义来赢得人心。既然哈布斯堡家族是一个日耳曼家族，并能使他们的日耳曼臣民得到某种优势，所以基督社会党从来不抨击君主专制。他们的作用是争取日耳曼民族的大多数去支持一个实际上不得人心的政府。他们的反犹主义仍然没有什么结果：吕格尔统治维也纳的几十年是犹太人实际上的黄金时代。为了赢得选票，不管他们的宣传偶尔会多过分，他们从来就不能与肖纳勒及那些泛日耳曼主义者一齐宣称，“将反犹主义看作我们民族思想的主流，看作真正流行信念的最本质的表现，因而也看作本世纪最主要的民族成就。”尽管他们像法国的反犹运动一样，大多受到宗教界的影响，但是他们在抨击犹太人时必然更多限制，因为他们并未抨击专制君主，不像法国反犹分子抨击第三共和国那样。
这两个奥地利反犹政党的成功与失败表明社会冲突和时代的长远问题并无太多的联系。和动员一切反政府力量相比，获得下层中产阶级的选票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现象。的确，肖纳勒运动的骨干分子都在那些说德语的省份，那里根本没有犹太人，从不存在和犹太人竞争或仇视犹太银行家的事。泛日耳曼主义运动及其剧烈反犹活动在各个城市中心消退后，仍然能在这些省份存在，仅仅出于一个事实，即这些省份从未达到过战前时代使都市民众能和政府妥协的普遍繁荣程度。
完全缺乏对他们自己的国家及其政府的忠诚（泛日耳曼主义者代之以对俾斯麦的帝国的公开忠诚），以及因此产生的观念——民族性（nationhood）即独立于国家与领土——导致肖纳勒的团体产生货真价实的帝国主义思想。其中的发展线索是从暂时微弱到最终强大。这也就是为什么泛日耳曼政党在德意志“泛德联盟”）从不越过普通沙文主义的界线，仍然十分狐疑、不愿伸手援助奥地利的日耳曼主义者兄弟们的原因。奥地利的这场运动目标不仅在于作为一个政党崛起掌权，也不仅在于拥有国家机器。它想在中欧彻底重新组织秩序，使奥地利的日耳曼人同德国的日耳曼人联合，并得到后者力量的增援，变为一个统治民族，使这个地区的其它民族都处于一种同样的半奴役状态，就像奥地利的各个斯拉夫民族一样。由于这一点同帝国主义密切相近，以及它使民族性的概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此我们暂缓讨论奥地利的泛日耳曼主义运动。至少在它的结果方面，它不再是十九世纪的一场纯粹预备性的运动，它超过了其它各种口号的反犹主义，完全属于二十世纪的事件进程。
法国反犹主义的情形恰恰相反。德雷富斯事件使十九世纪反犹主义的其它一切因素在纯粹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都公开化了：它是从民族国家特殊条件下产生的反犹主义的集中表现。然而，它的暴力形式预示了未来的发展态势，因此这一事件的主要当事人们好比是在举行一场大型舞台彩排，准备在三十多年后演出。它汇集了一切公开的、潜藏的政治或社会原因，将犹太人问题带到十九世纪的主要地位：另一方面，问题过早地成熟爆发。致使犹太人问题处在典型的十九世纪意识形态框架之内，尽管它历经各届法国政府和各种政治危机而存在，但是不能十分适应于二十世纪的政治条件。在1940年战败之后，法国反犹主义在维希政府的统治下获得了最好的机会，然而德国的纳粹作家们从来不忘记指出，它的性质明确无疑是过时的，而且对于一些主要目的来说根本无用。它对纳粹主义的形成毫无影响，而在那场最终的大灾难中，也仅仅自成意义，并非一种积极的历史因素。
这些整体局限性的主要原因是，法国的反犹政党虽然在国内甚为暴烈，但是不具备超民族主义的期望。它们毕竟从属于欧洲最老的、最充分发展的民族国家。法国反犹分子中间无人试图认真组织“政党之上的政党”，或作为一个政党攫取国家政权而目的只在于政党利益。少数人曾试图发动政变，这须依靠反犹分子和军队高级将领连手，但却是难以做到的。而且图谋明显。1898年，有十九人通过反犹运动被选为国会议员，这已是他们的事业高峰，不仅比后再未达到过，而且还从此迅速地走向下坡路。
只一方面，作为其它一切政治议题的催化剂，这的确是反犹主义的最初成功例子。这可归因于第三共和国缺乏权威，遂使这批人稍微得到多数便能进入国会。在群众的眼里，国家随同专制君主的消失而失去了名望，抨击国家不再是一种亵渎行为。法国较早突发的暴力，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地利和德国两个共和国兴奋鼓动的状况有极类似的面貌。纳粹专政常常被所谓“国家崇拜”（state…worship）牵扯在一起，甚至连历史学家们也盲目地信以为真，事实上纳粹是趁了国家崇拜完全崩溃之机，这种崇拜原出于崇拜靠上帝恩典稳坐王位的君主，而这在一个共和国里是很少发生的事。在法国，早在中欧诸国受这种普遍权威失落影响之前五十年，对国家的崇拜早已遭受到许多次贬损。在法国同时攻击犹太人和政府，要比在中欧诸国为了攻击政府而先攻击犹太人要容易得多。
再者，法国反犹主义比欧洲各国反犹主义历史更长，因为法国之解放犹太人早在十八世纪末业已实施。为法国革命做准备的启蒙时代的代表人物理所当然地排斥犹太人；他们认为犹太人是中世纪的封建余孽，贵族阶级的金融代理人，因而仇视他们。法国犹太人的朋友只有一批保守派作家，他们谴责反犹态度是“十八世纪钟爱的论题之一”。自由派和激进派的作家几乎形成了一种传统，告诫应将犹太人看作仍然生活在家长制形式的政府中，不承认其它国家的野蛮人。在法国革命期间和革命之后，法国宗教界和法国贵族也加入了反犹阵营，尽管只是出于别的物质方面的理由。他们指责说，革命政府命令教会出卖财产，以支付“政府欠犹太人和商人们的债款”。这些陈旧的论调在法国教会和国家之间从不休止的斗争而继续生效，支持了普逼的暴力和痛苦，而在十九世纪末由其它各种更现代的力量触发。
主要由于宗教界强烈支持反犹主义，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在德雷富斯事件上最后决定采取反对反犹主义宣传的立场。然而直到此时，十九世纪法国的左派运动还一直公开表示厌恶犹太人。他们只是追随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传统，那是法国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来源，并且认为反犹态度是反教权（anticlericalism）的组成部分。左派的这些情绪起初由于一个事实而得到强化，即阿尔萨斯省的犹太人继续以借钱给农民为生，这种作法早已促成拿破仑制订1808年法令。等到阿尔萨斯省的情况发生变化以后，左派反犹主义在罗斯希尔德家族的金融政策中找到了新的力量来源，这一金融政策在波旁王朝的财源中占了大部分，同路易。菲利浦国王保持密切关系，在拿破仑三世治下又臻繁荣。
反犹主义态度的这些明显的、相当表面的刺激背后，存在着一种深刻的原因，它对于法国特殊的激进主义的整个结构是很关键的，而且几乎成功地使整个法国左派运动转向反封犹太人。在法国的经济中，银行家比在其它资本主义国家里强大得多，法国的工业发展在拿破仑三世统治期间一段短暂的上升期之后。远远落后于其它民族，以致于前资本主义阶段的社会主义倾向继续产生着相当大的影响。德国和奥地利的下层中产阶级只是到了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才变成反犹的阶级，当时他们早已绝望，致使他们会被反动政治以及新的暴民政策利用。法国的下层中产阶级早在五十年前就反犹，他们在工人阶级协助下，发动1848年革命，取得了短暂的胜利。在四十年代，当图森纳尔（Alphones Toussenel）发表了《犹太人，时代之王》（Les Juifs， Rois de l'Epoque）这本在众多反对罗斯希尔德家族的小册子中最重要的一本，受到整个左翼出版界——当时革命的下层中产阶级的喉舌——的热诚欢迎。图森纳尔所表达的他们的情绪，虽然不很明确，也不很成熟，但是和青年马克思的情绪并无多大区别。而图森纳尔对罗斯希尔德家族的抨击和十五年前波尔纳（Ludwig B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