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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比纯粹帝国主义团体——例如泛德联盟（Alldeutscher Verband；Pan…German League）等等——的形成更早并且维持较久，而后者也都声称自身是超越一般政党团体的。
事实上，同样在组成政党并不积极反犹——它们避开反犹政党的虚妄的部分，所以一开始时是乎拥有最终获胜的最好机会——的政党，到未了不是销声匿迹，便是被反犹运动击败，这种情形对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是一个很好的提示，反犹分子们相信，他们谋求取得的全面统治，只不过是犹太人事实上已经达到的，这给他们的国内计划带来好处。这样的条件使人为了赢得政治权力而必须进入社会斗争的舞台。他们可以假装和犹太人作斗争，就像工人和资产阶级斗争一样。这样做的好处是，犹太人被认为是玫府背后的秘密力量，用攻击犹太人的方式，他们可以公开攻击国家本身，而帝国主义社团组织只是以温和的方式反对犹太人，却难于和当时的重要社会斗争发生联系。
新的反犹主义政党的第二个最重要的待点是，它们立即着手建立欧洲所有反犹团体的超民族（supernational）组织，向流行的民族主义主张公开表示反对和蔑视。它们以倡导超民族组织的方式，清楚地表明它们的目标不仅在于对本民族的政治统治，而且早巳计划好下一步建立“高于一切民族”（above all nations）的全欧政府。这第二种变革性的因素意味着从根本上改变现状；这一点常常被人忽略，因为反犹分子们部分地出于传统习惯，部分地出抄他们有意撒谎，在宣传时总是使用反动政党的术语。
犹太人生存的奇特条件和这种组织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密切关系，在超越民族之上的团体组织中比在创建一个政党之上的政党中更引入注目。在国家化的欧洲里，犹太人很明显地是唯一的欧洲国际性成分。所以唯一合乎逻辑的是，他们的敌人必须根据同样的原则组织起来，才能和一切民族政治命运的秘密操纵者斗争。
当这种点作为一种宣传肯定可以令人信服时，超民族反犹主义的成功取决于范围更广的考虑。在十九世纪末，尤其是普法战争以后。越来越多的人感到欧洲的民族组织已经陈旧不堪，因为它再也不足以应对新的经济挑战。这种感觉使国际社会主义组织获得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并且反过来因后者而强化。在群众的信念中，广泛认为全欧洲都有相同的利益。而国际社会主义组织依然很消极，对一切外交政策问题不感兴趣（也许正是在这些问题上，也们的国际主义将受到检验），反犹分子们从外交政策问题开始，甚至还许诺以国际问题为基础来解决国内问题。如果较少地看重意识形态的表面价值，较多地观察各个政党的实际计划，就能发现社会主义者们比较关心国内问题，比反犹分子们更能适应民族国家的需要。
当然，这并非说社会主义者的国际主义信念不真诚。相反，他们的信念更强烈，而且更早于发现冲破民族国家强域的阶级利益。但是，对阶级斗争绝对重要性的觉察导致他们忽视一种传统，即法国革命给工人政党的遗产，仅凭这种遗产可能使他们擭得一种清楚明白的政治理论。社会主义者含蓄地保留了“民族中的民族”的原始概念，一切民族都属于人类大家族，但是他们从未发现一种方法，用以将这种观念转变成在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里有用的概念。结果，他们的国际主义仍然只是一种每一个人共有的个人信念，而他们正常地不关心国家主权却转变为一种十分不正常、不现实的对外交政策的漠然。既然左派政党在原则上不反对民族国家，而只反对国家主权；再者，既然它们自己无法言喻的希望是建立联邦结构，最终根据平等条件统合一切民族，并多少以一切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自由和独立为条件，那么它们就能够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运作，甚至在民族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结构衰落时，作为全体民众中唯一一个不陷于扩张主义幻想，不打算摧毁其它民族的团体而出现。
反犹分子的超民族主义（supranationalism）从完全相反的观点出发走向国际组织问题。他们的目标是达到一种统制一切的超结构，以摧毁一切土生土长的民族结构之类。即使当他们准备摧毁自己民族的政体时，也会沉溺于极度民族主义的言论（hypernationalistic talk），因为部落民族主义“（triibal nationalism）赤操裸地渴望征服，是强行冲破民族国家及其主权的狭隘谨慎界限的主要力量之一。沙文主义宣传愈有效，就愈容易说服舆论关于超民族结构的必要性。超民族结构要用普遍权力垄断和暴力。
犹太民族欧洲国际间的特别条件无疑可以为社会主义的联盟（socialist federalism）主张服务，也至少可以为超民族主义者的有害阴谋服务。但是社会主义者如此关注阶级斗争，如此忽视自己的传统观念的政治结果，因此，只有当他们面对在国内政治舞台上膨胀的反犹主义这个严重的竞争者时，他们才意识到犹太人的存在是一种政治因素。这时，他们不仅还未准备将犹太人问题归入自己的理论，而且事实上根本害怕触及这个问题。就像在其它国际问题上一样，他们将这块阵地让给了超民族主义者，使他们在当时似乎成了唯一能解答各种世界性问题的人。
在世纪交替之际，七十年代的骗局依然在生效，而一个繁荣和普通福利的时代使八十年代那些早熟的激动终归匿迹，德国的情形尤其如此。谁也无法预见，这个结局只是暂时的，而一切未解决的政治同题与一切无法平息的政治仇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都只会引起暴力倍增。德国的反犹主义政党在取得最初的成功之后，又变得微不足道：它们的领袖在激起公众舆论的短暂骚动之后，便从历史的后门消失了，消失在妄想的混乱和救世骗局的黑暗之中。
（四）左派反犹主义
在我们经历的时代里，若无反犹主义的可怕后果，我们可能还不会注意到它在德国的发展。十九世纪的反犹主义作为一场政治运动，可将法国当作最佳研究对象，在将近十年时间里，反犹主义控制了法国的政治舞台。在奥地利，反犹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力量，在和其它比较受人尊重的意识形态竞争孰能为舆论接受时，达到了最清晰的形式。
在奥地利，犹太人对国家的巨大贡献。别处无可比拟。奥地利的各民族仅由哈布斯堡家族的双重君主国（Dual Monarchy）才维系一起，那里的犹太族国家银行家和欧洲其它国家的同类相比，在君主专制垮台后却能留存下来。正如它在十八世纪初的早期发展一样，塞缪尔．奥本海默（Samuel Oppenheimer）的信贷和哈布斯堡家族的信贷一样，因此“奥地利信贷最终成了一家信贷机构——罗斯希尔德银行——的信贷”。虽然这个多瑙河边的君主专制国家并无同源人民——进化到民族国家最重要的先决条件——但是它也无法避免使受启蒙的专制国家转变为立宪君主国家和产生近代文官制度。这意味着它必须采用某种民族国家的体制。原因之一是近代阶级体系是沿着民族路线成长的，所以某些民族开始等同于某些阶级。至少等同于某些职业。日耳曼人变成统治民族，就好比资产阶级在民族国家里变成统治阶级。匈牙利土地贵族所产生的作用比其它国家的贵族所产生的作用更深刻，但是本质上是类似的。国家机器本身极力和社会之间保持同样的绝对距离，超越一切民族之上实施统治，就像民族国家统治各个阶级一样。犹太人的结果是，犹太民族不能和其它民族融合，它自己不能成为一个民族，正如它在民族国家内未能和其它阶级融合，或者自己变成一个阶级。就像犹太人因为和国家的关系特殊，他们在民族国家内与社会中一切阶级不同，他们在奥地利由于和哈布斯堡专制君主的特殊关系而与其它一切民族不同。而且正如在其它地方一样，每一个开始和国家发生公开冲突的阶级都转向反犹主义，在奥地利，每一个从事全面扩展的民族斗争，而且也和专制统治发生公开冲突的民族，都以攻击犹太人作为战斗的开始。但是，在奥地利发生的这些冲突与在德国和法国发生的冲突之间有明显的区别。在奥地利，冲突不仅更尖锐。而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每一个民族，亦即社会的每一个阶层，都反对国家，所以比西欧和中欧的任何其它地方都更能使民众积极参与反犹主义活动。
这些冲突中比较突出的是日耳曼民族的国家敌意不断上升，在帝国建立之后，上升趋势加速，并在1873年的金融崩溃后发现反犹主义口号的有用性。当时的实际社会情势在德国是一样的，但是为了争取中产阶级选票的社会宣传立即致力于更激烈地抨击国家，而且公开声称不忠于国家。肖纳勒（Georg Von Schǒnerer）领导下的德国自由党（German Liberal Part）起初是下层中产阶级政党，同贵族毫无关联，也不受贵族约束，持左翼观点。它从未获得真正的群众基础，但是在八十年代，它在各所大学里取得显着成功，以公开的反犹主义为基础组织了严密的学生团体。肖纳勒的反犹主义起初几乎全力对准罗斯希尔德家族，这使他获得了劳工运动的同情，将他看作是真正激进的误入歧途者。他的有利之处主要是可以根据看得见的事实来作反犹宣传；作为奥地利国会议员，他曾为奥地利铁路国有化而奋斗，因为奥地利的大部分铁路掌握在罗斯希尔德家族手中，并获得从1836年至1886年的政府许可状。肖纳勒成功地征集了四万人签名，反对这份许可状日期继续延长，由此引起了大众对犹太人问题的兴趣。当政府在明显地不利于国家和民众的条件下试图延长这份许可状时，罗斯希尔德家族同专制君主的经济利益之间的密切关系就变得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