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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贵族虽然仍有足够力量影响公众舆论，但是它要像在八十年代开始的那样发起一场真正的反犹主义运动，本身既无力量、又无重要地位。他们的代言人，宫廷教士斯多克尔，自己出身于一个中产阶级下层家庭，作为保守利益的代表，和他的前驱者——浪漫主义知识分子——相比才逊一筹，那些人在五十多年前就奠定了保守意识形态的主要原则。再者，他之发现反犹主义宣传的有用性，并非通过实践或理论思考，而是出于偶然，他在一位非凡的煽动天才的帮助下，发现填补空白这一着极其有用。但是他不仅没能理解自己的突然成功，作为宫廷教士、作为皇家和政府的雇员，他几乎无法恰当地利用它们。他的热情听众们无一例外地是中产阶级下层的小店主、小商人、工匠和旧式手艺人。而这些人的反犹情绪——当然不是绝对——还未被和国家的冲突煽动起来。
㈢第一个反犹主义政党
十九世纪最后二十年里在德国、奥地利和法国作为严重的政治因素而同时兴起的反犹主义，是由一系列金融丑闻和骗局开始的，起始是现成资本过量产生。法国的大多数议员和无数政府官员很快地深陷于欺骗和贿赂的勾当，使第三共和国在成立之后最初几十年间失去的声望再也无法恢复。奥地利和德国的贵族都是最容易妥协的人。在这三个国家里，犹太人只充当中间人，从无一个犹太家族从巴拿马事件（Panama Affair）和虚设公司骗局（Gründungsschwinde＇）中获得永久的财富。
然而，除了贵族、政府官员和犹太人之外的另一群人却严重地卷入了这些异想天开的投资活动，其可望获得的利润变成了无可估量的损失。这一群人的主要成分是中产阶级下层，他们由此突然转同反犹主义。他们所受的深重伤害甚于其它任何一个群体：他们用毕生的小小积蓄来冒险，换来永久的破产。他们之易受欺骗有其重要原因。资本主义在国内的扩张会越来越多地清除小的有产者，他们面对的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必须快速地扩张其所拥有的少数，否则就可能失去一切。他们渐渐意识到，如果不能成功地向上爬，成为资产阶级，就会沦为无产阶级。几十年的总体繁荣相当明显地迟缓下来（尽管发展趋向并未改变），致使他们的惊慌心理早已形成。在这段时间里，中产阶级下层的焦虑恰恰印证了马克思对他们将会迅速解体的预言。
中产阶级下层，或谓小资产阶级，系手工业和小商业行会的后裔，几百年来依靠一种禁止竞争的封闭制度的保护才防止冒险生涯，他们最后只指望国家的保护了。他们将自己的不幸归咎于曼彻斯特制度（Manchester System），它将他们推向艰难的竞争社会，并剥夺了他们原先从社会当局获得的一切具体保护和特权。因此，他们最早提出“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的主张，期望在紧急情况下得到庇护，而且使他们保有世代承袭的职业。既然自由贸易时代的显着特点使犹太人走向各行各业，那么毫无疑问，即使事实上并无多大进展，人们也会认为犹太人是“将曼彻斯特制度推向极端应用”的代表了。
从某些偶尔将抨击资产阶级和抨击犹太人结合起来的保守派作家的文章中，我们首先看到了这种衍生的不满情绪，当那些期待政府援助或指望奇迹的人必须接受了银行家们迟疑的帮助时，这种不满情绪更是受到了刺激。在小店主们看来，银行家剥削他们，就像大工厂剥削工人一样。但是当欧洲工人从自身经验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导出发，懂得资本家有一种双重作用，既剥削他们，又给予他们从事生产的机会时，小店主们却发现无人教导他们懂得自己的社会命运和经济命运。他的命运要比工人的命运更恶劣，根据他的经验，银行家是寄生虫和掠夺者，但是他不得不和银行家合伙，即使这个银行家不同于制造商，与他的商业毫不相干。因此不难理解，与通过长期生产过程而获得利润的人相比较而言，一个直接将他的钱用来产生更多的钱的人更容易遭人痛恨。由于当时人只要有办法——当然不会是小商人——绝不会向银行家贷款，所以银行家似乎是并无工作和生产能力的剥削者，是制造痛苦和不幸的人。
这批银行家中间有许多是犹太人，更重要的是，出于历史原因、银行家的形象总是带有犹太人特色。因此，中产阶级下层的左派运动与整个反对银行资本的宣传多多少少变成了反犹主义的性质，这一发展趋势在工业化的德国并无重大意义，但是在法国，以及在程度稍轻些的奥地利，却关系重大。一时之间，犹太人似乎第一次在并无国家介入的情况下而和另一个阶级产生了冲突。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政府的功能是由超越各个竞争阶级的统治地位所界定，这样的冲突即使很危险，也可能是一条使犹太人地位正常化的道路。
然而，除了这一社会经济因素之外，很快又加上后来证明是更预兆不祥的因素。犹太人作为银行家的地位并下依靠对在困扰中的小人物的贷款，而主要依靠发放政府贷款。小额贷款业务留给小同行去做，后者藉此准备走向和他们的同胞一样富裕、一样荣耀前途无量的事业。中产阶级下层针对犹太人的那种社会不满情绪转变为一种高度爆炸性的政治因素。因为这些遭人切齿痛恨的犹太人被认为是中产阶级下层人士通向政权道路上的障碍。他们在其它方面和政府的关系不也是众所周知的吗？另一方面，社会与经济仇恨又以即将丧失的暴力行动强化了政治争端。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有一次说过，他那个时代的反犹主义运动是由贵族充当主角的，而伴唱则是小资产阶级暴民们的咆哮。不仅在德国是如此。奥地利的基督教社会主义（Christian Socialism）和法国的反德雷富斯派（Anti…Dreyfusards）也是如此。在所有这些情况下，贵族阶级在垂死挣扎中企图聚合教会的保守力量——奥地利和法国的天主教会，德国的新教——其借口是用基督教的武器来同自由主义作斗争。暴民（mob）只是他们用以增强自己地位的手段，使他们的声音听上去更宏亮。很明显，他们既不可能、也不想组织暴民。而且一旦达到目的，便会将之驱散。不过他们发现，反犹主义的口号在发动更多阶层的民众时高度地有效。
宫廷教士斯多克尔的追随者们在德国并未组织起最初的反犹主义政党，一俟出现反犹主义的口号，激进的反犹主义分子们立即脱离斯多克尔的柏林运动，去从事全面反对政府的斗争，并建立了政党。它们的代表在德国国会内和最主要的反对党——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s）——一起在主要的内政问题上投票。他们很快地摆脱了和一些旧的政治力量妥协的最初同盟；第一个反犹的国会议员波凯尔（Otto Boeckel）因黑森农民的支持而当选，他为了其选民而投票反对“容克贵族（Junkers）和犹太人”。亦即反对拥有过多土地的贵族和贷款给农民的犹太人。
虽然这些早期的反犹主义政党规模都很小，它们迅即和一切政党分离。它们从一开始起就宣称，它们不是和其它政党一样的政党，而是“在一切政党之上”（above all parties）的政党。在有阶级和政党的民族国家里，只有国家和政府宣称过超越一切政党和阶级，代表全民族利益。政党是获得承认的团体，其议员代表其选民的利益。即使他们争夺权力，也被明确地理解为这是为了政府能在各种冲突的刊益和它们的代表之间建立一种平衡。反犹主义政党宣布“在一切政党之上”，清楚地表明它们旨在成为全民族的代表，擭得一切权力，拥有国家机器，以自己来取代国家。另一方面，既然它们仍然组织为政党，那也就很清楚，作为一个政党，它们谋求国家政权。以使它们的投票人事实上控制整个民族。
当任何一个团体都不再单独掌握全部政权时，民族国家的政体就开始形成。因此政府执掌实际政治统治，不再依赖社会和经济因素。左派革命运动为社会条件的激进变革而战斗，从不直接触及最高政治权威。它们只向资产阶级力量及其对国家的影响挑战，因此总是随时在外交事务方面顺从政府的领导．因为这关系到一个假定是统一民族的利益。但是，反犹主义团体的无数计划从一开始起主要重点便是外交事务：它们的革命动力直接针对政府，而不是针对一个社会阶级，事实上它们以党派组织为手段，目的在于摧毁民族国家的政治格局。
宣称一个政党超越其它一切政党，其中的重要含义远甚于反犹主义。如果这只是一个如何摆脱犹太人的问题，那么弗里希（Theodor Fritsch）的建议就会很快见效。在早期的一个反犹主义大会上，弗里希并非提议创建一个新的党派，而是主张广泛宣传反犹主义，直至最后，使一切现有政党都敌视犹太人。但是事实上，无人理睬弗里希的建议，因为在当时，反犹主义早已成为一种工具，不仅用来清除犹太人，也用来清除民族国家的政体。
反犹主义政党的宣言与帝国主义的初期阶段相符合，并在大不列颠——英国并不加入反犹潮流——及欧洲大陆反犹情绪高涨的泛欧运动中的某些倾向中找确切对应的内容，这并非偶然，只有在德国，这些新倾向才直接产生于反犹主义本身，而且反犹主义政党比纯粹帝国主义团体——例如泛德联盟（Alldeutscher Verband；Pan…German League）等等——的形成更早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