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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对贵族的影响力已大部分失去。
通过改革派的态度，尤其是通过1812年的解放敕令，国家对犹太人的特殊兴趣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明显地表现出来。原先坦率承认犹太人有用（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在听说也们可能集体改变信仰的时候喊叫说：“我希望他们别做这种魔鬼勾当！”）的态度不见了。解放是根据原则宣布的，而根据当时的时代心理，任何指涉特殊犹太人服务的想法都是亵渎。导致解放犹太人的特殊条件虽然是每一个关心此事者都知道的，此刻却被掩盖起来。似乎这是一桩巨大而可怕的秘密。另一方面，解放敕令本身从某种意义上被看作是最后的和最辉煌的成就，它将一个封建国家改变成一个民族国家，使这个社会从此不会再有特权存在。
贵族阶级自然作出痛苦的反应，这个阶级受到最惨的打击，于是突然出人意纠地爆发了反犹主义。它的意见表达得最清晰的代言人、保守思想最著名的奠基人之一路德维希．冯．德．马尔威兹（Ludwig von der Marwitz）向政府递交了一份长篇请愿书，他在其中说，现代犹太人会成为唯一享受特殊利益的群体，并说到“旧日的令人敬畏的普鲁士君主政治转变为一个新型的犹太国家”。这一政治上的攻诘伴随着一种社会的抵制力量，几乎在一夜之间改变了柏林社会的面目。因为贵族曾经最早和犹太人建立友好的社会关系，并在世纪交替之际使那些犹太女主人的沙龙大大扬名，在短时间内就聚集成混合的小社会。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这样不带偏见是犹太贷款人努力作出服务贡献的结果，他们几百年来被排除在一切大商业活动之外借钱给那些倾向于改变自身生活状况的人，从这种经济上并非生产性的、没有意义的、但是在社会上却是重要的贷款行业中找到了自己的唯一机会。无论如何，值得注意是，当君主专制政体及其更多的金融可能性使私人贷款业和小宫廷犹太个人成为历史，那种社会关系却留存了下来。一个贵族自然会因为不愿在紧急情况下失去一种有价值的援助，由此使他想娶一位犹太富人之女为妻，而不是去仇限犹太民族。
贵族阶级中爆发反犹主义也不是犹太人和贵族之间密切接触的结果。相反，他们都直觉地反对中产阶级的新价值观，这种态度产生于相同的根源。在犹太人的家庭里和在贵族家庭里一样，个人首先被看作家庭的一个成员；他的责任首先由家族确定，家族高于个人生活和个人重要性。犹太人和贵族都既是无国家（a…national）的，又是欧洲国际的（inter…European），各自了解另一方的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下，忠于民族是次要的，忠于家族才是第一位的，而家族又往往分散住在欧洲各地。他们都有一种共同观念，认为目前与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的联系都不重要。反犹主义的自由派学者都指出了这一奇特的相同原则，他们得出结论说，或许只有首先摆脱犹太人，才能摆脱贵族，这不是因为两者的经济联系。而是因为两者都妨碍“内在人格”（innate personality）的真正发展，即自尊的意识形态，自由派的中产阶级正是以此来反对关于出生、家庭、世袭等等旧观念。
这些有利于犹太人的因素，使贵族阶级长期以来的反犹主义政治论争更具意义。在贵族阶级公开地反对平等式民族国家的情形下，经济纽带与社会亲和性都显得无足轻重。在社会上，对国家的抨击会将犹太人与政府等同；中产阶级除了事实上在经济方面和社会方面从改革中获得较多的真正收益之外，在政治方面很难责难他们那种旧有的轻蔑冷淡态度。
维也纳会议之后。在神圣同盟之下，多年来的和平反应期间，普鲁士贵族赢回了它对国家事务的大部分影响力，暂时地变得比它在十八世纪时更显赫，贵族的反犹主义就立刻变为没有政治意义的温和的歧视。同时。在浪漫主义知识分子的帮助下，保守主义发展到顶点，成为政治意识形态之一，在德国对犹太人采取了一种颇具特点和独创性的相应态度。从那时起。具有保守观点的民族国家在它们需要的和不需要的犹太人之间划了一条明确的界线。以“国家的根本特征是基督教”为借口，（这与开明君主是多么不同！）而公开地歧视正在成长的犹太知识阶层，却又不损害银行家和企业家的事业。这种歧视——不让犹太人进入高等学校的大门，将犹太人排除在文官队伍之外——有双重好处，指明民族国家重视特殊服务甚于一般平等。其次防止或至少延迟产生一个新的犹太入团体，因为它明显地于国家无用，甚至可能溶入社会。到了八十年代，当俾斯麦针对斯多克尔（Adolf Stoecker）的反犹主义宣传而保护犹太人时，他遇到了很大麻烦。他明确地表示他只反对攻击有钱的犹太人，“有钱的犹太人……他们的利益系结于我们国家机构的长治久安”，而他的朋友、普鲁士银行家勃莱赫箩埃德对一般地攻击犹太人并无意见（也许他根本不关心），只对攻击富裕的犹太人不满。
一方面是政府官员们反对犹太人享有平等（尤其是职业上的平等），或抱怨犹太人在舆论界影响太大，另一方面又“真诚地希望他们在各方面顺利”，这种看来暧昧的态度比改革派起初时的热情更适合国家利益。毕竟，维也纳会议将贫穷的犹太民众居住了几个世纪的那些省份归还给了普鲁士，除了少数知识分子以外，谁也不会梦想法国革命和人权宣言会考虑给他们与那些富裕同胞相等的地位。富裕的犹太人最不愿意宣布平等，因为他们从中得到的只是损失。他们和每一个人一样清楚地懂得，“每一条解放犹太人的法律或政治措施，都必然导致他们在政府中和社会上地位的衰落。”而且他们比任何人都更清楚，他们的权力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们在犹太社群中的地位和名声。所以他们很难采取别的政策，而是“热中于使自己有更大的影响力，使犹太同胞们继续处于民族孤立状态，假说这种隔绝状态是他们宗教的一部分。为什么？……因为其它人会更加依赖他们。掌权者就可以无一例外地将他们当作“我们的人”而加以利用。”这样的结果是。在二十世纪，当解放对犹太民众第一次成为事实，享有特权的犹太人就消失了。
于是，利益的恰当和诣建立在有权的犹太人同国家之间。犹太富人想要取得对犹太同胞的控制权，并且和非犹太社会隔离；国家可以将对犹太富人的仁慈政策和从法律上歧视犹太知识阶层并进一步实施社会隔离结合起来，在关于国家的基督教本质这一保守理论中即表现如此。
当贵族阶级的反犹主义依然没有政治结果，并在神圣同盟年代迅速消退时，自由派分子和激进知识分子们在维也纳会议之后立即发起和领导了一场新运动。自由派反对梅特涅对欧洲大陆的警察统治，剧烈地攻击普鲁士反动政府，迅速引起了反犹主义的爆发，各种反犹主义的小册子如洪水泛滥。和贵族马尔威兹十年前的情形相比，正因为他们很少坦陈直言，所以他们攻击犹太人，而不是攻击政府。他们主要关心平等机会，最憎恶恢复一切贵族特权，因为贵族特权阻碍他们介入公共事务，所以他们提出区分个别犹太人（既所谓“我们的同党”）和犹太人群体，从那时起，这种区分就成了左派反犹主义的标记。虽然他们不完全懂得政府在强制独立于社会时，为何以及如何将犹太人作为一个分离的群体保持和保护起来，但是他们很明白，其中有某些政治关系，犹太人问题远不止是一个个别犹太人和人类宽容的问题。他们杜撰了民族主义的新名词“国中之国”、“民族中之民族”等等，前一个说法明显地是错误的，因为犹太人没有自己的政治野心，只是唯一一个无条件地忠于国家的社会群体。后一个说法只对了一半，因为犹太人作为一个社会体而不是政治体，事实上并无在一个民族之中自成独立的团体。
在普鲁士——尽管不是在奥地利和法国——这种激进的反犹主义和早先贵族的反犹主义一样，几乎是短命而无结果的。激进分子越来越被经济上正提升的中产阶级所吸收，大约二十年以后，中产阶级遍布整个德国，他们在议会里大喊大叫要解放犹太人，实现政治平等。由此建立起一种理论上（甚至在写作上）的传统，其影响可见诸年轻的马克思一些反犹太的着名论文。马克思常常被不公正地指责为反犹主义。卡尔。马克思这位犹太人可能和那些反犹的激进分子一样写作，但这只是证明了这种反犹太的论证和成熟后的反犹主义很少有相同之处。马克思作为个别的犹太人，不会为这些针对“犹太人”的论调感到窘迫，不像尼采对他攻击德国的论调那样受窘。的确，马克思在晚年绝不在书面或口头表达对犹太问题的意见：但是这很难归因于任何一种思想上的根本改变。他唯一关心的是阶级斗争作为社会内部的一种现象以及资本主义生产的问题。在此中，犹太人的角色关系还不如劳动的买方和卖方，他完全忽略政治问题，这自然妨碍他进一步检视国家结构以及犹太人的角色。马克思主义对德国劳工运动的强烈影响是德国革命运动极少显示反犹情绪迹象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当时的各种社会斗争中，犹太人的确无足轻重。
现代反犹主义运动在各地的起始是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三分之一时间里。在德国，它又一次出入意料地发生在贵族中间，1871年以后的普鲁士君主专制转变为完全的民族国家，再次引起贵族和国家站在对立面。德意志帝国的真正缔造者俾斯麦，自从担任首相以后就一直和犹太人保持密切关系：此时，他被谴责为依赖犹太人和接受犹太人的贿赂。他尝试在政府中清除封建残余，并且取得了部分成功，但是不可避免地造成和贵族阶级的冲突：他们在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