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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清廉的显贵
但陈立夫对四大家族的说法颇不以为然，在他的回忆录《成败之鉴》中，对于中国共产党将陈氏家族列为四大家族，可谓是有切肤之痛。吾兄弟二人少承祖训：“寿本乎仁，乐生于智，勤能补拙，俭可养廉。”故一生忠勤职守，廉洁自持，为众所周知者，唯对于国家财政金融制度之不合乎国情者，不得不建言改革，期能合乎三民主义之原理，而不为帝国主义用以剥削殖民地人民，其性质为纯粹商业，对于工业农业，毫无好处，我曾著文批判之，及蒋公在江西剿共，亲见农村无金融机构，始悟国家应有利农之金融机构，乃派家兄担任农民银行董事长，始将该行之百分之百的商业贷款改变过来，以利农民，中国之合作制度亦为家兄首倡，故又使兼合作金库董事长，其后复使兼任交通银行董事，共党遂利用此一机会攻击家兄在金融界之地位与力量，而在《蒋宋孔陈》一书中，陈家亦被列入攻击为四大家族之一，共党之恶毒有如此者。
那么，陈氏家族在资产上是否可以算作是官僚资本呢？是否该列入四大家族行列呢？就陈果夫与陈立夫兄弟俩的个人资产来说，将二陈算作是官僚大资本家，似乎是有些“冤枉”。
抗战后的重庆，人们流行这样四句话：“孔祥熙不祥，徐堪不堪，陈行不行，子良不良。”对孔氏家族与宋氏家族对百姓的盘剥与掠夺，人们可谓叫苦不迭。蒋、宋、孔氏家族利用抗日战争发国难财，一下子集聚了巨大的财富。据当时的美国银行界人士估计，宋家和孔家有20亿美元的资产存在曼哈顿。美国联邦调查局还仔细观察了关于宋家的战时档案，他们发现，宋子文“开始担任公职的财产比较有限，到1943年1月，积累了7000多万美元，宋子文在纽约大通国民银行或花旗银行拥有7000万美元，宋蔼龄在其中一家银行拥有8000万美元，宋美龄在这两家银行或其中一家银行存了1．5亿美元。美国《镜报》编辑布朗发表一篇文章，说孔祥熙与宋子文两人在美国的私人财产达8．5亿美元之巨。
抗战胜利后，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二陈兄弟为首的国民党四大家族迅速崛起，与其他几大家族相比，陈氏兄弟名下虽说也有众多的产业，可兄弟两人却似乎没有富甲天下，相反，倒很有些“寒酸”，这其中道理，颇有些耐人寻味。
国民党被赶出大陆之后，孔、宋、陈三大家族先后流亡到了美国，只剩下蒋家独霸台湾小朝廷。流亡到美国的孔、宋、陈三大家族的处境却大不相同，孔祥熙、宋子文不愧为“财神”，在跨台移居美国时，已将巨额的不义之财转移到了美国，过着超级富豪般的奢华生活。仅举一例，孔祥熙的二儿子孔令杰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开采石油。当美苏冷战高潮时代，孔令杰为了躲避原子弹袭击，在得州建立了能够躲避核子大战的防空避难所，花费1800万美元，比当年希特勒在德国柏林国会大厦地下修建的地下室还要大。孔令杰的防空避难所由加利福尼亚州的MX飞弹发射所工程师设计，上下两层总共3。8万平方英尺，钢筋水泥墙厚达两英尺，避难所内备有3套供电系统，3套灭火系统，500个简单床位，十几间卧室，1个急诊室，1间文娱室。房顶上面造有一个人工湖。仅此一例，就可以窥其财力。
而陈立夫兄弟与他们相比，在经济上则有天壤之别。
第二部分：忠心跟随蒋介石清廉的显贵 2
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权威刊物《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公开了1939年一份日本人所作的《关于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在上海外国银行存款的调查报告》，根据该报告，陈立夫兄弟应当也有一笔不菲的财产，但是这些财产似乎只是国民党的党营财产，我们并没有找到陈氏兄弟化公为私、中饱私囊的直接材料。陈果夫担任职务虽然多，但其收入主要是薪金收入，而不是资本收益。陈立夫身边也未攒下什么钱，1950年他赴美国，是蒋介石在临行前赠了5万美元。到了美国后，他的主要生活费是台湾政府每月给他支付的薪金。由于美国生活费用高，最初他还能用以前的积蓄填补，但很快坐吃山空，只能自办一个小养鸡场，以此来贴补家用。
既然被称为四大家族，陈氏家族与其他家族的区别为何如此之大呢。
孔祥熙、宋子文是名副其实的金融巨子，靠发国难财成了中国的亿万富翁。而二陈虽在抗战以后也插手经济，并取得了较大成效，但他们个人却是囊中羞涩。二陈掌握的金融、企业、事业虽规模宏大，但和孔祥熙、宋子文不同的是，这些机构中，他们的个人股份非常之少。陈果夫担任职务虽然多，但其收入主要是薪金收入，而不是资本收益。
陈果夫出任中国农民银行董事，只收出席费，出任农行董事长，主动将薪金由1200元降为后来的1000元，兼任交通银行董事也只拿出席费。兼任中央合作金库理事长和中央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前者只拿出席费，不支薪水，后者则一文不取。
按照当时的规矩，兼职兼薪，有多少个职位，领多少工资，人人如此，不以为怪，陈果夫不仅不多拿，反而少拿。陈果夫注重抓实权，但一直自视清高，视钱财为身外之物，他自称：“我看历史，又看到亲友中的人，只有做事业的，其事业永远留存，其他遗钱给孩子，或个人贪污的很多的钱，颇多不久消失。而且人总是会死，一朝消逝，存钱无意义，可惜多人不懂这个道理。”“当我在交易所的时候，进进出出的人很多，三年中没有一个人真实赚得钱的，做生意亏本当然不好，有盈余者亦无好结果，因为他们不懂得用钱，赚钱亦无目的，就做什么用的目的，当然难得有好结果了。”
“我管过许多的钱，又常看到有了钱，其人常常为钱所用，为了安置这些钱，也是很麻烦的事，故不如无钱的好。所以，在民国21年以后，我决意把我的精力完全放在事业上，31年以后，我把我的精力完全放在写作上，有事业，有写作，那么，我的一生，无论对国家、对人类、对祖宗，以及自己的良心，可以无愧。”
陈果夫在《我的经济生活种种》一文中也称：一般人的落伍观念，以为做官的人一定有钱的，不贪污也贪污，民国19年，余任国府委员、中央组织部长时，就提出这种观念是不对的。该年国民革命军在前线打了胜仗时，我因为到杭州开会，在两湖饭店开上房间，刚刚住下，即有杭州妇女会热心劝捐慰劳金的同志来找我。他们要我捐50元至100元钱，当时我带的钱因沿路捐款，剩下不过30元。当时我在中央任组织部长，每月薪水300元，除去所得捐等不过260余元，要顾家用。到杭州开会是自己贴钱的，所以，向他们直说，而他们竟不相信我的话，并且说某部长拿出100元，某某出了50元，他们弄不清楚我是什么部长。后来弄得我发起火来，他们才捐得10元而去，但是在外面还说了许多闲话。
第二天我在浙江省党部纪念周中谈了一番，就是要杜绝贪污，要先改变社会观念，如果不问其钱之来历，而认为捐钱多者为善人，那么，就无人可做好人，又无异鼓励贪污了，这事在我脑海中深植印象。
陈果夫一生经手公款不计其数，自诩清清白白，对于他的下属发现有贪污或其他不轨行为，只要让他发现，便抓住不放。
陈果夫在《我的经济生活种种》一文中还讲道：中财会自33年开始开展工作，至36年夏，即有很多事业。外间知者甚多，才引起共党之注意。说我为官僚资本家之一，其后又有经济通讯刊物，亦认为我有官僚资本，大致说我掌握若干金融及若干事业机构等等，这很容易引起若干谋职不到的人心理不平衡，更会引起搞政治而不规规矩矩的人眼红，就有许多政治上的暗攻。因此我们财会的工作，改变为整理原有事业，不再创造新事业的方针，其时各种事业大都已具规模，也无须多创新的。我很想为党树立经济基础，但在是非难分的环境中，恐怕做不到。我想来不是自己要舒服的，又不是自己要沾便宜，更不想发财与做官，只是要做事业，所以有些人说要搞些政治资本以及为将来生活资本，我从不去想。
就是目前要借政治和经济力量，图一时之利，亦竭力避免。因为照我这样一个人，有如此生活，在个人觉得也算满意，假使我们的政治、经济都使个个人都能达到我这样的生活水准，也可以说是好到极点。
第二部分：忠心跟随蒋介石清廉的显贵 3
在这种观念指导下，陈果夫的收入只有靠薪金来维持了，不过，陈果夫是个异常勤奋的人，喜欢写作，因此，稿费便成了他的另外一项主要收入。从1928年起，陈果夫便出过很多书，胡适曾就这一点谈起陈果夫，他说：“我觉得他是近代中国一个了不起的人，他以一个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能写出这么多的著作来，老实说，我们今天在北京大学的还没有多少人能做得到呢。”按照当时的收入水平来看，陈果夫的稿费还是相当高的。由正中书局出版的《卫生之窗》《儿童卫生歌》稿费16298．12元，《中国教育改革之途径》稿费67200元，《医生漫谈》稿费3000元。但随着解放战争爆发，国民党统治区出现金融风波，陈果夫的这些稿
费很快贬值，成了一堆无用的废纸。尽管手中的钱不多，可陈果夫一般不接受别人的赠金，1948年，陈在上海治病，因费用过高，转医疗费相对低些的台湾治疗。临行时，一些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