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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之后，陈果沉默着开车。我想地震对她一定造成了阴影，也就不去追问，反正之前说好了只闲聊不采访的。
但坐在陈果旁边，气氛很容易就会变得尴尬。她仿佛有一种天赋，能让身边的人进入僵直状态。
于是我又找了些无关痛痒的话题，比如她来日本多久啦，哪里人啊之类的。她的回答总是简短到干涩。
“我是福建人。”她把车停下，说，“我们到了。”陈果跳下车和看门的老人说话。而我则盯着门牌发呆。怪不得她先前那一副表情，这门牌上有我能看得懂的汉字，日文里许多汉字的含义和中文不同，比如“手纸”的意思是“信”，但这几个字，就算全不通日语的人，也不会搞错含义。
“友和精神科病院”。在住宿如此紧张的灾区，仍能为我安排房间，原来不是X机构出了国门依然手眼通天，而是要我和精神病人住在一起。可能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个难以接受的安排，但我对此倒是真无所谓。一个居所而已，当记者这么多年，再艰苦的条件都经历过。陈果把车开到院内停好，我们刚下车，一个中年人就小跑着过来。他给我们两个递了名片，是这家精神病院的副院长，叫山下雄治。他带我们大概走了一圈，说希望我这个来自中国的记者能住得习惯，有任何事情都可以找他。我说这里看起来很舒服，只希望护士医生都能认得我，把我和住院病人区别对待就行。山下雄治大笑，说一定。当然，这些都是由陈果翻译的。
这里的环境的确不错，分成好几个院落，我猜可能是根据不同的病症和病情，分开居住的。山下把我们领到一个由两幢直角相连的二层楼房组成的院落，我的住处在一楼。我们跟着他走进去，穿过一个有许多人的大厅——我想那都是病人。他们有男有女，穿着便服，或坐着看书，或来回走动，或两三人聊天，见我们穿堂而过，也并不盯着看，和正常人无异。穿着白服的医生则就在旁边看着，神态也都很放松。
“不要担心。”山下说，“这里住着的病人，都是恢复得很好的，差不多快能出院了，应该不会打扰到你。”
房间有十二三平方米大小，放了单人床、床头柜、写字台和衣橱之后，还有不少空间，比国内的类似病房要宽敞许多，还带了个卫生间。原本是有网络的，但现在网都断了，不知什么时候恢复。如果我需要把稿件传回国内，可以去山下的办公室打印出来，然后发传真。打电话则稍方便些，每一幢楼都会保证有一部电话是畅通的，这幢楼的电话在入口处服务台。当然也可以打手机，但信号很糟糕，时时会断，因为附近的基站还处于半瘫痪状态，大多数则还停着电。陈果说宫城那边情况更差。
山下交代过基本情况就离开了，陈果问我接下来的安排，是今天就出去采访，还是等明天。现在还没到五点钟，从记者的角度出发，我当然是该抓紧时间立刻出门采访，但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让陈果先回去，明天一早来接我。
这不是我要偷懒，而是在这种通信不畅的环境下，我该待在一个固定的地方，等待梁应物找上门来。
只要我今天不出门，晚上十点之前，必然会有他的消息。要我猜的话，他会直接登门。
陈果走后，我跑去大厅坐了会儿，包括一个五六十岁大婶在内的几个人试着和我说话，见我用中文回答就悻悻地走开了。快六点的时候，这些人纷纷回房去，一个留着络腮胡子的矮个男人经过我时，向我点点头，用标准的普通话对我说了声“你好”。在我吃惊的时候，他已经自顾自地走掉了。
回了房，六点三十分，有人敲门。我跑去把门打开，却是送饭来的护士小姐。托盘上是份牛肉烩饭，超级香。护士小姐说了好长一段，满脸抱歉，我勉强听懂个大概，说因为核辐射的原因，这些天都不会有鱼，蔬菜也非常紧张。我说没关系，有肉就行了，这是真心话。
七点三十分，护士小姐来把餐具收走，然后一直到十点，并没有其他人来。十一点、十二点、一点，我心里的笃定慢慢消失，电脑里的那些照片早已翻来覆去地看了许多遍，再看下去，怕是要看出幻觉来。
好吧，睡觉，作好半夜三更被吵起来的准备吧。我在夜里突然醒了一次，但并没有人站在床头。我有种预感，他不会来了。
今夜不会来，明天不会来，后天也未必会来。事情，已经变得和我料想的不同。一定发生了什么，就在从他发出那封邀请邮件到我下飞机的这三天里。
次日早八点三十分，陈果的车准时停在门口。“去哪里？”她问我。“当然是仙台。”我说。国内媒体对日本的灾后报道，在地域上有两个中心，一是福岛核电站，二就是宫城县仙台市。前者是因为核事故，后者则是地震海啸的重灾区。其实来到这里，我更想采访其他重灾区，仙台的报道已经足够多了。但不论如何，仙台这个点总是要先踩过的。
深入灾区采访，所见所闻所感实在太多，人之真性情，在这样的巨变撞击中，最能体现，而日本的民族性，就活生生地在我眼前展开：那种克制与坚忍，还有让一个中国人心中百味杂陈的纪律性，这让这个民族在面对如此巨大的灾难时，近乎是沉默的，复杂而混浊的沉默。
这是一个研究日本的最好时机，但我却没有过多深入其中，大多数的采访对象，是在仙台留学或打工的中国留学生研修生。我写的是新闻，对象是中国民众，对国内老百姓来说，日本伤亡有多惨，只要知道一个数字和几个形容词就行，再多附送几张照片，就足够满意。可是在日本的华人安不安全，需要怎样的帮助，经历了怎样的悲欢离合，因为同一条血脉的缘故，不管做出多大的版面，都会认认真真地看进去的。
关于采访的故事，要全写出来几万字都嫌不够多。但这些终究和这篇手记无关，我便长话短说了。这一天我从早到晚，嗓子都干到发哑，走访了两个灾民安置点，一所大学和一条华人聚集的中华街。陈果依旧不多话，但翻译做得很尽职，也没有半点儿抱怨叫苦的神情流露，她简直像个铁面人。
中华街上该有许多许多的故事，但因为时间关系，我只是草草过了一遍，心里决定，今后几天，这条街会是我的主攻方向。去的大学却不是东北大学，而是宫城教育大学，一样有许多的中国留学生。因为陈果不想让她的同学知道自己在外面打工挣钱。她没说原因，我也没问。虽说没去鲁迅读过医的东北大学采访稍有可惜，但那儿也不算必去之地，我故意表现得非常遗憾，希望陈果能领我的情，使接下来的日子彼此更融洽些。这个刻板寡语的女孩，真是不怎么好相处的啊。
回到友和又是晚饭时间了，谢过陈果一天翻译兼司机的劳顿，约了第二天老时间出发。
“对了，你的费用，也是中日交流协会支付吗？”陈果临走的时候我问了一句。
“对啊，他们付了一周的费用。”“没耽误你上课吧？”“正停着课呢，今天我们去宫教大的时候，你不也看见了吗，在仙台的大学，都得停一阵子吧。”这话听得我心里一阵别扭。晚饭后我还想着中日交流协会的事，当然不是担心一周之后陈果的费用是否要由我来支付，而是犹豫着，如果梁应物迟迟不出现，我要不要顺着协会这条线，去把他找出来。
尽管数额不大，但中日交流协会怎么会出这份冤枉钱？源头还是X机构。协会里是谁联系的陈果，而又是谁交派下这份任务，虽然X机构有的是办法在某个环节卡死我的调查，但总比什么都干不了等着强。
好在现在还不算是干等着，我决定先把主要采访作完，这是我的本职工作，踏踏实实采访个两三天，稿子就有谱了。到那时如果还没有梁应物的消息，我就自己查查看。
决定作出，我就安心开始整理今天的采访收获。我不急着当天把稿子写出来发回去，因为已经过了第一新闻时间，报社给我的指示，是要写一组深度报道，要特别关注核辐射，稿子可以酝酿几天，关键是要写深写透。哈，都是套话。
然而，随着我重看今天的采访笔记，重听今天的采访录音，调出相机里的一组组照片，一条被我忽略的线索渐渐清晰。
这一觉睡得无比香甜，我没有半夜惊醒，因为知道梁应物绝不会出现。这没有关系，因为我已知道该怎么找到他。
早晨，坐进陈果的车里，她问我今天是否还去仙台市。我想了想，回答：“今天会有些变化，陈果。”“那去看看沉默之地？”她问。
我那句明显装B的话之后，本该跟着后文，但沉默之地，那是什么？陈果笑笑，说：“到了地方你就知道了，总之绝不至于浪费了你的时间。”虽然外人常常会对新闻从业者的工作产生误判，但陈果的性格，没有一定的把握是不会这么说的。“远吗？”我问。“就在南相马市。”
我住的地方是相马市，南相马市顾名思义，就在相马市的南边。我知道那儿受灾要比相马市严重，和仙台市相仿佛，最关键的，南相马市有一部分，在三十公里核辐射区里。哦对了，现在日本政府，已经把最初二十公里的核辐射人员撤离区，扩大到了三十公里。就在今天早上，日本政府把福岛核事故级别从四级调高到了五级。
陈果是个行动派，见我不置可否，就驱车上路。我其实有点想问她那地方在不在三十公里圈内，但她一个女孩子都无所谓地开车载我去，我这个记者可拉不下脸来问。
不过听她刚才的口气，“沉默之地”还不止一处呢，现在去的，只是最近的。一路上，车里放的音乐竟是演歌，就算是作为日本人，这也有点太老派了吧。但这抑扬的调子却是催魂的，有一种糅杂了悲凉和振奋的感慨。正是樱花时节，车转上了一条两边是樱花树的路。倒下的树已经被清理过，连带着原本没人会动的云絮般铺展开的落樱也被清理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