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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在的，在审美干扰镜支持者中间，只有“新悟性教组织”声称不受一神教的影响。这种说法是可信的。这个教派将审美干扰镜视为顿悟的一个步骤，因为审美干扰镜泯灭人对幻觉差异的感知。然而，“新悟性”教派广泛使用神经抑制剂来辅助打坐默思，这与使用审美干扰镜有天壤之别。我想你不会发现许多现代自由派人士或者保守的神教徒对此持同情态度！
因此你看，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商业广告和化妆品的问题，而是关于如何确定肉体与精神之间的适当关系的问题。我们在最大限度地贬低我们本质中的物质部分，我们充分意识到了这点吗？你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深刻的问题。
约瑟福·魏因加藤：
继发现了审美干扰镜之后，有些研究人员便开始寻思是否可能创造一种相似的环境，使其中的人区分不出种族或者民族来。他们进行了大量尝试——减弱各种层次的通过辨认面孔识别种族的能力之类——可是结果总是不令人满意。通常，试验对象只是不能识别相貌相似的个人。有一次试验确实产生了相貌盲综合症的良性变体，使试验对象每遇见一个人都误以为是同一家庭的成员。不幸的是，把每个人都当作兄弟实际上并不理想。
当神经抑制剂广泛用于治疗诸如强迫性行为等病症的时候，许多人便认为“思想控制程序”时代终于到来了。人们询问医生他们是否可以获得与配偶相同的性趣味。由于有可能通过程序控制产生对政府或者大公司效忠，或者对意识形态或者宗教的信仰，因而医学专家们对此感到担忧。
事实上，我们无法获得任何人的思想内容。我们可以改变人格的宽泛部分，可以做出种种与大脑天然的特定功能相一致的变更，但这些都是极其粗糙的调整。没有专门处理仇视移民情绪的神经路径，正如没有专门处理恋脚癖的神经路径一样。如果我们获得真正的思想控制程序，我们就能够创造出“种族盲”来，但在此之前，教育才是我们的最大希望。
塔玛娜·莱昂斯：
今天我上了一堂有趣的课。是思想史课，教课的是一位助教，名叫安顿。他说我们用来描绘有魅力的人的大量词汇曾经都是用于魔法的。比如“魅力”这个词最早是指具有魔力的符咒，“迷人”这个词也是一样。还有像“迷惑”和“销魂”这样的词更是一眼就看出来了，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心里想，是呀，事情正是这样的：看见一个真正漂亮的人就好像着了魔似的。
安顿还说，魔法的一大作用是在某个人身上产生爱情和欲望。想一想“魅力”和“迷人”这些词，你就会发现这个说法也有道理，因为看见美人会产生爱的欲望。遇上一个真正长得标致的人儿，多看几眼就会令你神魂颠倒。
我一直在想也许有办法让自己重新回到加雷特身边，因为如果加雷特没有审美干扰镜，也许他会重新爱上我的。还记得我曾经说过也许正是审美干扰镜把我们俩带到一块来的吗？那么现在，也正是审美干扰镜把我们俩分开了。也许如果加雷特看见了我的真实面孔，就会希望重新回到我的身边。
今年夏天加雷特就满十八岁了，但他压根儿没有关闭他的审美干扰镜，因为他觉得这并不是什么要紧事。现在他在诺思洛普大学读书。于是，我作为一个朋友打电话给他。谈到审美干扰镜这东西的时候，我问他对这儿彭布列顿大学的审美干扰镜提案怎么看。他说他不清楚这场争论究竟是怎么回事，接着我告诉他现在我不再有审美干扰镜，是多么开心，还说他也应该试一试，这样就可以判断是有审美干扰镜好还是没有好。他说有道理。我对这件事并不抱多大的希望，不过我还是感到振奋。
彭布列顿大学比较文学教授丹尼尔·塔里亚：
学生的这个提案对教师不适用，但显而易见，如果提案通过了，那么教师也面临安审美干扰镜的压力。所以，现在就表明我的态度并不操之过急，我的态度是坚决反对。
这是“政治正确性”胡作非为的最新例子。提倡审美干扰镜的人用心是良好的，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却是在把我们当作幼儿对待。认为美是我们需要避而远之的观点简直是在侮辱人。要知道，下一步某个学生组织就会坚持要我们所有人都安上音乐审美干扰，这样当我们听见天才的歌手或者音乐家演唱时，就不会自惭形秽了。
观看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运动员竞技，你会惭愧得无地自容吗？当然不会。相反，你只会感到惊叹与羡慕；你会为有如此杰出的运动健儿存在而感到欢欣鼓舞。那么，对美我们为什么不能有同样的感受呢？女权主义会要求我们对这个反应做出道歉的。它想用政治取代审美，而且它在多大程度上成功了，就在多大程度上使我们的人性沦为贫困。
待在一个世界一流的美人跟前犹如聆听一首女高音歌曲，令人销魂。并非只有天才才从他们自己的天赋那里获益，我们所有人都从中获益。或者，应该说我们所有人都可以从中获益。剥夺我们这种机会可是作孽呀。
“支持合乎伦理医药人民组织”打的广告：
画外音：你的朋友一再告诉你说，审美干扰镜很酷，安上爽极了，对吗？那么，也许你应该找安着审美干扰镜长大的人谈一谈。
“我关闭审美干扰镜之后，第一次见到相貌平庸的人就忍不住退缩。我知道这样做很傻，但还是忍不住。审美干扰镜并没有帮助我成熟，反倒阻止我成熟。我还得学习如何同人相处。”
“我上大学学习平面造型艺术。我不分白天晚上地刻苦用功，可是一点长进也没有。老师说我缺乏艺术眼光，就是那个审美干扰镜阻碍了我的审美趣味发展。我失去的东西没法找回来了。”
“安着审美干扰镜的感觉就好像我的父母待在我的脑子里，审查我的思想。现在我把它关闭了，这才恍然大悟：我是在什么样的虐待中长大的。”
画外音：如果安着审美干扰镜长大的人并不推荐这东西，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当年他们没有选择，而现在你却可以选择。不管你的朋友说什么，损伤大脑绝不是什么好事。
玛丽亚·德苏扎：
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支持合乎伦理医药人民组织”，因此对它进行了凋查。我们费了一番功夫去挖掘，结果表明它压根儿不是什么群众组织，而是一个企业公共关系联盟。一些化妆品公司最近聚在一块，共同建立了这个联盟。至于出现在广告里的人，我们一直没能够同他们接触，因此他们的话即使有真实的成分，我们也不知道有多少可信度。即使他们说的是真话，他们自身也肯定没有代表性。大多数关闭审美干扰镜的人都感觉良好，而且安着审美干扰镜长大的平面造型艺术家肯定是有的。
这多少使我想起不久前我看到的一则广告，广告是由一家模特代理打的，当时审美干扰镜运动才刚刚开展。广告只是一张一个超级模特面部的图片，上面有一个标题：《如果你无缘再见她这么楚楚动人，那是谁的损失？她的还是你的？》这场新的宣传攻势表达的是相同的信息，大概是说：“你会遗憾的。”只是它没有带着趾高气扬的语气，而是更多地装着关心警示的口吻。这就是经典的公共关系策略：躲藏在一个动听的名字后面，给人以替消费者利益说话的第三方的印象。
塔玛娜·莱昂斯：
我认为那则商业广告愚蠢透了。这并不是说我赞同提案——我不希望人们投票支持——但人们不应该出于错误的理由投票反对。安着审美干扰镜长大并不会带来严重的伤害。任何人都没有理由为我什么的感到遗憾，我处理得很好。所以说，我觉得人们应该投票反对审美干扰镜，是因为看见美丽挺惬意的。
不管怎样，我又跟加雷特谈了一次。他说他刚刚关闭审美干扰镜不久。他说到目前为止，他的感觉似乎很爽，只是有点离奇。我告诉他说，我关闭审美干扰镜的时候也是同样的感觉。虽然我关闭审美干扰镜才几个星期，但却仿佛在扮演一个老资格的赞成关闭审美干扰镜的角色似的，想起来真有点滑稽。
约瑟福·魏因加藤：
关于审美干扰镜，研究人员首先要问的一个问题是，它是否有任何“副作用”，也就是说，它是否影响你对除了相貌之外的美的欣赏。对于大部分事物来是，答案似乎是“没有”。安有审美干扰镜的人欣赏的东西似乎与其他人相同。就上述而言，我们还是不能排除有副作用的可能。
例如，就拿在安有相貌识别干扰仪的人身上观察到的副作用说吧。有一位安有相貌识别干扰仪的是个饲养奶牛的农民，他发现他再也不能一头一头地辨认他的奶牛了。另一位安有相貌识别干扰仪的人现在比以前更难区分小车的型号了。这些是可以想像的。这些例子说明，除了辨认面孔的严格范围之外，有时候我们还用面孔辨认模型来辨认别的事物。也许我们不会认为某个东西——比如一辆小车——看上去像一张脸，但在神经病学的层面上，我们却把它看作仿佛是一张脸。
在安有审美干扰镜的人中间也可能存在相似的副作用，但由于审美干扰镜比相貌识别干扰仪更精微，因此任何副作用都更难以测试。譬如，时尚在小车外表方面所起的作用远远大于在人的相貌方面，因此对于哪些小车最有魅力，可能没有一致的看法。也许有的安有审美干扰镜的人对于某些小车的欣赏程度不如他们没安审美干扰镜的时候，但还不至于到了抱怨的程度。
接下来，还有我们辨认美的模型在我们对对称的审美反应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我们在广阔的背景范围里欣赏对称——绘画、雕塑、平面艺术造型——但同时我们也欣赏不对称。我们对艺术的反应涉及诸多因素，但在什么时候某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