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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投降了，日本军队必须解散，对日本必须实行占领。
可是这占领军如何选择是个问题，中国现在实际上还不是一个完全统一的国家，中央在很多地方说话并不好使。如果把选择占领军的权力交给中央，估计很多军阀都不会服气。
甚至如果交给赵书礼，恐怕比交给蒋价石还更能让大家服气呢。
但是赵书礼可不敢这么独断，此时他想到了磋商。
又是在重庆开会，各方派出代表。
在会上，赵书礼坚决支持一个人，让这人很感激的同时，也让其他军阀比较认同。这个人就是张学良，东北深受日本之祸害，让张学良去显然对他本人来说，有雪耻的意义，对中国来说也有杨威的意思。
占领军问题基调就这样定了，张学良的东北军派出多数占领军，其他名额分给了南京籍士兵一部分，分给了河南籍士兵一部分，分给了湖南籍军队一部分。
还有另一个问题也是要讨论的，本来定下的是，蒋价石负责攻去台湾。可是现在日本投降了，不用攻取了，只需要去接收即可。台湾可是块肥肉啊，在日本统治的五十年中，虽然是被剥削了半个世纪，但是台湾的建设说实话比之中国大多数地方都强，起码只差塞北一线，日本人在这里修建了大量的水利设施，电厂，铁路，可以说台湾其实已经迈入了半个现代化了。
所以都想要这个宝岛，中央军想要，李宗仁也想要。在日本投降后，盟军给日军的命令是，就近向盟军投降，于是广东的军队很快投降了李宗仁的桂系，然后桂系北上又接受了福建日军的投降，现在桂系有了三个省的地盘，而且福建跟台湾的位置，让他有理由要求派他的人去接收。
在这个问题上，赵书礼是中立的，他可是知道历史上，因为中央大员接收台湾一事，还惹出了血案你。台湾人在日本的统治下，总体来说还是比较法制的，这确实很讽刺，殖民地比之自己人统治自己人竟然过的还要好一点，台湾如此，香港莫不是如此。总之蒋价石政权已经烂到了骨子里，而这丫并没有改变的心思，所以把台湾放到他手上赵书礼真心不放心啊。
于是塞北调停各方，他认为李宗仁的部队最接近台湾去接收最为方便，塞北支持李宗仁，但是要李宗仁答应，不会像中央大员那样极尽剥削之能事，李宗仁表示自然不会，他们可不是吸血鬼。于是桂系又得到了一个底盘。
同时也在战后的中国形成了新的四大势力，实力最强的毫无疑问是塞北军，携塞北四省，河南河北，山东山西，苏北安徽，还有东北三省，不管是人口还是面积，都占了中国的大部分；第二大势力是蒋价石中央军，占领重庆、湖北、湖南、江西、浙江、苏南，控制了云南、贵州，也是占据了半壁江山；第三大势力自然是桂系，广东广西、福建台湾四省，而且是沉沉浮浮，最后总算挺过了大风大浪的势力，内部几经打击也没有中央势力那么腐化；最后一个是杨虎城势力，他占据陕西，河南一部，坐拥军队百万，兵员素质较高，训练较好，是一只很有战斗力的部队，只不过曲于中国内陆，没什么发展前途而已。
在战后扩张中，第一大势力塞北军也是独占鳌头，利用日本海军占领了海洋上大片岛屿。第二名则是李宗仁部队，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出后，蒋价石还没有相信要打电报向盟军再次确认的时候，他已经派出了军队进入了越南，这丫的势力渗透到了境外。中央军后知后觉，等到他行动的时候，菜已经不多了，只是把自己的军队留在了缅甸，想看看赵书礼跟英美掰手腕的结果，如果塞北军强势，说不定他可以借势在缅甸身上割块肉，如果塞北军软了，他放弃缅甸也是向英国人示好。
又日本投降引发的一系列问题确实很复杂，有盟军内部的利益纷争，有中国内部的地盘之争，总之没有几个月是不会达成妥协的。而中国人也需要时间来稳定内部，被日军占领了数年的国土回归后，已经是满目疮痍，百废待兴，重建不敢说，但是缓口气那可是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了。p
四百三十节休养生息和利益调和
塞北基本上是在自己的军队每占领一地，同时就开始了恢复操作，像东北、河北这两个地方，在光复后，立马减免税收，取消不合理的苛捐，还调拨资源，保证老百姓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实在困难的，也会采用移民制度。
东北还好说，日军占领这几年尽管也极尽搜刮只能事，毕竟这里条件好，也没大灾大难，老百姓生活苦点，还算能过得去。河南就不一样了，先是老蒋炸开了花园口，直接淹死了三百万人，造成千万人守在。水灾过后，没多久又是旱灾，同时还有蝗灾和汤灾，水旱蝗汤四大害齐聚，河南人可是倒了大霉了。有饿死数百万人，人吃人，千里孤坟，哀鸿遍野。
光复后，东北老百姓还能挺过去，河南人就够呛了。塞北不但调拨大量的粮食物资，这还不济事，大量经过灾荒的百姓，身体条件非常差劲，塞北又给与了大量的药品，这还不行，得帮助他们恢复生产，几万坦克军团，暂时脱战，从开坦克改为了开拖拉机。甚至为此，推迟了作战将近一个月，耕作之后是化肥农药的援助。河南大地总算完成了播种，这年的收成总算有了着落。接着组织人力，恢复道路的通行，改善一些交通设施，水利设施。
这些措施过后，塞北在河南的威望空前，河南人大喊着让赵书礼做皇帝，许许多多村落在村长族长的带领下，给他建立祠堂等等。经过媒体一报道。赵书礼感叹这丫真够迷信的，鄙视一番。
山东光复后，也是立刻进行恢复生产，播种秋粮工作并没有耽误。相信经过一年的时间，勤劳坚强的中国老百姓就能挺过去了。紧接着是九五之尊作战计划后的安徽苏北地区，光复一部分，就立马抢救一部分，塞北的计划是力争在结束对日作战三个月后，中国大地能喘过一口气来。
好在这些地区基本山都是农业经济为主，只要解决了粮食和播种问题，恢复起来也容易。少数城市就稍微麻烦点了。蒋价石统治时期，这里的经济是农业加商业的二元经济，使用的货币是中央的法币。而日本统治时期，这里的经济仍然是农业加商业。在加上日本的掠夺奴役经济模式。光复后，对复杂的城市经济模式的恢复要费神多了，恢复经济首先要恢复商品的流通，而商品流通又少不了货币。此时这里的货币状况极为复杂，有蒋价石统治时期流通的法币。还有日治时期的大量用来掠夺的军票，有汪伪政权发行的伪币，塞北军占领这里后，由于日本统治的突然崩溃。商品市场极为紊乱，物价高涨。货币基本上失去了流通能力，老百姓不得不进行起了物物交换。交易方式倒退了上千年，严重阻碍了经济的恢复。
塞北军对此的措施是，支持当地商家和银行，让他们首先恢复运转，通过经济调节借给他们恢复的资金。回收大量的废币，让老百姓手里重新有钱。同时动员塞北的商家，南下发展，塞北的商品涌入南方市场，挽救物资紧缺的情况。
各种措施之下，算是刹住了恶性通货膨胀，这股子邪气。
经济问题很困难，还有一个麻烦需要解决，那就是大量的伪军、伪政府官职员，与日寇合作企业家等等。按照中国人的习惯，这些人就是杀个八遍都不解恨，中国人痛恨汉奸的程度要远甚敌人。总是认为，失败必然是有内奸，否则咱英明神武的国家怎么可能失败。
但是法理上不合啊，如果要推罪魁祸首，中国苦难的根源是源于侵略，跟这些人没有关系。而且汉奸这个罪名也太不符合逻辑了，完全是人治的特殊产物，感情因素太浓烈了。如果用法律来定刑的话，怎么判决，判成叛国者，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将出现数以千万计算的叛国者，这名声上太不好了，更何况叛国的罪行肯定是死刑，战后还要再杀几千万人吗，开玩笑。
老蒋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但是老蒋的处理带有明显的政治功利目的，那些作威作福的伪军将军，一转身又向蒋价石效忠了，然后继续高官厚禄。不过听说当初他们投降的时候，有很多人都是得到了蒋价石许可的，这点上很多伪军高官并不避讳，甚至对待日本人的时候，也说他们不是投降日本，而是投降汪氏，还向日本人提出，如果对中央军开战，恕他们难从命。
那么现在他们再次回归中央军阵营，也就说得过去了。对蒋价石来说，突然间增加了数百万军队，他何乐不为，就当日本人这几年帮他养兵了吧。可是对于那些政治上的，蒋价石就不会那么客气了，他可以大度的宽容日本人，却不能容忍这些他过去政治上的敌手。于公于私不知道，反正有不少跟他不对付的人，都被判决了，比如汪精卫夫妇就被定为大汉奸，长跪于国父陵寝之前，千世万世的赎罪。
赵书礼可不会这么儿戏，对于跟日本人合作的，如果不是出于私利的目的，战前就勾勾搭搭，以投降换取高官厚禄的，他都给了宽容的对待，跟法律界的人士讨论过后，以最高法官的名义，办法了特赦，特赦规定，凡是在战争期间因各种因素，为日伪服务的人员，将不再追究罪责。但是特赦不包括刑事罪，也就是说，特赦仅仅包括，他们为日伪服务这件事本身，而对于他们在服务日伪期间，利用职权欺男霸女了，杀人放火了，强抢豪夺之类的罪行，依然按照法律条文判决。
这可是相当公正了，也得到了大量日伪人员的认同，对他们来说。摆脱一个汉奸的帽子，其实已经算是最大的宽恕了，起码不用让家人永世抬不起头来。至于犯的那些罪行，只要有人上告都供认不讳。甚至不少人还主动的投案自首，表示要悔过自新重新做人。
至于那些比较干净的官员，塞北甚至做出了留任的决定，这样的人虽然少，可是还是有的。他们留在日伪多年，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