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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先生来到塞北，开始义正言辞批驳这种声音，不停的在各地轮回演讲，邀请各界人士宣扬他的想法。
赵书礼就听过他一次演讲，那次演讲的题目叫做《中国有我不会亡》。
初一听这名字，赵书礼深不以为然，感情这老先生是一个愤青啊。可是当仔细听下去后，就被深深触动了。
张先生讲的不是他自己，那个‘我’字讲的是千千万万的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他讲的是责任与担当。他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要求每一个中国人都担负起自己应担负的责任，那么才能，中国有我，不亡；中国有我，必强。可以说当时他的话是给了那些妥协者一记响亮的耳光，是给那些在日本的强悍的外表下丧失了斗志的懦夫们一记心灵的攻击，他的演讲后来发表在报纸上，竟然还让不少人会晤，表示自己要承担起强国的责任，而不是一味的怨天尤人。这是什么，这就是思想的力量，在这方面讲，张伯伦先生的功力是教主级的。
因此一听梅贻琦说道张伯苓赵书礼深有同感。
“你说的对啊，张伯苓先生确实堪当教育家这个称谓啊。”
“哎，跟张先生一比，我真是很惭愧啊。张先生凭一己之力，建成了南开一个体系，从小学到大学一应俱全。”
“哎，可惜了，这样的人却不生在塞北，生不逢时啊！”
赵书礼也感叹道，话里充满了他军阀的本质和帝王的思想，有时候一个人的性格是会受到他地位的影响的。
“司令可不用这么叹息，我上次跟张伯苓先生有一次畅谈，先生说希望有生之年能办一万所小学，一千所中学，三十所大学。现在常年为此奔波，要是司令有心可以帮帮他啊。”
“帮，怎么帮？”
“哈哈，捐钱就好啊。办什么事都要钱啊。”
“这个倒是没问题，还劳烦梅校长跟张先生谈谈，就说我愿意资助他一千万元，让他在塞北办学。把他南开那一整套，移植到塞北来。同时这些学校的后续经费，整府可以资助。”
“司令就是司令啊，什么都不忘想着自己，可就怕张先生不会答应啊。”
“你尽力去试试吧，即便他不答应，钱也可以给他的，毕竟是为了中国的教育吗。”
梅贻琦去说了，结果很理想，张伯苓同意在塞北建立一百所南开中小学和一所南开分校。不过他告诉梅贻琦，其实自己很羡慕他，他在塞北完全可以大展拳脚，有整府的大力支持，而且他十分欣赏赵书礼在教育上的舍得投入。
南开终于花落塞北。
很快赵书礼就发现，张伯苓的办学理念跟他有相同的，那就是强调责任和担当。但是也有不同的，赵书礼认为中国人之所以软弱是因为不知耻，有的人甚至就是不以耻为耻，反以耻为荣，古语曰知耻而后勇，要激发中国人心中的勇力，就要让他们感受到耻辱。因此塞北的学校到军队，一直贯彻的都是赵书礼的耻辱教育。让大家都知道，国家目前是这个样子，那是因为每个人都没有负担起应有的责任。但是张伯苓先生强调责任的同时却没有可以强调耻辱，而是强调荣誉。荣誉与耻辱，是一对反义词，争取荣耀就是洗刷耻辱。张先生教育自己的学生要珍惜自己的荣誉，而赵书礼要塞北的每个人都要洗刷国耻。
其实两者并不矛盾，只是表达的方式不一样而已。
经过对比，赵书礼认为张先生到底是专业人才，人家是对的。洗刷耻辱与争取荣耀是同意的，但是一个是消极的，一个是积极的。过分的强调耻辱，容易让一个民族变的深沉，也容易引发极大的灾难。比如为了血普法战争的耻辱，德法两国发展到了一战，而为了血洗一战的耻辱，又引起了二战。而强调荣耀显然会鼓励民族奋进的精神，跟雪耻相比，一个是激烈的，一个确实持久的。
为民族百年计，赵书礼后来聘请了张伯苓做了教育部长，主管塞北地区教育事务。
这都是后话了，在离别了塞北大学后，赵书礼度过黄河进入了鄂尔朵斯地区。过黄河不得不说黄河大桥，这座大桥是前几年修通的，当时德国技术人员还没有撤离，但是赵书礼没有找他们，而是找了一个中国人。这个人的名字叫做茅以升，赵书礼记得，茅以升的大桥能活到半个世纪后它的孙子桥都倒塌后还能屹立不倒。
鄂尔朵斯所在的河套地区，是塞北军事工业的重地，不过这次赵书礼可不是来看兵工厂的，而是来看看民生的。这里的移民较早，也一直都是各地的样板。
先到了牧区参观了半日，这里的牧民多数是蒙古人，也有少数汉人。建筑都是蒙古包，不过现在的蒙古包可不仅仅是住所了，有的坚固了旅游的需要。一到周末，鄂尔朵斯市的有钱人家，不少喜欢来这里骑马打猎，吃烤羊肉和马奶酒的。
之后才去了农垦区，这里情况恰恰相反，多数是汉人，少数是蒙古人。汉人有的是移民，他们来到后分到了一些荒地开始开垦，每家每户都有地，多则四五十亩，少则一二十亩，由于为了维持稳定，塞北规定这些移民土地不得转让，因此很好的保证了农民手里最重要的资产不被黑心商人买走。而蒙古人则多是就地开垦自家的草场，蒙古人家的草场本来面积就大，因此他们倒是大农场主了。
赵书礼所到之处，只要是表明了身份，百姓都很高兴，尽量拿出来自家的好东西。赵书礼是军阀啊，肉食是不缺的，可是农民尽给他吃肉了。开始赵书礼还有点吃不下，他想到了电视里经常演的那种，主人家招待客人吃好的，但是自家的妻女却悄悄的躲在厨房中吃糠咽菜。但是询问之下才知道，原来塞北地区尤其是鄂尔朵斯地区的百姓吃肉已经很长见了。其中一个农民还骄傲的拿出了一封简报，让儿子给赵书礼念，那是一封刊登着南开南开经济研究所在塞北的一份调查报告。这封调查报告说，塞北地区平均食肉量是同时期中国人的三十倍，而这个数字其实从赵书礼执政塞北开始是下降的，因为原本这地区的蒙古人是纯肉食动物，后来加入的汉人摊低了这个比率，但今年开始大幅度升高，尤其是鄂尔朵斯的农牧民家庭，由于是农牧区夹杂，这里的肉食产量十分丰富，这里最早的移民区百姓，平均一星期吃一次肉。
这报告让赵书礼的心情好了很多，抢夺权力占据至高位置固然很爽，但是为别人带去利益，得到大多数人的歌功颂德，其实更爽。
走访过弄木器后，赵书礼心中安定下来，他觉得这些年的政策是好的，能为大多数人谋福利的政策才是正常的，他知道就算自己此时走了，塞北地区也不会乱，当然除非自己突然死了。
放下心来的赵书礼这才去了工业区。
一百九十六节视察
鄂多斯的工业区经过战争一时的阻碍，建设大潮再次翻涌起来，而且比之前更猛更急。这当然跟战争把人们的情绪充分调动起来有关，精气神有时候能起到难以想象的作用。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大量投资涌入的缘故，投资中有来自传统投资来源地山西的，有来自富庶的江南的，也有来自南洋的涓涓细流，但是规模最大的则来自东北。
东北在辛亥后不久就落入了张作霖手中，而这个军阀也是很重视建设的，任用王永江大力制定各项制度，鼓励发展，几十年持续不断，早就了东北一大批民间资本。这次由于发生在东北的战争，让这些资本大受损失，很多资本家纷纷迁往临近的塞北地区。而塞北对于此是持欢迎态度的，在各地专门辟出东北工业园来让这些企业家入驻。
战争基本结束的时候，这种产业的转移非但没有停止，反而更加剧烈了。赵书礼让田子华和姜奎带着宣传人员和工业委员会的专业人士，奔赴东北各地，尤其是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大城市去游说各个大企业家。田子华负责营造一种氛围，那就是东北的战争将长久的持续下去，日本人将发动更大规模的攻击。而姜奎则负责介绍塞北地区的各项政策和塞北地区对工业的扶持态度，并给与他们各种保证，各种许诺。塞北的邀请加上日本的威胁，这一推一拉之下，当时在塞北军控制下的长春和危机仍然存在的沈阳两个城市的企业纷纷往塞北迁移，造成一股产业转移大潮。
这个时代的东北工业虽然不如战后，但也不能忽视，从机械制造到轻工纺织有一个工业体系的雏形，跟塞北地区相比差距也有限，因此东北的工业转移对塞北来说，可不是可有可无的，也不是锦上添花的，完全可以说是上了一个台阶的。
赵书礼先后参观了几个东北企业，其中有能生产铁轨和各种模具的大型锻压厂，生产个各种电线电缆的电线厂，生产压力容器的锅炉厂，还有跟军事关系更紧密的其他厂子，比如张学良大力投入的飞机厂，全国数一数二的能生产大中口径各型火炮的沈阳兵工厂，能组装汽车和装甲车的汽车厂等重要工厂都被搬到了鄂多斯。
民用工厂好说，只要老板同意就可以搬迁，可是这些军事工厂都是东北整府的财产，不过这几个工厂的搬迁却没有任何争议，也不是塞北军跟以后的苏军一样掠夺来的，而是经过张学良同意的。当时的情况谁也说不好，第一张学良也不敢肯定日本会不会继续增兵，第二当塞北军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沈阳还在塞北军手里掌握着，除非冒着跟塞北军决裂的风险，张学良也不能反对。但是他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这些工厂出产的产品要装备东北军，同时这些工厂仍旧属于东北军的财产。赵书礼同意了，他看重这些工厂的设备，但是更看重这些工厂的高级技术人员。
经过这么些年的发展，塞北的工业基础大大改善，尤其是四年建设大纲启动以来的几年，交通改善了，制度完善了，连市场都开始渐渐的稳定了。可以说塞北地区的投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