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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洛德是一个浪漫主义者。然而，从卡夫卡小说的基础上我以为可以看到的是一种深刻的反浪漫主义；它比比皆是：既在卡夫卡看社会的方法中，也在卡夫卡造一个语句的方法中；但是这一方法的根源可能来自于卡夫卡对性的眼光。
六
年轻的卡尔·罗斯曼［KARLROSSMANN，《美洲》（L’AMERIQUE）的主角］被赶出父亲的家，送到美洲，原因是和一个保姆出了桩倒霉的性事件，保姆“使他成了父亲”。在性交之前，保姆叫着：“卡尔，噢！我的卡尔！”“而他却两眼一抹黑，在热乎乎的床单上感觉不舒服，可是那床单像是她专门为了他才铺的……”然后，她“晃着他，去听他的心，把自己的胸脯伸向他，好让他也同样能听见她自己的。”接着，她“在他的两腿间摸索着，那做法让人厌恶，结果使卡尔挣扎着把头和脖子从枕头中间伸出来。”最后，“她好几次把她的小腹朝他顶去，他觉得她成了他自己的一个部分，所以他被一种可怕的难受所侵袭”。
这场简单的性交成了小说后来发生的一切的原因。意识到我们的命运之造成的原因竟是些完全无意义的事，这实在让人沮丧。但是，任何无意义在意外中被揭示的同时，也是喜剧的源泉。POSTCOIIBTUMOMNEANIMALTRISTE。①
①拉丁文法文组合句，意为：动物性交后都是难过的。
卡夫卡第一个描写了这种悲哀的喜剧性。
性的喜剧性：对于清教徒和新放荡派来说是不可接受的想法。我想到劳伦斯（D．H．LAWRENCE），性爱的颂扬者，交欢的福音传教士，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他试图使性抒情化，从而为性平反。但是，抒情的性比上世纪的抒情情感更让人好笑。
《美洲》一书的色情核心是布律纳达（BRUNELDA）。她曾使菲德立克·费里尼（FEDERICOFELLINI）①入迷。有很长时间，费里尼都梦想把《美洲》拍成电影。在IN－TERAVISTA中，费里尼让我们看到这部梦想中的影片的试镜场面：他在那里制造出布律纳达这一角色的多个候选人，她们都是费里尼以我们所了解他的那种狂喜来挑选的。（而且我要强调，这种狂喜，也是卡夫卡的。因为卡夫卡没有为我们受苦！他为我们玩儿了一通！）
①当代意大利电影艺术家。1994年去世。
布律纳达，过去的歌手，“非常微妙”，“腿底下老是湿的”。布律纳达有着胖胖的小手，双下巴，“过分地胖”。布律纳达坐着，两腿叉开，“费很大力气，吃很多苦头，还得时常歇口气”，才能弯下身“去把长腿袜上沿拽上来”。布律纳达撩起裙子，用裙边，给正在哭泣的罗宾逊（ROBINSON）擦去眼泪。布律纳达连两三个台阶都上不去，得让人抱上去——使罗宾逊惊讶的场面，罗宾逊一辈子都在叹：“啊！她真是美，这个女人，啊，伟大的上帝，她多美！”布律纳达站在浴池里，赤裸着，德拉马什（DELA－MARCHE）给她洗浴，她却一边抱怨，一边叹气。布律纳达躺在那个浴池里，发火，挥着拳头砸向水里。布律纳达由两个男人花两小时把她抬下楼梯，放在轮椅上，卡尔推着轮椅，穿过市区，去一个神秘的地方，大概是妓院。布律纳达坐在椅子上，完全被一个披巾盖住，一个警察还以为她是一堆装着马铃薯的口袋。
在这种粗俗的丑陋中，新鲜之处在于她的诱人：病态的诱人，可笑的诱人，但还是诱人；布律纳达是使人反感与使人亢奋交界处的性魔，男人的欣赏的叫喊不仅仅是喜剧性的（他们是喜剧性的，性是喜剧性的！），但同时也是完全真实的。布洛德，女人的浪漫式欣赏者，对他说来，性交不是事实，而是“感情的象征”，毫不奇怪，他在布律纳达身上没有看到任何真实的东西，没有看到真实经验的影子，却仅仅看到描写“对于那些不走正路的人所作的可怕的惩罚”。
七
卡夫卡所写的最美的色情场面在《城堡》的第三章：K与弗莉达造爱的一幕。第一次见到这个“不起眼的黄头发小女人”过了才不到一小时，他就在柜台后把她抱住，“地上满是一滩滩啤酒和脏东西”。脏东西，它与性，与它的本质不可分。
但是，在这之后，马上，在同一段中，卡夫卡让我们听到了性的诗：“在那里，过去了好几个小时，几个小时的共同呼气，几个小时的共同心跳，几个小时中K不断地感到他在迷失，或者他在异乡世界，比他之前任何人都远，在一个连空气都没有任何故乡空气的因素的异乡世界，在那里人会被奇异性所窒息，不能做任何什么事，在荒诞的诱惑中，只能继续地去，继续迷失。”
长时间的性交被隐喻为在奇特的天空下的行走。然而行走不是丑陋，相反，它吸引我们，它邀我们走得更远，它使我们陶醉：它是美。
下面又有几行：“他用手搂着弗莉达，他太幸福，也是太惊惶地幸福，因为他觉得如果弗莉达抛弃他，他所有的一切也把他抛弃了。”这还算是爱情吧？不，不是爱情，如果人被放逐被剥夺一切，一个小小的才认识的、被拥抱在啤酒渍中的女人便成了整个一个宇宙——这没有任何爱情的介入。
八
安德烈·普洛东（ANDR′EBRETON）在他的《超现实主义宣言》中，对小说的艺术表现得十分严厉。他责备小说里无可救药地充斥了平庸、粗俗和所有与诗相反的东西。他嘲笑它的描写和它的令人厌烦的心理手法。对小说作出这一批评之后，紧接着是对梦的颂扬。然后，他概述：“我相信这两种状态，梦与现实，其表面如此相互矛盾，将来会变成一种绝对的、超现实的现实，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
悖论：这个“梦与现实的解决方法”，超现实主义者宣布了它，却没有善于在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中真正地实现过，然而它已经发生过，而且恰恰在他们诋毁的那种作品中：在此前十年的卡夫卡的小说里。
卡夫卡的这一令我们出神的想象很难去描写、定义、命之以名。梦与现实的混合，当然这是一种卡夫卡从未听过的说法，但它在我看来是让人清清楚楚的。如同那句对超现实主义者说来颇为珍贵的话，即罗特阿蒙（LAUTR′EAMONT）关于一把雨伞与一架缝纫机相遇之美的话：物体愈是相异，它们之接触所射出的光芒愈有魔力。我想这可以说是一个意外所造成的诗意，或者，层出不穷的惊讶所造成的美。或者，作为价值的标准，使用密度这个定义：想象的密度，意外相逢的密度。K与弗莉达性交的场面，我已经提到，便是这个令人昏眩的密度的范例：段落短，不到一页，包容了三个完全不同的关于存在的发现（关于存在的性三角），它们的接踵而至使我们吃惊：脏东西，奇特性的黑而令人出神的美，动人而又令人不安的怀旧。
整个第三章是一场意外所带来的旋风，在一个相对拥挤的空间相继出现：K和弗莉达在小客栈第一次相遇，由于第三者奥尔加（OLGA）在场，诱惑被掩饰为一场极实际的对话；门上有一个洞的图案（图案十分平常，但它超出经验的真实性），从那里，K看见克拉姆（KLAMM）在办公桌后面睡觉；一群庸人和奥尔加一起跳舞；弗莉达令人惊讶的残酷：她用一条鞭子驱赶人群；令人惊讶的恐惧，使人群屈从；客栈老板赶到，K便躺到柜台下藏起来；弗莉达到来，在地上发现K，向客栈老板否认有人在（一边却爱意绵绵，用脚去抚弄K的胸膛）；做爱的场面，被桌后醒来的克拉姆的叫声所中断；弗莉达向克拉姆叫喊：“我和测量员在一块儿”，令人吃惊的勇敢举动；然后，到了顶峰（这里，我们完全走出了经验的真实性）：在他们上面，柜台上，两个侍应生坐在那里，整个这段时间，他们都在看着两个人。
九
《城堡》的两个侍应生大概是卡夫卡的最具诗意的盛会，是他的异想天开的美妙之极；不仅他们的存在令人无限吃惊，而且充满意义：这是些可怜的敲诈者，让人讨厌的人，但他们也代表着城堡世界的逼迫人的“现代性”；他们是警察、报导记者、摄影师，全面摧毁私生活的代理人是悲剧舞台上往来的无辜的丑角；他们也是淫荡的窥视者，他们的出场给整个小说吹入了一股由不健康的混杂和卡夫卡式喜剧合成的性的芬芳。
尤其是：这两位的介入有如一根杠杆，把故事竖起在这个一切既是真实而又不真实，可能而又不可能的领域里。第十二章：K和弗莉达，和他们的两个呆在一所小学校教室改成卧室的房子里。小学女教师和她的学生们在四个人正开始晨洗的时候走了进去。在挂在双杠上的被单后面，他们重新穿好衣服，而孩子们感到好玩，纳闷，好奇（他们也是窥视者），孩子们观察着他们。这胜过一把雨伞与一架缝纫机的相遇。这是两个空间绝妙地不适当的相遇：一个小学校班级和一个令人可疑的卧室。
这个伟大的喜剧诗的场面（它应该被列在小说的现代性的精选之首）在卡夫卡以前的时代是无法让人想到的。完全无法让人想到。我这样强调，是要说明卡夫卡的美学革命的彻底性。我记得一次谈话，已经是20年前，和加尔西亚·马尔克斯，他对我说：“是卡夫卡使我懂得了可以用另外的方法写作。”另外的方法，这就是说，越过真实性的疆界。并非为逃避真正的世界（用那些浪漫者的方式）而是为了更好地把握它。
因为，把握真正的世界属于小说的定义本身；但是，如何把握它，并能同时投入一场使人着魔的异想天开的游戏？如何能在分析世界时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