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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发现使他为之震动。
托尔斯泰精心描写皮埃尔用他的名字所进行的所有拼字变化绝对是好笑的：L’RUSSE（俄罗斯），这是个极妙的拼写玩意儿。一个毫无疑问聪明而可爱的人的严肃而勇敢的决定有没有可能从根本上来说出自一次愚蠢？
那么您对人怎么想，对您自己怎么想？
为符合时代精神改变观点
一天一个女人兴高采烈地向我宣告：“不再有列宁格勒了！咱们又回到正经的圣彼得堡来了！”城市和街道重新命名，这事从没让我有过什么热情。我几乎想这样告诉她，但是最后一刻我按捺了自己：在她的被令人昏眩的历史前进所迷惑的目光里，我预先猜测出我们的不同意见，而且我没有要争论的欲望，况且在同一时刻我想起了一段她肯定已经忘记的插曲。同是这个女人有一次来布拉格我的家，看我和妻子，那是在俄国人入侵之后，1970年或1971年间，我们处在一种艰难的被禁止的境况中。从她来说，这是对我们支持的一种表现，我们尽力使她开心以作为对她的回报。我妻子对她讲起一个美国富翁住在一家莫斯科旅馆的滑稽故事（奇怪的是它是预言性的）。有人问那美国人：“您去墓地看列宁了吗？”他回答：“我花了十美元让人把他带来酒店。”我们的客人绷起了脸。作为左翼（她始终是）她认为俄国人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是对她所珍视的理想的背叛，并认为她要同情的这一背叛的受害者嘲笑这些被背叛的理想是让人不能接受的。“我不觉得这可笑”，她冷冷地说，只是由于我们的被迫害的地位使我们之间免于决裂。
我可以讲一大堆这一类的故事。这种观点的转变不仅涉及政治，而且也涉及广义而言的风气，先是上升后为衰落的女权主义，对“新小说”的欣赏以及后来的蔑视，被放纵的色情所接替的革命的清教主义，先是被诬为反革命的和新殖民主义，后又由同样那帮人作为进步旗帜打了出来的关于欧洲的思想，等等。我扪心自问：他们还记得他们过去的态度吗？在记忆中他们还保留着他们转变的历史么？并不是看到人们改变观点而使我愤怒。别祖柯夫，过去是拿破仑的崇拜者，变成了要谋害拿破仑生命的刺客，在前一种和后一种情况下我都觉得他可爱。一个在1971年崇拜列宁的人没有权利在1991年为列宁格勒不再是列宁格勒而高兴吗？她当然有，然而她的改变与别祖柯夫的有所不同。
别祖柯夫或波尔贡斯基正是在他们的内心世界发生变化时作为个人得到证明，他们给人意外；他们使自己变得不一样；他们的自由燃烧起来；伴随自由的，还有他们的自我的个性；这些都是有诗意的时刻：他们如此强烈地生活着这些时刻，乃至整个世界都带着被那些美妙的细节所陶醉的仪仗队跑来与他们会合。在托尔斯泰那里，人之作为他自己，作为个人，尤其因为他有力量，有异想天开，有改造自己的智慧。
反之，我看到的那些对列宁，对欧洲等问题改变态度的人们，却在他们的非人性中暴露了他们自己。这一改变既非他们的创造、发明、任性，也非他们的意外、思索、疯狂。它没有诗：它只是对历史的变幻的精神作了非常乏味的调整。所以他们甚至对此没有察觉；总而言之，他们总是老样子：总是在实际当中，总是想着在他们那个圈子里应该想的事情；他们之改变，不是为了更接近他们自我的某种本质，而是为了与别人混同在一起；改变使他们保持不变。
我可以换一种方式表达：他们根据一个看不见的法庭来改变他们的思想，这个法庭自己也在改变思想；那些人的改变因而只是对于法庭明天要宣布什么是真理来下一次赌注。我想到我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青年时代，走出了早期的对共产主义的狂喜之后，我们每向着反对官方的教义迈出一小步都感到是一次勇敢的行动。我们抗议对宗教信仰者的迫害，捍卫被禁止的现代艺术，反对宣传的愚蠢，批评我们对俄罗斯的依赖，等等。这样做，我们便冒了些风险，没什么大了不起，但毕竟是点什么而且这个（小小的）危险给了我们一种让人高兴的道德上的满足。有一天我有了一个可怕的想法：如果这些反抗不是听自于内心的自由和勇气，而是出于有意讨好另外一个在暗中已经在准备的审判法庭？
窗口
我们不可能比卡夫卡在他的《审判》中走得更远；他创造了极为无诗意世界的极为诗意的形象。所谓“极为无诗意的世界”，我是指对于个人的自由、个人的特性毫无位置的世界，人在其中只是外—人类力量——官僚主义、技术、历史——的一个工具。所谓“极为诗意的形象”，我是指：卡夫卡并没有改变这个世界的本质和它的非诗意特点，但却以他的巨大的诗人的奇想，改造和重新塑造了这个世界。
K完全被强加给他的审判的境况所吞没；没有任何一点时间去想任何别的事。但是，即使在这种没有出路的情况下也还有一些窗口，它们突然地，只是在很短的时刻里，自己敞开了。他不能从这些窗口逃走；它们半开着，马上又关上；但是他至少在一个闪电式的空间里，看见了在外面的世界的诗，它不顾一切地存在着，好像一个永远在那里的可能性，并给他的走投无路者的生活带来一束银色的反光。
这些短暂的开放，比如说，是K的目光：他到了第一次人们召他出庭的小镇的街上。前一刻，他还为了准时到达而奔跑。现在他停了下来，他站在街上，有几秒钟忘记了审判，他看着他的周围：“差不多每个窗口都有人，穿着衬衫的男人胳膊支在窗台上，抽着烟，或抱着小孩倚在窗边，小心而温柔。别的窗户口放着一撂撂床单、被单和鸭绒被，顶上有时闪过一个女人蓬乱的头。”然后他走进院子。“离他不远处，一个男人坐在一只小箱子上，赤着脚，在读报纸；两个小男孩在一辆手拉车的两端荡悠着；在一个水泵前，一个身穿紧身睡衣的娇弱的少女站在那里瞧着K，她水罐里的水满了上来。”
这些句子让我想到福楼拜的描写：简洁，全部的视觉，细节的意义，其中没有一点儿是陈词滥调。这种描写的力量使人感到K是多么渴望真实，他是多么贪婪地饮着世界，而就在刚才一刻，这世界还由于对审判的担忧而变得黯淡。可惜，歇息是短暂的，接下来一刻，K来不及用眼睛去看穿紧身睡衣的少女的那个水罐里盛满了水：审判的急流重新卷走了他。
小说的几个色情场面也如同瞬时间敞开的窗户，极短的瞬间：K所遇到的女人只是些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和对他的审判有关：比如说，布尔斯特纳（BUBRSTNER）小姐，他的邻居，拘捕发生在她的房间里；K惊惶不安，给她讲述所发生的事，到最后，在门口，终于拥抱了她：“他拉住她，在她的嘴上吻了一下，然后吻她的脸，像一只饥渴的动物用舌头一下下去舔它终于发现的水泉。”我强调了“饥渴”这个词，它对失去正常生活的人颇有意义，那人只能在瞬间里与她交流，通过一个窗口。
在第一次审讯时，K作了一番报告，但他马上被一个奇怪的事件所干扰：大厅里有看门人的女人，一个长得丑而干瘦的大学生竟把她推倒在地，在旁听期间和她做爱。这种不相干的种种事件令人难以相信的遇合（卡夫卡式的、怪诞和非真实美妙无比的诗！），这又是一个新的窗向着远离审判的景色，向着人们给K剥夺的快活的粗俗、快活而粗俗的自由而敞开了。
这一卡夫卡式的诗让我从对立的方向想起另一部小说，它也是个关于被捕和审判的故事：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一本几十年中作为反专制主义专业人员的长期参考书。在这部想作为一个想象中的专制社会的可怕画像的小说中，没有窗；那里，人们看不见少女和她的盛满水的水罐；这部小说严密地向诗关闭；小说？一部伪装成小说的政治思想；毫无疑问是清醒的、正确的，但是被它的小说的伪装所歪曲，这个伪装使得它不准确，只近乎大概。如果说小说的形式模糊了奥威尔的思想，反之，这个思想是否给了小说一些东西呢？它是否照亮了社会学与政治学都无法进入的神秘之地？没有：境况与人物在其中像一张告示一样平淡。那么它是否至少作为推广好的思想而有一定理由呢？也不是。因为被做成小说的思想不再作为思想而运行，而恰恰是作为小说，在《一九八四》中，它们是作为差的小说，带有一部劣质小说所能运用的恶劣影响。
奥威尔的小说的恶劣影响在于把一个现实无情地缩减为它的纯政治的方面，在于这一方面被缩减到它的典型的消极之中。我拒绝以它有益于反对专制之恶斗争的宣传作为理由而原谅这样的缩减，因为这个恶，恰恰在于把生活缩减为政治，把政治缩减为宣传。所以，奥威尔的小说，且不说它的意图，本身也是专制精神，宣传精神之一种，它把一个被憎恨的社会的生活缩小（并教人去缩小）为一个简单的罪行列举。
共产主义结束一、两年之后，我和一些捷克人交谈，我听到每个人讲话里都有一种成为仪式的说法。所有他们的回忆，所有他们的思索都用这个必不可少的开场白：“四十年可怕的共产主义之后”，或“可怕的四十年”，尤其是“失去的四十年”。我看着说话的对方：他们既没有被迫移民，也没有进监狱，也没有丢掉工作，更没有被歧视；他们都在自己的地方生活，在自己的公寓、自己的工作中，都曾有他们的假期、友谊、爱情，他们说“可怕的四十年”，便把他们的生活缩减为唯一的政治方面。但是，即使是过去40年的政治历史，他们难道真的是作为一个唯一的与恐怖无区分的整块而经历的吗？他们有没有忘记那些年代：看弗尔曼（FORMAN）①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