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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见天日。弗朗兹·卡夫卡把布洛德为雅那切克的斗争与过去为德雷福斯的斗争相比较。这一比较令人吃惊，它揭示了雅那切克在他的国家遭受敌对的程度。自1903至1916年，布拉格国家剧院顽固地推掉了他的第一出歌剧《杰努发》。在都柏林《DUBLIN》，同一时期，1905至1914年，乔伊斯的同胞拒绝了乔的第一本散文著作《都柏林的人们》（DUBLINERS），并在1912年烧毁了文稿清样。雅那切克的历史与乔伊斯的历史不同之处在于其结局的邪恶：他被迫看着《杰努发》的首场由那个在14年间拒绝他，并在14年间只对他的音乐怀有蔑视的人来指挥。他被迫表示感激。自从个人令人羞辱的胜利之后（乐谱被改正删节和添加涂红了），人们终于在波希米亚容忍了他。我说：容忍。如果一个家庭没能把一个不被爱的儿子毁灭，出于母亲的宽容，它便把他贬低地位。在波希米亚流行的说法想表示对他的赞同，把他从现代音乐的背景中脱离出来，并把他监禁在当地的争论之中：对民俗的激情，莫拉维亚的爱国主义，对女人、自然、俄罗斯、斯拉夫，和其他无聊事的欣赏。家庭，我恨您。直至今日，他的同胞中没有任何人写出任何重要的音乐学研究分析他的作品中的美学新义。在雅那切克作品的演奏中，没有任何有影响的学派，它本来应该使作品的奇特美学更易于使世人进入。没有战略使人了解他的音乐。没有将他的作品完整地出版唱片。没有将他的理论与批评文章完整出版。
然而，这个小小的民族从没有过任何一个比他更伟大的艺术家。
①杰罗斯拉夫·沃格尔（JAROSLAVVOGEL）著：《雅那切克》（布拉格，1963年；英译本W．W．NORTONANDPANY，1981年），一部详细诚实的专著，但在论断中局限于民族和民族主义的视野。巴托克和贝尔格，两位在国际舞台上最接近雅那切克的作曲家：前位根本未被提及，后者寥寥几句。在世界音乐的版图上没有这两个参照，如何摆雅那切克的位置呢？——作者注。
十三
让我们说些别的。我想到他生命的最后10年，他的国家独立了，他的音乐终于被喝采，他本人被一个年轻女人爱上；他的作品日益大胆，自由，快活。毕加索式的晚年。1928年夏天，他的心爱的人由她的两个孩子陪同来乡村的小房子看他。孩子们迷失在森林里，他出去找，四处奔跑，发了热又着了凉，患了肺炎，被送去医院，几天后，死去。她在那里，与他在一起。从我14岁起，我就听人小声议论说他死的时候正在医院的病床上做爱。并不太真实，但是，海明威喜欢这么说，比实际还要真实。还有什么别的能作为他的晚年疯狂陶醉的桂冠呢？
这也证明在他的民族家庭中毕竟还有人爱他。因为这个传说是献在他墓前的一束鲜花。
…
第八章 道路在雾中
什么叫嘲讽？
在《笑忘书》第四章，塔米娜，女主人公，需要她的女友碧碧帮忙，碧是个年轻的有写作癖的人；为赢得她的同情，塔米娜按她的意愿安排了与一个名叫巴纳卡的省地作家的会面。后者向有书写癖的女人说，今日真正的作家已经放弃了小说这种过时的艺术：“您知道，小说是一种人类幻想的果实，幻想理解他人，但是，我们之间相互理解什么呢？……人们所能作的一切其实是呈上一份有关自己的报告……剩下的全是谎言。”接着是巴纳卡的朋友，一位哲学教授：“自詹姆斯·乔伊斯以来我们已经知道我们生活的最伟大的冒险在于冒险的不存在……荷马的奥德赛已经转移到了内在，它内心化了。”书发表后不久，我发现这些话成了一部法文小说的卷首题词，这使我很为得意，同时也有些尴尬。在我眼里，巴纳卡和他的朋友所言不过是些精巧的混帐话。当年，七十年代，我在周围到处听到这些，补缀着结构主义和精神分析残渣的大学圈里的扯淡。
《笑忘书》的这个第四章在捷克斯洛伐克用小册子发表后（被禁廿年后我的那部作品首次发表），有人把一些剪报寄到巴黎给我：批评界对我颇为满意，作为我的聪明的证明，他们引用了这些话，认为它们极为漂亮：“自詹姆斯·乔伊斯以来，我们已经知道我们生活最伟大的冒险在于冒险的不存在”诸如此类。我体验到一种奇特的淘气的快乐：看见自己骑在一头误解的毛驴上回到故乡。
误解是可以理解的：我没有试图把我的巴纳卡和他的教授变为可笑。我没有表明我对他们的保留。相反，我想尽办法来掩盖这一点，想给他们的观点赋予一种知识分子演说的优雅，大家那个时候都对此予以尊重，并狂热地摹仿。如果那时我把他们这些话变得可笑，渲染它们的过份，我所作的便是人们所说的讽刺。讽刺，是标题艺术；出于对自己的真理确信无疑，于是把自己决意要斗争的东西变得可笑。小说家与他的人物的关系从不是讽刺的，它是嘲讽的。但是，从定义上说包含有小心的意思在内的嘲讽怎么能让人看得出来？通过环境：巴纳卡和他的朋友的话处在一个动作、行为和语言的空间，它把那些话变为相对的。小小的包围塔米娜的外省世界，因一种无辜的自我中心主义而显示其特点：每个人都对她抱有一种真诚的同情，然而，没有人试图理解她，甚至不知道理解意味着什么。如果巴纳卡说小说的艺术已过时，因而对他人的理解只是一种幻想，他不仅表达了一种时髦的美学态度，而且，无意之中，也表达了他自己和他的圈子中的一种苦恼：缺乏理解别人的愿望；一种对真实世界的自我中心式的失明。
嘲讽就是说：人们在小说中找到的任何一种表示都不能被孤立地看，它们的每一个都处在与别的表示、别的境况、别的动作、别的思想、别的事件的复杂与矛盾的对照中。只有慢慢地阅读，两次、多次地重读，才能对小说内部的所有嘲讽的关系得出结论。
K被捕时的奇怪行为
K早上醒来，还在床上，按铃叫人给他送来早餐。代替女佣人进来的是一些陌生人，正常人，穿着正常，但是，马上就摆出一种主子的派头，以致K不能不感到他们的力量和他们的权力。尽管忍无可忍，他还是能力赶走他们，反而有礼貌地问那些人：“您们是谁？”
从一开始，K的行为就摇摆于两者之间：脆弱以至于准备向闯入者（他们来向他说明他被捕了）令人难以相信的厚颜无耻低头让步，和害怕自己显得可笑。比如，他坚决地说：“我既不想呆在这里，也不喜欢你们不作介绍就向我说话。”只消把这些话从它们的嘲讽的关系中拽出来，仅从字面上捉住它们（有如我的读者对待巴纳卡的话那样），K在我们看来［就像对于把《审判》写入电影的奥尔逊·威尔斯（ORSONWELLES）］便会是个反抗—暴力—的人。然而，只须认真地读一下文章就可知道这个被称为反抗者的人继续服从于闯入者，这些人不仅不屑于自我介绍，甚至吃了K的早餐，并让K在整个时间，穿着睡衣站在那里。
在这场奇怪的羞辱场面的结束的时候（他向他们伸出手去，他们拒绝握手），其中的一个男人对K说：“我想您大概想去您的银行吧？”“去我的银行？”K说，“我还以为我被捕了。”
这回是又一次，人—反抗—暴力！他擅长挖苦！他挑逗！
卡夫卡的评论说得更加明确：
“K在他的提问中放进一种挑战，因为尽管别人拒绝与他握手，但他却觉得，尤其是监视人起来之后，自己越来越独立于这些人。他跟他们玩儿。打算在他们要走的时候，一直追他们到楼门口，并建议他们把他逮捕。”
这就是个非常巧妙的嘲讽：K投降了，但是想看到自己是个很强的“跟他们玩儿”的人，嘲笑他们，用玩笑的口气，伪装把自己的被捕当作认真的事。他投降了，但马上把他的投降解释为在他自己看来他能够保持他的尊严。
人们最先读卡夫卡的时候，脸上一副悲剧面孔。然后人们听说，卡夫卡在把《审判》的第一章读给朋友们听的时候，把朋友全都逗笑了。于是人们也开始强迫自己去笑，却并不知到底为什么。其实，在这一章里，这么好笑的到底是什么？
K的行为。但是这个行为的可笑在何处？
这个问题使我回想起我在布拉格电影学院渡过的岁月。在教员的会议上，我和朋友C，总是以一种调皮的亲切感瞧着我们的同事D，一位50十多岁年纪的作家，狡猾但行为端正，我们始终怀疑他是个十足的不可收拾的胆小鬼。我们梦想有这么一个（可惜！）我们从未实现过的场面：
正在开会时，我们当中一个人将突然对他说：“跪下来！”
他先是会听不明白我们想要干什么；说明白了，在他的清醒的怯懦中，他很快就会懂了，但以为可以装作不懂，来赢取一些时间。
于是我们会提高声音：“跪下！”
这时候，他再也不能装不懂了。他会准备好服从，但只剩一个问题要解决：怎么做？怎么在这里，在同事眼皮底下跪下来，而又不降低身份？他将绝望地寻找一种滑稽的方式，用来配合下跪。
“亲爱的同事，”他终于会说，“你们是否允许我在膝盖下面放一个沙发垫背？”
“跪下，不许说话。”
他将照着去作：两只手交叉在一起，头微微垂向左方：“我的亲爱的同事，如果你们认真研究过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拉斐尔画的圣—弗朗索瓦·达西斯就是这种姿式。”
那时候每一天我们为这个使人高兴的场面想象新的场面，发明一些又一些我们的其他同事可能用来尝试挽救其尊严的精神法。
对约瑟夫·K的第二次审判
与威尔斯相反，卡夫卡的早期诠释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