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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伊斯、塞利纳那里，这并不困难。但是有些作者的违背优美风格是微妙的，几乎看不出来，被隐藏，不引人注意；在此情况下，就不容易把握它了。然而这种把握也因此而更加重要。
重复DIESTUNDEN（几个小时）三次——重复被保留在所有的译文中。
GEMEINSAMEN（共同的）两次——重复在所有的翻译中都被除去。
SICHVERIRREN（迷失）两次——重复被保留在所有的翻译中。
DIEFREMDE（异乡）两次，然后一次DIEFREMDAHEIT（奇异性）——在维亚拉特那里：“异外的”只一次，“奇异性”由“流放”所替代；在戴维和洛德拉瑞那里：一次“异外的”（形容词），一次“奇异性”。
DIELUFT（空气）两次——重复被保留在所有的译者那里。
HABEN（有）两次——重复在任何译文中都不存在。
WEITER（更远）两次——这个重复在维亚拉特那里被“继续”一词的重复所代替；在戴维那里被“总是”的重复（弱的回响）所代替；在洛德拉瑞那里，重复不见了。
GEHEN，VERGEHEN（去，过去）——这一重复（况且很难保留）在所有的译者那里都消失了。
普遍来讲，我们发现译者（服从着中学教师）的倾向，是限制重复。
重复的语义学意义
两次DIEFREMDE，一次DIEFREMDHEIT；通过这种重复，作者在他的文字中引进了一个具有关键—定义和观念特点的词。如果作者从这个词出发，发展一个长的思索，那么重复这同一个词从语文学和逻辑的角度来看便是必要的。我们来想象一下海德格尔的译者，为了避免在“DASSEIN”一词上重复，先使用一次“存在”，之后“生存”，然后“生命”，再后“人类的生命”，末尾“在—那里”。那么人们从不知道海德格尔说的是一个事物不同的命名或是一些不同的事物，得到的不会是一部具有严谨逻辑的文章，而是一堆烂泥。小说的文笔（我说的当然是称得上这个词的那些小说）要求同样的严谨（尤其是在具有思索或比喻特点的段落中）。
对于保留重复之必要性的另一看法
在《城堡》同一页更远一点的地方：
…STIMMENACHFRIEDAGERUFENWURDE．“FRIEADA”，SAGTEK．INFRIEDASOHRUNDGABSODENRUFWEIT－ER．
直译是说：“……一个声音叫弗莉达。‘弗莉达’，K在弗莉达耳边上说，把那个呼唤这样传给她”。
译者们想回避三次重复弗莉达的名字。
维亚拉特：“‘弗莉达’，他在保姆的耳边上说，这样传给……”
戴维：“‘弗莉达’，K在他的伴侣的耳边上说，传给她……”
这些代替弗莉达名字的词发出的音多么不准！请您好好注意：K在《城堡》中，从来只是K。在对话中别人可以称他为“土地测量员”，而且可能用别的称呼，但卡夫卡自己，叙述者，从不对K用别的词：外来人，新来的人，年青人或我也不知道什么。K只是K。而且不仅仅是他也包括所有的人物，在卡夫卡那里，都始终只有一个名字，一个称呼。
那么弗莉达就是弗莉达；不是情人，不是情妇，不是伴侣，不是保姆，不是女招待，不是婊子，不是女人，不是姑娘，不是女友，不是小女朋友。弗莉达。
一个重复的旋律意义
有些时候卡夫卡的行文飞跃而上变为歌。有两段话便是这样，我在它们跟前停了下来。（请注意这两段具有非凡之美的话都是对做爱动作的描写；这里所说明的，关于色情对于卡夫卡的重要性，比传记学者的所有研究要多出一百倍。姑且不谈这些。）卡夫卡的行文飞跃而起，架在两只翅膀之上：即比喻性想象之强烈和摄服人心的旋律。
旋律美在此与词的重复相联系；句子开始“DORTVERGINGENSTUNDEN，STUNDENGEMEINSAMENATEMS，GEMEINSAMENHERZSCHLAGS，STUNDEN…”：九个词中，五次重复。到了这一段的中间，重复DIEFREMDE一词和DIEFREMDHEIT一词。段的末尾，又一次重复：“…WEITERGEHEN，WEITERSICHVERIRREN”。这些多次重复减慢了速度并给这一段一种怀旧的节奏。
在另外一段中，K的第二次性交，我们发现同样的重复的原则：动词“寻找”被重复四次，“什么东西”一词两次，“身体”一词两次，动词“搜寻”两次，另外我们不要忘记连词“和”，与所有讲究句法优美的规则相反，它被重复四次。
德文的这个句子这样开始；“SIESUCHTEETWASUNDERSUCHTEETWAS…”维亚拉特说的是些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她仍在寻找来寻找去什么东西……”戴维作了纠正：“她正寻找什么东西，他也一样，他那方面。”奇怪，人们可喜欢说：“他也一样，他那方面”，而不是直译卡夫卡的漂亮而又简单的重复：“她在找什么东西而他也在找什么东西。”
重复的窍门
存在着一种重复的窍门。当然有些是糟糕的笨拙的重复（描写一次晚餐，我们在两段话中三次读到“椅子”或“叉子”等）。规则：如果重复一个词，那是因为这个词重要，因为要让人在一个段落，一页的空间里，感受到它的音质和它的意义。
离题：重复的美的一个范例
海明威有一篇极短的短篇小说（两页）《一个女读者写信》，分为三个部分：一、一个短的段落，描写一个女人在写一封信，“没有中断，没有划去或重写任何一个字”；二、信本身，女人在信中谈她的丈夫的花柳病；三、内心自语接在后面，我把它抄在这里：
“也许他可以告诉我应该做什么，她想。也许他会对我说？在报纸的照片上，他的样子很有学问和很聪明。每天他都对人们讲应当做什么。他肯定会知道的。
“我会做一切应当做的。可是这样延续已经这么长时间，……这么长时间。的确是长时间。我的上帝，多么长时间。我当然知道人们派他去哪里他就应当去哪里，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得上这个。噢，我的上帝，我多么希望他不得上这个。我才不想知道他怎么得上的。可是天上的上帝，我多么希望他不得上。他真的不应该。我不知道该干什么。要是他没有得上这个病。我实在不知道为什么要让他病。”
这一段的令人出神的旋律完全建在重复之上。它们不是一种技巧（如诗的一个韵脚）而是扎根在每一句的口语，在最天然的语言中。
而且我补充：这一小小的短篇在散文的历史中，在我看来，是一个完全唯一的个例，其中音乐的发明是主导的：没有这个旋律，全文便会失去它的全部的存在理由。
气息
根据卡夫卡自己所说，他写他的长的中篇《审判》只用一夜，没有中断，也就是说以一种非凡的速度，任一个几乎无法控制的想象所裹挟。速度，历来在超现实主义者那里成了纲领性的方法（“自动法写作”）。使被理智警戒的潜意识获得解放，想象得以爆发；速度在卡夫卡那里差不多起了同样的作用。
卡夫卡式的想象，由这种“讲究方法的速度”所唤醒，奔跑如河流，梦幻的河流，它只在一章的末尾才找到暂止。想象，一口长气，一呵而成，反映在句法的特点中：在卡夫卡的那些小说里，几乎不存在冒号（除去日常的引出对话的冒号），而且分号的存在也异常简朴。如果查一下手稿（参看关键的版本，FISCHER，1982年），人们会看到甚至句号，即使从句法规则来讲显然必要，也经常没有。文章分为很少的段落。这种削弱关节的倾向——少的段落，少的认真停顿（卡夫卡在重读手稿时，甚至经常把句号改为逗号），少的强调文章逻辑性组织的标记（冒号，分号）——在卡夫卡的风格中是实质性的；她同时是对德文“优美风格”（同时也是对所有卡夫卡被译出的语言的“优美风格”）的不断的破坏。
卡夫卡没有为《城堡》的付排作最后的编辑，人们可以，以正确的名义，假设他本来可以做这样或那样的修改，包括标点符号。因此我并不过分惊骇（也并不欣喜，显而易见）麦克斯·布洛德作为卡夫卡的第一位出版人，为使文章更易读，有时创造一个段落或加上一个分号，其实即使在布洛德这一版中，卡夫卡句法的总特点仍清晰可见，而且小说保留着它的气息。
重新回到第三章我们的那一段话吧：它比较长，有一些逗号但没有分号（在手稿中和在所有德文版中）。在维亚拉特文本中最让我不舒服的就是加上去的分号。它代表一个逻辑段的界限，一个休止，请人放低声音，做一个小的暂歇。这个休止（尽管从句法规则讲是正确的）扼住了卡夫卡的气息。戴维则把同一段话分为三部分，用两个分号。这两个分号之不适宜还因为卡夫卡在整个第三章（如果重新回到手稿）只用了一个分号。布洛德的版本中，有十三个。维亚拉特达到三十一。洛德拉瑞二十八，外加三个分号。
印刷格式的形象
卡夫卡的行文，长而令人陶醉的飞行，您在文章的印刷格式形象中就看到了。经常是数页中只有一个段落，“无休止的”，甚至长段的对话也被关闭在其中。在卡夫卡的手稿中，第三章仅仅被分为两个长段。布洛德的版本中有五段。维亚拉特的翻译中，有九十段。洛德拉瑞的译本中，九十五段。在法国，人们给卡夫卡的小说强加了一种不是它们自己的关节：段落多了许多，因而短了许多，貌似一种更逻辑、更合理的文章组识，它使文章戏剧化，将对话中所有的对白明确分开。
在任何别的语言的译文中，就我所知，人们都没有改变卡夫卡行文的原来的关节。为什么法文的译者（所有人，一致地）这样做？肯定他们应当对此有一个理由。“七星”出版社的卡夫卡小说包括五百多页的注释。可是，我在其中没有找到一句提出这一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