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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第二种解释方法的经典案例。它并未对人的行为模式做出详细界定，但它对社会结构做出了形式性的假设。现在流行的国家中心理论，也可以被看作这样一种半形式化的理论，在这种理论中，国家是社会机构的核心，社会行动者则是由兼具理性和情感的真实的人组成的。
第三种方法是对人的行为做出形式性的假设，但对结构的理解是经验性的。目前盛行的各种资本理论、政治机会理论和新制度主义理论都可以被视为这方面的例子。最后一种方法对人和结构的假设都是经验性的。韦伯的理论是典型的代表。我们做社会科学研究时，应当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这四种方法各自的优缺点，以及我们的研究工作应当采取何种方法。
西方社会运动与革命理论的发展
那到底应该如何研究社会运动中的情感呢？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似乎只要测量诸如荷尔蒙水平这样的指标就行了，但人的情感无法做这样的事后测量。因此，应该在结构中研究情感，在不同的国家社会关系中，在不同的结构条件下，人的情感是不一样的：比方说，一个社会运动，当其组织力量很弱的时候，情感性行为往往会主宰该运动的发展。再比如，还有一个命题是，情感性行为在集体行为的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比在社会运动中起的作用更为关键。阚伯尔就写过一本叫做《社会结构和雄性激素》的书，其核心思想是，一个人的雄性激素分泌率与其所处的社会场合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在面对领导或权威人士时，雄性激素分泌率就会降低，说话的声音会变细，而在面对社会地位低于自己的人的时候，雄性激素的分泌率就会提高，说话的声音会相应变粗。
变迁、结构、话语
如果说“情感”关注的是微观的社会心理学结构的话，那么宏观的社会变迁在社会运动中的重要性更是显而易见。社会变迁导致了生活方式的变化，导致了意义的重组，导致了产生新的怨恨感、新的阶级的出现，导致了社会的失衡和断裂。这种变化并不一定非得是社会在往坏的方向变，往往在社会变好的时候，社会运动会大量涌现，而一些大的社会革命恰恰就是发生在一些国家在往好变的时候，伊朗革命、俄国革命，甚至法国革命，都是如此。
变迁的视角实际上可以上溯到涂尔干学派，其中制度化更是其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如果很多社会变化能够制度化，就能避免进入动乱高发区。有的学者批判说这是国家中心主义，实际上是很虚伪的。当西方社会进入危机的时候，西方学者都在说制度化，当社会运动被高度制度化了，变得和利益集团运动差不多了，他们又开始反制度化了。所以“和谐社会”不是说没有社会运动，而是加强社会运动的制度化能力，是一种动态的和谐，而不是压抑的和谐。
讨论社会和政治运动中的社会结构有三个视角，一是公民社会的结构，二是阶级结构，三是政治结构。公民社会结构视角实际上讲的是发达的公民社会，会让社会运动增多，集体行动减少，革命变得不可能。公民社会为社会内部成员的讨论，为中层组织之间以及中层组织与国家之间的对话提供了平台，有利于缓解他们对社会的不满情绪，从而不会因为冲动而轻易加入某个大众运动。比如，中央电视台曾直播了关于“春运”期间火车票涨价的听证会，来宾中有政府官员、铁道部代表、经济学家和一般消费者，政府部门说现在是市场经济，政府部门要按市场规律办事，铁道部就会说春运期间涨价是因为员工工作二十小时一天，很辛苦，经济学家则讲了很多理论和模型来证明这是供需关系发生变化后的正常结果，消费者代表则肯定是反对涨价。最后的结果仍然是涨价。有意思的是，节目播出后，一些接受记者采访的民工竟然表示，他们虽然仍然反对涨价，但是看了听证会以后，他们甚至也觉得涨价是有一定道理的。
公民社会还能促进认同感和利益多元化。如在最近的美国反伊拉克战争中，就有形形色色的人：有反对一切战争的和平主义者，有认为伊拉克战争证据不足的人，有认为战争至少需要获得联合国授权的人。有人说，正如这种不同利益群体大联合的社会动员结构才使得一场较大规模的反战运动成为可能，但同时这也使得这种联合结构松散，根本不具备发动大众运动式社会运动的条件。
公民社会发达还可以防止政治精英的决策直接为大众压力所左右，从而防止民粹主义的诞生，使程序政治变得可能，同时可以保护民众免受政治精英的操纵和控制。
还有一个结构是阶级结构，摩尔的理论是一个代表。摩尔要回答的是，为什么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英国、美国、法国走向了民主，而日本和德国走向了法西斯主义，中国和俄国选择了革命。摩尔的出发点是不同国家的生产关系以及与之对应的阶级矛盾，尤其是农业的商业化程度，决定了这些国家走向了不同的道路。
社会和政治运动中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国家。为什么国家在社会运动中那么重要？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近代社会运动和革命都可以或多或少被看作是社会对现代国家建立进程的一种反应。对中国人而言，在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中，有一项研究尤其值得注意，那就是迈克丹尼尔对寡头整体现代化和革命关系的研究，他的《寡头政体、现代化及俄国和伊朗的革命》一书，旨在通过比较来解释一九一一年俄国的革命和一九七九年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其中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在现代化成功的时候，寡头政体没有办法把现代化导致的社会利益的复杂化制度化，因为这样的国家的合法性建立于传统或神授，法律在寡头政体下缺乏严肃性，容易培养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煽动革命。虽然中国不是一个寡头政体的国家，但这一研究对我们理解一个由威权主义国家领导的现代化如何避免革命性动乱这一问题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尤其是国家的合法性应该建立在哪里，值得我们深思。笔者的一个观点是，国家的合法性不能建在实处，而必须建在虚处。
谈论社会运动中的国家，就不得不说国家和工人阶级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在数量上会增多，会由一个自在的阶级变成一个自为的阶级，会产生工人阶级运动。但一个问题是，工人阶级运动在不同的国家表现得完全不一样：美国几乎没有什么工人阶级运动，也没有工人阶级政党；俄国则发生了工人阶级革命。为什么会有这些不同？现在的一个解释是工人阶级的意识是建构的，代表人物是汤普森。但是工人阶级意识的建构结果不同，则是国家处理工人阶级意识的方式不同造成的。西方工人阶级运动有六种形式，在现代工业国家，工人阶级的利益和认同感已经被分割了，但是如果国家处理工人阶级运动时不能将其制度化，就会迫使工人逐步打破内部的认同感隔阂，工人阶级的斗争策略因此逐渐由保守转为极端。这对今天的中国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如果说前面我们讨论的都是结构主义的视角的话，那么，下面的讨论将转向行动理论。行动理论在社会运动研究中的一个经典应用就是“搭便车模型”，由于笔者在别的地方已经对什么是一个好的形式模型做过详细的讨论，在此不再赘述。本文只想介绍的是现在美国最时髦的理论：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这些理论都是对传统理论的批判。传统的理论强调社会运动是病态的，他们认为社会运动是受压迫者反抗的正常现象，是一个政治过程；传统的理论认为社会运动中的行动者是非理性的，他们则有理性假设来分析人；传统的理论强调怨恨感的重要性，他们则强调利益、资源和机会的重要；传统的理论强调社会运动会使得社会崩溃，它们则强调社会运动会让社会组织起来。不过，如前文所述，这四点批判每一点都有误区。
西方的许多社会运动理论，都希望总结出一套充要条件来，而这些充要条件之间有一种特殊的、较为固定的逻辑关系，以此为基础，可以构造一个能对任何政治行为进行指导性解释的模型。比如，斯梅尔塞就认为，社会运动、集体行动和革命的产生，都是由这六个因素决定的：有利于社会运动产生的结构性诱因、剥夺感或压迫感、一般化信念的产生、触发社会的因素或事件、有效的运动动员、社会控制能力的下降。随着这六个因素自上而下地形成，发生集体行动的可能性也在增加。可是，这种先后的顺序并不是固定的。我们凭什么说“结构性的怨恨和剥夺感”就一定先于“一般化信念的产生”呢？很可能在有的社会中，有的人天天受压迫，都麻木了，等到有一个意识形态产生，告诉他这是压迫，他才知道。所以在这里，怨恨感反而来自于一般化信念产生之后。这个例子只是想说明，我们不可能把影响社会运动发生和发展的各种因素用逻辑关系贯穿起来，形成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模型。
这并不是说社会运动没有规律。笔者认为，影响和决定社会运动产生和发展的宏观结构，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因素：变迁、结构、话语。这三者不是变量，而是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变迁就是种种社会变化。结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家的结构及其行为方式，二是社会结构以及社会行动者的结构性行为。话语则包括社会运动的意识形态、口号或话语策略等。
但是这三者之间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逻辑关系。一场社会运动既可以肇始于一系列社会变迁，也可以发端于国家主导的改革，进而引起国家和社会的结构性变化及挑战性话语的出现。另一方面，这不是说它们之间没有任何有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