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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陈春荣旅长率部来投奔我们二十九军,确有其事。但我不清楚,他为什么要离开你庞军长,离开四十军呢?”冯治安故作不解地问道。
庞炳勋道:“因为我从何应钦那里开会回去,便召集全军营以上军官传达,陈春荣当场就顶撞我,也是我一时气愤,便扇了他两个耳光,他就为这把队伍给拉走了,投奔你们来了。”
冯治安道:“啊!陈旅长难道就是为了你打了他两耳光赌气拉起队伍走的吗?”
“其他我庞炳勋又没有什么对不住他的地方。”庞炳勋用装傻来掩盖他和陈春荣的分歧。
张自忠道:“你庞军长不是傻瓜,你当然明白陈旅长和你分手的真正原因,绝不是仅仅因为你抽了他两个嘴巴子把他打走的。我们也懂得你向我们提出这件事的目的。我们不可能勒令陈旅长率部重回你们四十军。我们更不能给陈旅长和他带过来的弟兄们任何处分。我们可以向陈旅长转达你希望他率部重返四十军的意愿。但他愿不愿意再回你们四十军,那得由陈旅长和他们旅的弟兄们自己决定。他们回四十军,我们不阻拦;他们要留在二十九军,我们欢迎。这就是我们的态度。”
庞炳勋道:“荩忱说的甚是,甚是。只要他们回来,一切都好商量。”
冯治安道:“我们保证把你的意见转达到。”
庞炳勋一无所获地走了。但也不能说一无所获,他知道了二十九军对讨伐冯玉祥的态度。他了解张自忠的为人是说到做到。他也知道二十九军的厉害,他的四十军可惹不起二十九军,何况又白白损失了陈春荣一个旅。
庞炳勋想做省主席的美梦尚未实现,却偷鸡不成蚀把米,成为一时笑谈。
他也只好学傅作义、冯钦哉,暂时按兵不动,以观形势的发展。
冯玉祥于1931年10月9日,从泰山来到了张家口居住。当宋哲元率主力离察后,冯玉祥鉴于日寇的节节侵食中国国土,在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的帮助下,积极筹备组织抗日队伍。1933年4月,他将汾阳西北军军校3000余人调来张家口,编为一个师;5月26日,宣告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27日上午7时,张家口戒严。冯玉祥派兵占领省政府,撤销许墉的代理省主席及民政厅长职务,逮捕警察局长张九卿,将警察全部缴械,查抄国民党党部、张家口驿马补充站(情治单位),派佟麟阁为察省主席兼民政厅长,吉鸿昌为警备司令兼警务处长、公安局长。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高举抗日大旗,得到民众及西北军旧部的支持和拥护。队伍迅速扩充壮大,计有第一军军长佟麟阁,参谋长何海章,初辖两个师一个旅,第一师师长彭国晴,第二师师长支应遴,独立旅旅长刘克义,后第二十四师(富春)、第二十五师(马冠)也由第一军节制。还有吉鸿昌为军长的第二军(第五师宣侠父为中共党员)、阮玄武第五军(两个师)、张凌云第六军(两个师)、李忠义第十六军(三个师)、黄守中第十八军(五个师)、邓文第五路军(三个师两个旅)、刘桂堂第六路军,孙良诚骑兵挺进军、张砺生察哈尔自卫军(三个师两个支队)、方振武抗日救国军、蒙古军等等,声势很是浩大。并且在收复康保、宝昌,收复沽源、多伦等战役中,民众抗日同盟军给了日寇又一次沉重打击,振奋了全国民心。
但是,冯玉祥此举,为蒋介石所不容。最后蒋介石还是派出多路大军,对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进行了围剿。而日寇在遭受打击后,也把消灭这支抗日武装作为主要目标。
在日寇侵略军和国民党军队的两面夹攻下,加之外无实力增援,内有败政困难,抗日同盟军很快陷入困境。
在这种情况下,冯玉祥为了给这支抗日队伍保存一点元气,被迫卸职,邀宋哲元回察哈尔,将民众抗日同盟军交给宋哲元改编。自己则于8月中旬赴泰山隐居。
宋哲元于1933年8月底返回察哈尔后,即按照与冯玉祥达成的协议,对民众抗日同盟军进行改编。张自忠随之赴察协助工作。
抗日同盟军中,除吉鸿昌、方振武、刘桂堂三部拒绝改编外,余众加上汤玉麟残部共计3万多人。宋哲元采取分别对待、保留骨干的政策,对原属西北军的佟麟阁、张允荣、阮玄武等部,尽量多编多留,对其他部队则大部遣散。
到1934年初,改编基本完成。原西北军部队保留了12个团,汤玉麟残部保留了一个团,这样既使西北军旧部有了归属,又增强了二十九军的力量,全军总兵力增至4万多人。另外,汤玉麟残部的三十几门大炮,也为二十九军所得,各师首次建立了炮兵营。至此,二十九军的实力,在华北各部队居最强。
由于长城抗战战功显赫,南京政府核准二十九军增编一个师,由功勋卓著的赵登禹任师长,番号为第一三二师。
刘汝明的暂编第二师改番号为一四三师,刘仍任师长。
在这次整编中,三十八师增编第一一四旅,董升堂升任旅长,全师增至三旅九团另一个特务团,兵力达1.3万人。
二十九军由晋东移驻察哈尔省,三十七师驻张家口;三十八师驻宣化,兼顾独石口、沽源一带;第一三二师驻张北;第一四三师驻怀来、涿鹿、蔚县。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失败,宋哲元与蒋介石的关系变得密切起来。为笼络二十九军将领,蒋介石同意二十九军派员到庐山军官训练团受训。
1934年7月,包括冯治安、刘汝明在内的二十九军营以上军官四五十人,由张自忠率领,前往庐山受训。
第三部分: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支持抗日同盟军(6)
张自忠自从第二次投军以后,到1934年,只回乡去过两次。第一次是1928年12月,那是因为张自忠的母亲于是年2月去世,张自忠请假回乡为母亲“成主”。那次回家,他觉得侄女廉瑜聪明、直爽,便把她带在身边。
第二次是1933年长城抗战结束,局势比较平静。年底张自忠决定回乡一趟,一为参加侄儿廉瀛的婚礼,二为祭扫父母陵墓。
这次张自忠返乡,可说是衣锦荣归,他是三十八师师长,又是全国闻名的长城抗战的英雄。他带着全家七八口人,乘坐两辆轿车,并有一个警卫排,分乘两辆大卡车随行。一路之上,他受到沿途官府、驻军的热烈招待。
车过山东武城,这里是滦州起义领导人王金铭烈士的故乡。张自忠特地下车,看望了王金铭的家人。他一直很敬仰这位和冯玉祥一起战斗过的革命前辈。早在1928年,张自忠就奉冯玉祥之命,将当年出卖王金铭的叛徒张建功父子活埋,为烈士报了仇。
他们从武城上车,向西南行50公里,就回到了家乡临清,从三里阁跨过运河到达唐园。此时已近傍晚,张自忠离村老远,便下了车,步行进村。
小廉瑜却兴奋得很,大声嚷嚷:“按喇叭,按喇叭!”
张自忠对于侄儿的结婚,认为应该新事新办,不要送帖,更不要送礼,所以廉瀛这次结婚,二十九军知道的人很少。
自明想请自忠为儿子主持婚礼,自忠却坚决要请大哥为侄儿主婚。自修与自忠、自明是同父异母兄弟,在家族中没有什么威信,可越是这样,自忠觉得越应该尊重他。
在家乡的几天里,张自忠先后登门看望了已经分居的自修、自清和自严几位兄长,并送给他们一些衣料和带回的土特产。
对于乡亲们,张自忠不管男女老幼,都十分亲切和蔼。乡亲们都从未坐过轿车,张自忠让司机把两部车都开了出来,让乡亲们轮流坐上,在村里溜达一圈,尝尝“新”。
临清县县长徐子尚得知张自忠回乡探亲,特来拜望。张自忠留他吃饭,并让他坐上座。徐谦辞不坐。张自忠说:“我回家是私事,是老百姓,是你县太爷的属民,你不用客气。”
徐子尚以后对人说:“我还没有见过这么没架子的将军。”
张自忠这次回家,也参与了不少社会活动,做了不少与救济有关的事。为救济穷苦百姓,他给县粥场捐了1000元;给唐园及邻村的穷乡亲们留下2000元,供年景不好时接济之用。他听说县里的武训高等小学经费不足,维持困难,便捐了500元;又给临清私立回民育才小学捐赠几百元。
此外,他还检阅了县民团,鼓励他们练好本领,保卫乡土。民团指挥赵仁泉曾是他任学兵团长时的学兵。张自忠鼓励他,要用在学兵团学到的东西,把民团训练成一支能够战斗的精兵,好保卫家乡父老的安全。他在离乡返回防地时,唐园及邻村的乡亲们都自发地聚集在村口,敲锣打鼓燃放鞭炮,为他送行。他们的车已开出老远,他回头从车后窗望去,看见乡亲们还站在村口,向他们这远去的车队挥手。乡亲们的爱戴使他久久激动不已。
喜峰口、罗文峪大捷后,他率部撤到通县。他突然得到一个消息,他的一个表侄名叫吴应瑗,在北平中国大学读书,参加了中共地下组织,参与学校的进步学生运动,被特务抓了起来,准备押送到南京处理。
张自忠得到这个消息,便亲自给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打了一个电话,说明吴应瑗是他的表侄,并不是什么“赤匪”,只不过由于年轻人热情,思想活跃,也许有些过激之举,但绝不是共党分子,希望能够从宽释放。何应钦自然要卖张自忠一个人情,于是便下令将吴予以释放。
在庐山军官训练团学习期间,发生了对张自忠来说非常不幸的事,那便是他的次子廉静的病逝。廉静于1933年冬患伤寒,找中医诊治未见好转。张自忠赴庐山训练后,张自明见侄儿久病不愈,便将他接回山东老家,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