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噩耗来了。从天而降。事先连一点点的预兆都没有，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庄稼人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他“没”了。人们不相信。这怎么可能呢？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这个消息。哀乐响起来了。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一个多么晴朗的日子，下午三点十五分，噩耗破空而来。王家庄和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一样，一下子陷入了悲痛。还有惊慌。会发生什么呢？
所有的人都把手上的活计放下了，不约而同，来到了大队部的门口。人们聚集在这里，谁也不说话，谁也不敢弄出一点声音。不知道是谁第一个哭了，大伙儿都哭了。这是真心的悲痛，虽说毛主席他老人家一直生活在天安门，可他天天在王家庄，他的画像挂在每一个人的家里，钉在每一个人的心里。王家庄的每一个人都熟悉他父亲一样的目光，他的韭菜一样宽的双眼皮，他没有皱纹的额头，他下巴上的痣。他哪一天离开过王家庄？他哪一天离开过庄稼人？没有，从来没有。他是最亲最亲的人。吴蔓玲站在大队部的门口，望着大家，她的面颊上挂着泪水，有些失措，说不出一句话来。这时候人群里突然有人哭出了声音，是一个年老的妇女，她抱着…棵树，大声说：“新米刚刚下来，你怎么在这个时候走了哇！”这句话揪人的心了，老大娘说出了广大贫下中
农的心里话。吴蔓玲被这句话感动了，“哇”的一声，扶在了门框上。
在悲痛的时刻王家庄的凝聚力体现出来了。这个时候不需要动员，是悲痛将王家庄团结起来的。悲痛是有凝聚力的，王家庄一下子就结成了一个统一战线，坚不可摧了。所有的人都站在一起，肩并着肩，人们在往前挪，在向吴蔓玲靠拢，虽然缓慢，却有了汹涌的势头。王家庄的社员体现出了高贵的自觉性，每个人都知道，这时候要集中起来，围绕在支部书记的周围。等真的靠在了一起，他们才发现，他们这样做不只是因为团结，骨子里是害怕，人也警惕起来了。总觉得会有什么意外，或者更大的不测。意外其实也不可怕，可一旦发生了意外，谁来指挥自己呢？这是一个现实而又迫切的问题。过去一直是毛主席，主席走了，谁来呢？这个问题怕人了。但越是害怕就越不应该守株待兔，就越是应该主动出击，干点什么。轰轰烈烈地，去干点什么。既然悲痛已经化成了力量，还等什么？一定要先下手，先摧毁什么。人们还在往前挤，所有的力量都汇聚在一起，风平浪静，广场上总体的态势是平静的，然而，骨子里悲壮了，洋溢着敢死的气概。现在，王家庄唯一缺少的就是方向，也就是命令。只要有了命令，刀山，火海，个个敢上，个个敢下。吴蔓玲再一次被感动了，她缓慢地举起胳膊，向下压了压，对大伙儿说：“大伙儿先回去，”她抬起头来，看了一眼树梢上的高音喇叭，说：“我们要听它的。”大伙儿侧过脑袋，齐刷刷地望着高音喇叭。高音喇叭现在不再是喇叭，是铁的战旗。
别看高音喇叭整天挂在那儿，不显山不露水的，在这样严重的时刻，它的绝对意义体现出来了。现在，它就是上级，它就是潜在的命令，它就是一切行动的指挥。为了保护高音喇叭的安全，吴曼玲提供了一个紧急方案，由吴蔓玲亲自挂帅的“特别行动队”就在当天晚上正式成立了。所谓的“特别行动队”，其实是由王家庄的全体社员组成的，四个生产队分成了四个组，王家庄立即变成了临时的、非正式的军队。这个军队实行包干制，每个生产队保护线路的一个段落，再把这个段落细分成若干的小段落，每个人一小块，这样，在高音喇叭的沿线上，真正做到了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壁垒森严了。王家庄完全军事化了，真的像毛主席他老人家所说
的那样，全民皆兵。军事化在任何时候都是最稳妥、最有力的办法。它是保障。眼下的吴蔓玲不仅是王家庄的村支书，同时也是王家庄的军事指挥官。
高音喇叭传来了上级的部署。依照上级的部署，王家庄在大队部设置了灵堂。王家庄的人全体发动起来了，写标语，扎纸花，做花圈。花圈沿着大队部的内侧摆了一圈又一圈，白花花的，中间夹杂着金箔和锡箔的光芒，还有赤、橙、黄、绿、青、蓝、紫，这一来就斑斓了，喧闹而又缤纷，把丧礼的气氛烘托出来了，是无限热烈的悲伤。高音喇叭里重复播送着北京的声音，还有哀乐。秋日里灿烂的阳光忧郁而又沉重。然而，不和谐的声音还是出现了，王瞎子，这个在地震的时候表现就不好的五保户，他的流氓无产者的习性还是暴露出来了，居然喝酒了。他不知道从哪里搞到了一点酒，喝得满面通红，一身的酒气。这个问题严重了，相当的严重。高音喇叭早就发出了通知，九月十五号要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追悼会，在此期间内，中国大地上的任何一块土地上都不允许开展娱乐活动。你王瞎子是个什么东西？三天吃六顿，你快活的哪一顿？这样的时刻你怎么可以喝酒？当即被王家庄发现了，告发了，捆了起来，拉到了大队部。
早在地震的时候吴蔓玲就打算“紧一紧”王瞎子的“骨头”了，出于大局，吴蔓玲放了他一马。对他宽大了。可王瞎子就是认识不到这一点。他那双看不见的眼睛硬是看不见一样东西，那就是宽大的限度。这一次吴蔓玲没有和他理论，直接叫人拿来了绳子，给他“紧骨头”了。王瞎子被捆得结结实实的，浑身都是麻绳，只留下了一颗脑袋，连两只脚都看不见了。“紧”好了，王瞎子被丢在了大队部主席台的下面。吴蔓玲发话了，“除了提审，十五天之内不许出来。”主席台的上面就是毛主席的遗像，王瞎子当然知道把他关押在这个地方意味着什么，噤若寒蝉，嚣张的气焰立即就下去了。
经过三十三人十一轮的严格审查，结论出来了，王瞎子的喝酒不是有组织的行动，不是有预谋的，完全是王瞎子个人的突发性的行为。说到底就是嘴馋。这就非常遗憾了。在这样的时刻，王家庄的人们其实渴望一次战斗，渴望一次真正的较量，渴望一次你死，或者我活。问题是，这是有前提的，得有敌人。王家庄多么渴望能够像挖山芋、挖花生那样，通过王瞎子这个突破口，一下子挖出一大溜子的敌人，发现一批，揪出一批，然后，再打倒一批。可惜了，没找到。
老渔叉的寻找和挖掘是在噩耗传来的那一刻停止的。他歪着脑袋，扶着大锹的把手，认认真真地听。听到后来，老渔叉便把手里的大锹放下了，一个人点上了烟锅，安安稳稳地蹲下了。当天夜里老渔叉没有折腾，整整一夜都老老实实地躺在床上，这个难得了。弄得兴隆反而警觉起来，不敢睡了，就觉得老渔叉的那一头要发生一点什么，一夜都在等。可直到天亮的时刻老渔叉都没有闹出什么动静。兴隆听到了麻雀的叫声，听到了公鸡的叫声，闭上眼，踏踏实实地睡了。
一觉醒来已经临近中午，兴隆来到院子里，老渔叉早已是一头的汗。他不是在挖，相反，在填。他用天井里的新土把一个又一个的窟窿给填上了。哀乐还在响，可兴隆的心里偷偷地乐了。这是一个好的迹象，父亲无端端地病了，眼下又无端端地好了，这是可能的。不管他的心里隐藏着怎样的秘密，起码，他的举止正常了，有了向好的方向发展的一面。兴隆拿起了一把大锹，开始帮他的父亲。只要能把院子填平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满院子的新土堆积在那里，那可是惊涛骇浪啊。兴隆说：“不挖了？”老渔叉说：“不挖了。”兴隆说：“不找了？”老渔叉说：“不找了。”兴隆说：“这样多好，多干净。”老渔叉说：“这样好，干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