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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孔素贞给三丫擦洗的功夫，端方和兴隆在做紧急磋商。到底要不要把三丫送到镇上去，这是摆在他们面前的首要问题。三丫的呕吐物里面没有半点气味；瞳孔一直也没有放大；呼吸虽说急促，但是，并没有衰弱的迹象——也许只是虚惊一场，这些都是好的一面。可是，坏的一面谁也不好预料，谁也不知道下一步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局面。人命关天，赌不起的。为了预防万一，兴隆还是抢先给三丫注射了阿托品，随后吊上了吊瓶，左右开弓：一瓶生理盐水，一瓶葡萄糖。无论如何，这样的措施是必不可少的。即使送镇医院，起码也争取了时间。毕竟是十多里的水路呢。
事态到了这样的光景，说简单其实也简单，只要三丫开口就行了。她到底喝了没有，一句话就有了答案，哪怕点一下头，摇一下头，下面的事情也就好办了。可是，任凭孔素贞怎么问，怎么求，三丫不开口，还闭紧了眼睛，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孔素贞就差给女儿跪下来了。你这是跟谁犟呢我的小祖宗哎！
三丫没有喝。一滴都没有。她是不会喝的。死其实很容易，哪一天不能？只要到房成富真来带人的那一天，确定端方绝了情，再死也不晚。就算喝不上农药，还能上吊，就算不能上吊，还能跳河，就算不能跳河，撞墙总是可以的了。你看不住的。你不能把天下所有的上吊绳都藏起来，你不能把大地上所有的河流都盖起来。你没那个能耐。三丫这一次喝药是假的，她如果真的要死，轮不到孔素贞冲进来，轮不到兴隆在这里灌肥皂水。她是做给别人看的，最关键的是，她要做给端方看。她要端方看见她的心。她要看看自己死到临头的时候端方会做些什么。她还要做给她的母亲看，你一定要我嫁，我就一定死，没商量。可端方来了，当着所有的人，没有畏惧，他来了。这才叫三丫断肠。看起来他的心中有三丫的。就算是真的死了，值。三丫的悲伤甜蜜了，三丫的凄凉滚烫了。她就想说，端方，娶我吧，啊？你娶了我的这条卑贱的小命吧，啊？
但三丫是不会开口的，她什么都不会说。无论是什么事，她做得来，却说不来。孔素贞都已经疯了，她死死地抓住了三丫的手，不要脸面地嚎叫：“三丫，告诉我呀，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喝？”三丫闭着眼睛，就是不开口。她不能开口。她要是说出了实情，那她就是“假死”了。“假死”太丢人了。全王家庄的人都是来看你死的，眼泪都预备好了，你却没有死，你对得起谁呢？现眼了，会给别人留下一辈子的话把子。有一件事情三丫是知道的，四五年前，高家庄的高红缨就是这样丢了性命。高红缨和一个海军战士谈恋爱，被人家甩了，要逼对方，就喝药。禁不住医生灌肠，高红缨就招供了，“没敢咽下去”。高红缨的头从此就再也没有抬得起来。比方说，村子里有人要做鞋，需要鞋样子，刁钻的女人就会说：“去找红缨哎，人家会‘做样子’。”这样的话哪一个姑娘能承受得起？高红缨最后还是投井了。直到高红缨的尸体堵在了井里，高家庄的嘴巴才放过了她，用磅礴的泪水与飞扬的鼻涕给红缨送了终。
商量的时间很短，结果出来了。端方说：“送中堡镇。”端方斩钉截铁了，说：“立即就送。”
三丫平躺在凳子上，清清楚楚地听到了端方的决定。眼泪从眼角下来了。直到这个时候，三丫的眼泪才淌下来了。三丫不能说话，骨子里是想到镇上去的。不管是“真死”还是“假死”，一送到镇上去，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那三丫就是被医生“救过来”的人了。这一来就再也不怕别人说闲话了。还有一层，正好给姓房的皮匠看看，你想娶，好，你就娶一具尸首回来吧。一吓，说不定他也就主动退了。三丫想，想来端方还是知道自己的心思的，他这是给自己铺台阶了，好让三丫下来。三丫就觉得自己这一辈子也不能没有端方，越发地伤了心。
端方命令红旗扛来了大橹，自己则背上三丫，叫上兴隆，匆忙上船了。王大贵不放心，想往船上跨，孔素贞却拽住了。虽说惊慌，孔素贞毕竟是个明白的女人，多多少少看出了一些苗头，多多少少放心了。看起来自己真是急糊涂了，还在这里呼天抢地地问自己的女儿，让女儿怎么开得了这个口呢。当然要送中堡镇。翠珍哪，你的前世是怎么修的？生出了这样的一个儿子来。你死了一次男将，却得到了这样一个儿子，这是佛祖可怜你了。翠珍哪，别怪我老脸皮厚，改天我到你的面前去，我给你跪下，我给你磕头。人生一世，草木一秋，由着他们吧。你发发慈悲，由着他们，啊？
上了船兴隆才想起来，生理盐水和葡萄糖都忘了带了，一路上要用的。红旗很积极，抢先说：“我去！”兴隆就让他去了。红旗笨手笨脚，用他的上衣把生理盐水和葡萄糖裹在怀里，跌跌撞撞回到了船上。要是细说起来，生理盐水和葡萄糖都不是药，没什么用。但是，对于服毒的人来说，意义可就大了。毕竟是十来里的水路呢。还有一点，作为一个赤脚医生，兴隆懂得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在事态重大的时候，给病人吊上水，对病人和病人周围的人来说都是一个极其重大的安慰。从这个意义上说，吊和不吊完全不一样了。吊瓶悬挂在那儿，给人以科学、安全、正规、有所寄托、有所展望的印象，是救死扶伤的印象。
端方和兴隆在拼了命地摇橹。红旗则歪在船舱，仰着头，望着吊瓶。吊瓶里有意思了，有气泡，一串一串的，仿佛鱼的呼吸。如果这样的气泡出现在池塘，下面必定有鱼，是鲤鱼，这一点红旗是可以肯定的，二三斤的样子。依照红旗的经验，肯定不会是鲢鱼，鲢鱼的嘴巴大，性子急，远不如鲤鱼那样安定，所以，它的气泡就不是这样。红旗的几乎已经看到那条鲤鱼了，顺着气泡往下找。他的目光经过瓶颈、滴管，最后落实到在了三丫的手臂。原来不是鱼。红旗望着三丫的手，突然想起来了，长这么大他还没有吃过药呢，还没有打过针呢，更不要说打吊瓶了。打吊瓶，这实在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不知道是怎样的福，红旗没享过。是甜的，还是酸的？是辣的，还是咸的？红旗一点把握也没有。红旗歪在中舱，想着他的狗头心思，慢慢地，在大太阳的底下睡着了。老实说，兴隆不是看在三丫的脸面上，而是却不过端方的情面才上路的。作为一个医生，他不好把话说死了，其实，有数得很，三丫不碍事的。她呕吐出来的气味在那儿呢。如果不是三丫这样折腾，这会儿他一定上床了，睡觉了。他只能指望中午的这一觉了。夜里头一分钟也别想睡。这些日子父亲的动静越闹越大、越闹越吓人了。刚刚上完了吊，头上的伤是好了，可别的动静又来了。大白天他是蔫着的，没什么事。一到了夜里，吓人了，他的精神头来了。拿着一把手电，到处照，到处找。嘴里头还念叨。天井里照一照，床底下照一照，门后面照一照，笆斗里照一照，打开站柜的门，再冲着站柜的里头照一照。而到了下半夜就更吓人了，一次又一次地起来，沿着屋顶上的屋梁，一根一根地照过去。就像电影里头日本鬼子的探照灯似的。夜深人静的，那些陈旧的木梁和椽子是不能照的，一照就有了特别的气氛，有了恐怖的迹象，不害怕也害怕了。他照什么呢？他找什么呢？也不说。
后来的情形就更坏了，不仅照，另一只手上还要拿着一把刀。这一来就杀气腾腾的了。不是老鱼叉杀气腾腾，不是的。是家里头有一样东西对老鱼叉杀气腾腾，他要防范，护住自己。这一来家里头就有了一样“东西”，这个“东西”杀气腾腾的，躲在某一个地方，要对老鱼叉下手。这日子还怎么过呢。就说昨天夜里，好好的，老鱼叉把他的手电照到兴隆的脸上来了。多亏了兴隆眼疾手快，一把夺过了老鱼叉的手电，反过来照亮了老鱼叉。老鱼叉受到了意外的惊吓，直哆嗦，手一软，菜刀掉在了地砖上。深更半夜的，突如其来的，菜刀在地上颠了四五下，你说吓人不吓人？老鱼叉的脸在手电筒的照耀下变得无比地狰狞，僵在那儿，悬浮在半空。两边的腮帮子也凹陷下去了，眼角的皱纹纤毫毕现，几乎就是一个刚刚从地窖里钻出来的魔鬼，而瞳孔里的光早已经开了叉，蓝幽幽的，发出又畏惧、又凶恶的光。因为畏惧和凶恶，炯炯有神。真是又可怕，又可怜。老鱼叉嗫嚅着下嘴唇，问兴隆：“你是谁？”兴隆跨上去一步，踩着菜刀，把手电筒反过来了，照亮了自己的脸庞，说：“爸，我是兴隆，兴隆啊。”老鱼叉定定地望着他的亲儿子，下巴一会儿转到左边去，一会儿又转到右边去，认出来了，是兴隆，是他亲生的儿子。老鱼叉一把抓住了兴隆的胳膊，说：“兴隆，家里藏着人！家里头有人哪！——赶快抓住他，把他劈了！！”老鱼叉的话把兴隆弄得寒毛直竖，却不敢乱，只能加倍地镇定，说：“家里哪儿有人？啊？连一只老鼠也没有哇。”老鱼叉急了，非常急，咬紧了牙关，脑袋咬得直晃，口齿含糊地、却又十分坚决地告诉兴隆：“有。家里头有人！”
作为一个赤脚医生，兴隆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到底得的是什么病。真是羞于启齿。说他疯了吧，他没有。天一亮，他就安好了，太太平平地坐在角落里，说话、办事都有他的步骤，说明他的脑子没坏。说他没疯吧，也不对，深更半夜的他就是觉得自己的家里“有人”，躲在床底下，躲在箱子里，躲在墙缝里，躲在屋梁上，躲在箩筐里，躲在锅里、碗里，躲在鞋里，甚至，躲在他自己的耳朵里、屁眼里。总之，躲在一切幽暗的，难以被阳光照耀的地方。兴隆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你有天大的本事你也不能叫太阳不下山吧。东方一定要红，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