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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长沙国学论坛 熊春锦 2010 05 23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好！
非常有幸借今天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交流一下。我今天跟大家交流汇报的主题，就是慧性内文明是国学文化的根柢。
我们国内的国学复兴已经十多年了，正从儒学经典诵读的复兴逐步延伸，接近道学经典诵读了。在这个关键的转折时期，我们有幸坐在一起，共同研究中华民族的伟大国学，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其实，中国国学包含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基本上是分三大块，就是以道德根文化为主根，而以儒学文化和佛学文化为辅根的三大文化脉络构成的一个整体，才称为国学。
当然，“国学”一词，是在二十世纪初，也就是五四运动期间诞生的一个特殊的名词。一批有志之士在西学东渐时期，为了保护我们的民族文化，为使民族文化的特色免受西方文化的侵蚀和践踏，而提出来的一个名词。概括起来，“国学”就是中华民族区别于别的国家和民族而表现的思维方式、哲学观、文化、艺术、科技、信仰等等各层面上的各门类学说的一种总和。这样来给“国学”定名，就比较丰富和全面。
我刚才讲过，国学包括道德根文化，包括儒学文化。有些社会观点认为，儒学就是国学。实际上，儒学还不能囊括五千年中华文明的神髓，没有凸现出中华民族根文化的真正特色，因为它只能突显出两千五百年以来的特征，而两千五百年以前到八千年无文字和有文字这个历史区间的文化特征，它无法承载，无法表现，那么它也就只能构成一个辅根。到了魏晋时期，从印度进入中国的佛学，它是吸收了中国的道学文化和儒学文化的精华，而融入到中国文化中所形成的一种文化。所以，我们应当整体把握住“国学”这个系统。
我们的国学，承上启下的这个层次性非常清楚。比如说，孔子曾经五次问道于老子。其实，问道于老子的这个承传，也就涉及到文化承上启下的继承问题，说明中国文化是道学诞生出儒学。所以，以道德文化为主根、以儒家文化和佛学文化为辅根三位一体的文化体系，也就共同构成了我们的国学。
我关注到国内学术界的一些争论，特别是在几十年以前，我们国家很多学者普遍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摇篮。其实，春秋战国的文化并不是中国文化的摇篮。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怎样定义才准确呢？它应当是“中国智能文化的助产婆”。因为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轴心时代，是中华民族文化由慧性文明向智能文明转化的一个转折期。经过五百年的战乱，而使整个中华民族远离了道德根文化当中的慧性文明，转向了纯粹的智能文明，是一个转折时期。所以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诸子百家并不是中华文化的缔造者。真正的缔造者，应当是伏羲、黄老，也就是黄帝和老子才是真正中国根文化的缔造者。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诸子百家思想，全部都是解析、吸取、分流伏羲、黄帝、老子思想产生自己智能认识的学派，所以他们不能成为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缔造者。这些概念，我们要重新解读。
两千五百年前，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诸子文化遗产，并不是中国最真实、最善美、最地道、最优秀、最古老的那一部分，并不是中国文化之根。中国的文化之根应当是什么呢？应当是春秋战国两千五百年以前，由伏羲的易道文化、黄帝的法道文化，再经过老子五千言全面的“转录”和“翻译”，以德道文化加以系统化而共同构成的道德根文化系统。要完整去解读中国的文化，解读中国的国学，那么就要远溯到初创于伏羲的易道文化，以易阐道，河图演绎；成形于轩辕的法道文化，以法论道，四经修治；成熟于老子的道德文化，以德证道，五千言论之。这三个系统脉络，共同构成了根文化，是中国国学的缔造者诞生出来的。我们只有把这个全面掌握后，才能掌握我们的国学，深入展开国学的研究。
我昨天在岳麓论坛，也提到了人类文明分类的问题。我们的文明，根据玛雅文化和中国《山海经》的记载，人类文明的确是经历了五个太阳纪。五个太阳纪是怎样形成的呢？我们人类由于生命短暂，没有办法去体验整个大宇宙的变化。例如，我们可以感知一天中白昼和夜晚的差别和转换，可以感知春夏秋冬一年四季的变化，这是我们人类能够感知到的。昼夜的变化和四季的变化，都是由于地球围绕太阳自转和公转产生的，但是我们并不知道整个太阳系在更大的银河系里转动而形成的四季变化和昼夜的差异。可以说，整个太阳系在银河系当中一个昼夜的变化，需要一万多年的时间；要完成一个四季变化，就得两亿多年。这样一来，人类短暂的生命根本就无法进行体验，但人类还是在这个宏观规律控制当中。
所以，我们的祖先也曾经说过：“洞中方一日，世上几千年”。只有超越了时间和空间，实践了爱因斯坦所说的相对论，如果驾驭时空出现的端倪，透过这些，才能够掌握它。这些，唯独只有中国的道家文化才能实现，静坐下来就可以突破时间和空间对生命的制约。在甚深的静坐当中，过去、未来、现在是个“一”，能够完整展现在自己面前。现代西方高科技，开始逐步承认中国道学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学问。整个世界文化正在走近中国，走向老子，寻求科学的真正答案。因为这一切，老子前辈等圣贤早已经通过自己身体的内证体验，验证了现代科学还在蹒跚前进当中逐步认识的过程和结论。
两千五百年以来，整个西方和中国，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西方智能文明，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愚智文明，都是一个近取诸于身、远取诸于物的实践过程。在西方来说，就是逻辑推理、实验真伪的外求法；唯独中国，还保留着内取诸于身、外取诸于物的内求方法。正是因为内求方法远远超越于外求方法，能够把握事物的灵魂，把握事物的本质，所以也就构成了中华文明史当中道家文化的无穷生命力，这是当前世界各国科学家都在研究中国老子五千言的重要原因之一。
像德国，虽然人口不多，但它是哲学家的摇篮，人们都非常热爱哲学研究。在中国，我了解过，恐怕一万户人家里也难以找出一本老子的五千言；但是在德国，通过电视调查，每四个家庭就有一本《老子》。这个普及率，几乎接近了唐朝时期中国老子五千言这本书的普及率。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在唐朝贞观之治时期，才达到了每家每户都有一本老子《道德经》这样一个史实，所以唐朝才创造了贞观之治的辉煌。到如今，这个文化仍然在世界各地流传，唐人街遍布世界各个角落，包括美洲、欧洲到处都是唐人街，人们都以中国的唐人而自豪。到如今，南朝鲜和日本人同样以唐文化为骄傲，但是我们自己却淡忘了，并不知道为何会诞生唐文化的这个昌盛时期，那就是因为老子思想的入世应用和五千言在社会教化中的展开。
为什么运用《老子》，就可以达到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鼎盛时期？《易经》这部经典当中，都已经记载过：“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中国的文化，关键是要实现每个人的内文明，通过修身而达到自己的精气神内文明。这个“文”是独立的，“明”也是独立的，我们要在体内看到这个“文”，而且要有光明。这个“明”，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我们的日月。什么是我们的日和月呢？就是指我们的眼睛，左眼为日，右眼为月。这两只眼睛能够内观看到这些
“文”，并且非常清晰明亮，那么也就是“内文明”的产生，那就有上善，就具有德，就能柔顺，能够以柔制刚，能够顺应天地自然万物的客观规律而为人处事，就可以顺利度过各种各样的困难。应用这个“文”，达到一种“内圣外王”的治理，就是“文王以之”。在“文”已经达到光“明”的状态下，才能够实现“内圣外王”，这就是《易经·明夷》当中结合修身的逐字解释。
《易经·乾卦》当中，也明确提出：“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就是说，在自己的丹田当中看到龙，看到自己的祖始信号。为什么一定会看到龙呢？因为人类的进化已经有四亿年的历史。第一个期间，经历了鱼纪期，人类就是鱼；第二个期间，经历了龙纪期，地球上最高等的生命就是龙；龙消失以后，才进入到人纪期；人纪期，我们已经进入到第五个人纪变化期——太阳纪期，这就是地球生命史的一些特点。这些特点，仍然记录在《易经》当中，只是我们很少有人能够进入历史的长河当中，去观察，去回溯。
我们静坐下来，放下一切以后，常常可以闯入这一领域和空间，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制约，来验证《易经》当中每一个字所记述的真实意义。虽然它经过了屡次编修，经过了孔子的整理，但是仍然没有完全把真实的东西删除，因为根本删除不了。在春秋，曾经发生了一次“笔削春秋”；在汉代，曾经发生一次大的编史，都是对两千五百年前能够内文明的圣人著作，进行了一次按照后天智能的大量编修。所谓“后天智能的编修”，就是只运用后天智能的片面理解，不能进入慧智同运的全面解析，而进行的一次编修。编修的结果，只适合于左脑进行阅读，而放弃了右脑的使用，这就是两千五百年前发生的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在中国，是以孔子为代表，开始进入智能时代；在西方，是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进入智能时代。
我们现在要想知道生命的真相，掌握人类进化的奥秘，达到完整研究我们的国学，那还是要回溯到祖先为我们制定下来的规矩，要“修之身，其德乃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