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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人被留在计经委机关，关系却下放到其下属企业——长安县柴油机配件厂。当时有个专用词汇称作“借调”，顾名思义；先“借”后“调”；事实上则是只“借”不“调”。领导许诺；关系下放只是权宜之计；一旦有指标；马上调入机关；并且给财务科写有手令：享受机关干部的全部待遇。事后看来这是一张空头支票。领导的官不大；仅是个乡科级；可事稠、健忘，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操心；说过的话；承诺的事顷刻就不记得了。如果追着领导的屁股；反复提醒；万一将领导惹恼了；一句“我说过吗？”当时落个大红脸。况且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几年之后；领导另谋高就；新官上任；来个新人不理陈事；你一个破借调人员如何硬气得了！
这是命，冥冥之中由上苍主宰。可能是屠夫转世，杀孽太重，也可能是祖上风水欠佳，冲撞了哪位神灵，降下这等罪责。
我报到的当天，就被安排到“党员评议试点工作组”；到距离县城十里之遥的杜曲镇长安造纸厂参加党员评议工作。
记得读过一则幽默，喜剧大师卓别林老前辈，惊闻法国举办“看谁更像卓别林”大赛；急赶去报名参加；结果荣获第二名；就是说有人比卓别林还卓别林。
我的故事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并非党员，至今也不是。让一个民主人士去参加党内的活动，并对先锋队员们品头论足岂不成了笑话。但小地方的人们行事就是如此怪异，即使现在，党员学习开会也非把我拉着不可，不去不行，还要签到。用领导们的话说：
“难道你不想向组织靠拢。”
也有这种可能，我到单位报到后，虽然单身，容易凑合，但总不能睡在撂天地里，解决住宿问题成为当务之急，计经委没有条件。把矛盾先转移给企业，给单位一个缓冲的余地，免得措手不及，使领导颜面无光。果然，五十多天后，“民主评议”结束；我回到了单位；被安排到了老家属院的门房；做起了兼职门卫。
长安造纸厂是计经委的龙头企业，有职工五百余名，刚刚完成技术改造，安装上马了长网纸机，主要生产70克、90克凸版纸、课本纸和胶版纸，产销两旺。其时，某县长从外地带来了一位厂长，听说是造纸方面的行家里手，想安排到该厂。当时造纸厂的王厂长虽然是供销人员出身，可在造纸行业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在职工中享有较高的威望，一时难以更换。当然，如何过渡，这是领导们考虑的事，咱们为百姓的只能或锦上添花，或落井下石地摇旗呐喊。在机关工作，至关重要的一点，要口紧，该知道的，迟早都会知道，不该知道的，千万不要打听，不能克格勃似的，四处活动，传递小道消息，惹人烦。反正“民主评议党员”结束不久；王厂长就被免职了；至于与“评议”有无关系；我不得而知；也不敢妄下结论。总之；造纸厂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落伍了；后来又改制、承包给个体经营户经营；再后来就彻底关门停产了。
当时，计经委主任是部队上的一名转业干部，对开会情有独钟。所以，计经委会多，不断地掀起学雷锋，学焦裕禄，学张思德，学赖宁……的高潮。大家的耳朵都听出了老茧，他依然在那儿慷慨陈词，喋喋不休。工作热情有余，章法不足，兴之所至，不分主次，眉毛、胡子一把抓，有种天马行空的感觉，同志们背后称之为“二杆子”。我作为一名党委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可以想见工作如何忙乱。
这位领导最后的结局非常悲惨。在此之前，计经委作为县上国民经济最主要的管理部门，其主任理所当然地升任为常务副县长，而他却例外，先被调到县政法委任书记，年龄大了，退到了人大当副主任，又与主要领导意见不和，提了不少意见，涉及部门、人员众多，打击面过大，有的意见道听途说，未经核实，状子递到北京，在县委门前张贴小字报，破坏安定团结，被揪住把柄，告以“诽谤罪”“文革作风”，关进了班房。临近退休；丢掉了公职；后半生没了着落。前段时间；我在街上碰见他；已憔悴得不敢相认。
记得有一次，轮我安全值周，主任带班。睡到半夜，主任心血来潮，要到几十里之外的斗门纺织厂检查安全生产，让我去找司机。
当时电话已经很奢侈了，更何况手机。司机家住在农村，我初来乍到，只在白天去过一次，记得大致方位。半夜三更，如鬼子进村，挨个敲门，吵得四邻不安、鸡犬不宁。终于没有找到司机，主任火冒三丈，命我与他骑自行车前往。
没法了，领导的话就是命令，我只有服从的份儿。冒着飕飕寒风，骑车夜行。待磕磕绊绊赶到斗门纺织厂，天已大亮，工厂生产秩序井然，领导说：
六 工作历练（2）
“责任重于泰山；这我就放心了。”
事后；我写了一篇通讯；《×××主任夜半走单骑》，发表在《长安报》上，博得领导一悦。
有位办公室主任，与计经委主任同庚同族，都是五十多岁，同为×主任，不熟悉的人经常张冠李戴，即使同机关的人也经常胡叫冒答应，弄得领导很恼火，中层很尴尬，却又无可奈何。偏偏这位中层年龄大，资格老，即将退休，升迁无望，就倚老卖老，每日一杯清茶，一包香烟，一份报纸，碌碌无为混一天。领导看他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故意气他，无事找事，让他调查如今的机关干部在想什么，干什么，言明过几天来检查。
大家以为领导在开玩笑，都没有往心里去。不料，一星期后，领导果然来检查，本以为办公室主任会措手不及，挨一顿批评。岂料这位办公室主任言出惊人，回答得无懈可击。
“机关干部在想什么？事少一点儿，钱多一点儿；在干什么？吃喝嫖赌嘛！”有诗为证：
上午坐着轮子转，
中午围着桌子转，
下午跟着麻将转，
晚上绕着裙子转。
充分展示了一个老机关干部的睿智与诙谐，令人捧腹叫绝，成为一时的笑料。
办公室大多是上了年龄的人，空气常常很沉闷，但也有例外，尤其是主任心情好的时候。有位女同志，是当地驻军首长的家属，山东人，人高马大，快人快语，说话无所忌讳：
“×主任，你说话有个歧手，爱说‘这个的话’。”
主任马上反驳：“这一伙的话，糟蹋咱的话，我倒几时说‘这个的话……’”话未说完，倒把自己给逗乐了。
党政机关务虚。在机关里干事，就是摆花架子，做表面文章，一级做给一级看。我初到计经委，满怀革命热情，给根麦笕儿当拐棍，拿支鸡毛当令箭，还真把事当事，回头想起来，真傻得可以。为了恢复瘫痪多年的团组织，在没有一分钱经费的条件下，我骑着自行车，顶烈日，冒寒风，整日奔波于各直属企业之间，做深入细致的具体工作，仅自行车就骑丢了两辆，这些人们都看不到。几个月后，奠定了一定的基础，适时召开了团代会，重新组阁，手底下有了一帮人，搞起活动一呼百应。那几年，无论是3月5日学雷锋、作奉献，每年一次的上山植树，还是为北京亚运会捐款活动，计经委系统都搞得轰轰烈烈，气势恢弘。
据说某敬老院的一位孤寡老人，曾在3月5日这一天被学雷锋、做好事者拉去洗了五次澡，不但洗去了陈年老垢，险些脱了一层皮。
尽管都是一些表面文章，华而不实，却引来众多好评。但是，由于牵扯到待遇问题，计经委党委在研究团委工作时，却让四十岁出头的党委办副主任挂名团委书记，升格为正科级，报县委组织部备案，我这个具体操作人员只是副书记，还说是团县委的意思。我心中不服，曾对团县委旁敲侧击，可他们说绝无此事。
其时计经委有五十多人上班，名义上我的岗位在党委办公室，负责宣传，写材料，兼团委工作。事实上，全机关每个人都比我的工龄长，资格老，资历深，人人都是我的领导，遇到麻烦事、忙乱事总喜欢把我拉上帮忙，美其名曰“接触社会，加强锻炼”。记得那年石油紧张；计经委凭借掌握指标油的便利；搞到部分计划内汽油；但必须去西安某油库提货。要经过闹市区，别人嫌操心，不愿去，办公室为我指派了专车，押运易燃易爆危险品。
我常常早上第一个到达办公室，拖地、抹桌椅、烧开水、给主任沏茶，时间久了，便成为惯例。忽一日，写材料到深夜，或许烟抽得太多，或许浓茶喝得过量，总之熬过了眼，怎么也无法入睡，直至黎明才迷糊过去。一觉醒来，“糟糕！”太阳已高高在照。脸顾不上洗，牙也无时间刷，急忙赶到办公室，主任他们已经俨然在座。见我进来，主任便责备：
“你小子，越来越不像话了，卫生不搞，茶也不泡了。”
应该说，我有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但我未把握住，一念之差，机会悄悄地从指间溜掉了。
大约是1991年初，县上召开经济工作会议，我被抽调到大会筹备组，负责大会材料，包住在长安宾馆，其间巧遇张××先生。我与张先生有过一面之缘，那还是在京求学期间，张先生去北京出差，顺便看望他在北京的学生，我与周锋锁一同拜谒了他。
提起周锋锁，此人大大地有名，自幼就有神童的美誉，长大了更是不得了，学习上颇具天分，中学时参加全国物理竞赛，荣获一等奖，被免试保送清华大学物理系深造，师生称其为长安一中“百年不遇的人才”。然而，当时清华偏重工科，周锋锁擅长形象思维，喜欢理科或文科，几次想转入北大物理系或哲学系，终因转校手续繁复未能成行。他记忆力惊人，据说过目不忘，大学入学时英语水平已达到六级，又同时学习德语、法语，两年时间，竟皆小成，令老师、同学惊诧不已。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