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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我不是想说为新加坡的民主过程的限制性合理化没有说服力。李光耀的优点之一是他公开试图合理化新加坡的政权，不受政治正确的西方观念的限制。我在拙著《东方遇到西方》（East Meets West）中会评价他的观点。
15。这里值得回忆1989年春天亲民主示威者就是中国最著名的大学的学生精英领导下进行的。即使反学术的文化大革命（初期）也是名牌大学的学生（包括清华）领导的。
16。非常重要的高考（大学入学考试）的命题人在考试过程中是被隔离起来的，不允许与外界联系，以防泄露答案。不管当代中国的腐败现象有多严重，高考考试过程相对来说是干净的。
17。国家的象征性领袖，或许是精英院的年纪最大者可以从精英院中选举产生。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台湾和韩国的问题之一就是过多的忠诚被放在当选的领袖身上，他们也被期待表现出儒家道德领袖的品德来。领导人因此被给予强大的执行权威，导致权力滥用，腐败和任人唯亲。自然的，幻灭很快就出现，出现民众的反弹，领袖最终身败名裂（参看皮文睿（Randall Peerenboom）给人印象深刻的专著《中国现代化》如果象征性领导人从贤士院选出，人们对于民选领袖就不会有那么多道德表率的期望，可能更理性评价民选领袖，民主制度本身也将更加稳定。
18。在发人深省的记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中前副总统戈尔（Al Gore）注意到他已经反复强调全球变暖的危险几十年，他表现出了美国民主选举出来的决策者对这个问题缺乏兴趣的挫折感。中国再过一些年可能成为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者，（根据新的分担额，如果从总体和人均分担额计算的话，美国仍然远远超过中国）采取措施限制排放应该是任何一个看到这个记录片的人都清楚的选择。问题是，谁更可能实行限制中国温室气体排放的法律呢？贫穷的农民选出来的首先和最重要关心的是短期经济利益的政治领袖（这是可以理解的），还是贤士院的代表呢？
（译自：“From Marx to Confucius： Changing Discourses on China’s Political Future”by Daniel A。 Bell ＇The original article was published in the Spring 2007 issue of Diss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