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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猜测中国官员和学者不讨论共产主义的主要原因是很少有人真正相信马克思主义能够提供用来思考中国政治未来的指导原则。这个意识形态已经被极度滥用导致名声遭到破坏，在社会上已经失去几乎所有的合法性。实际上，即使共产主义政府也不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限制，如果它和中共维持执政地位、提供社会稳定和秩序的要求发生冲突的话。为了现实的目的，共产主义成为中国意识形态的终结。不是所有意识形态的终结，而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终结。4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政治统治确实需要一个道德基础，不过，可以肯定不是来自卡尔·马克思。
儒学的复兴
在中国，道德真空被基督教派别，法轮功和民族主义的极端形式所填充。5 但是政府认为这些替代品威胁到支持中国经济发展的来之不易的和平、稳定的政治局面，所以已经鼓励在中国最受敬重的政治传统…儒学的复兴。但是像多数意识形态一样，儒学可能是一把双刃剑。
胡锦涛主席在2005年2月说孔子说过“和为贵”。几个月后，他指示中国党的干部要建设“和谐社会”。重复孔子的思想，胡锦涛说中国应该大力弘扬诚实、团结的美德，在人民和政府之间建立更加亲密的关系。中等学校的教学大纲中已经包括了讲授儒家经典的内容，开办了专门学习经典的实验学校。在海外，政府通过建立孔子学院推广儒学。这种中国语言和文化中心和法国的法语联盟（Alliance Fran？aise）、德国的歌德学院类似。（不过，到现在为止，重点都放在语言教学而不是推广文化上）第一个孔子学院成立于 2004年，后来在36个国家成立了80所孔子学院。
对于政府来说，推广儒学有几个优势。从国内来看，强调和谐社会意味着执政党对所有阶级的利益的关心。由于受到农村不满情绪的威胁，…根据官方统计数字，在2005年全国共有87000件暴力冲突事件，政府认识到它必须为对中国发展承受最大负担的人做更多的工作。（中国有句笑话说发展让全国人民都获得了好处，就是农民，工人和妇女除外）从国际上说，呼吁和平和谐就意味着解除人们对中国崛起的恐惧。
儒学在广大社会群众中的反响如何呢？考虑到中共在执政的前30年试图连根拔起，彻底消灭被认为妨碍进步的封建反动世界观的儒教思想，这看起来是个注定失败的战斗。但是可以争论的是，在人民群众中扎根的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思想如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优先选择、对其他世俗世界观的厌恶反感等，恰恰是因为它们和更深层次的儒家思想根源引起共鸣。中共的宣传中没有能扎下根来的部分比如在文革期间用国家忠诚替代家庭纽带的企图等，之所以失败正是因为它们和儒家思想和习惯的核心观念冲突。
或许，争议比较少的是儒家价值观仍然指导人们生活方式的主张，尤其是家庭伦理方面。比如对父母孝顺仍然被广泛认可和实行：很少人反对成年子女具有抚养年迈父母的义务的法律。孝顺的观念在人们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我的儿子在上小学，他的成绩是根据他如何表现对父母的孝心来决定的。孝顺的思想表现在各种社会场合，比如中国的肥皂剧，常常牵涉到年迈父母的关系问题。即使性工作者也常常告诉客人她们要把收入的大部分寄给老家的父母（没有具体说明她们是如何挣钱的）6
许多知识分子已经开始转向儒家思想来说明这样的社会习俗，思考解决中国当前社会和政治困境的方法。最著名的人物是于丹，她写了关于《论语》的自我帮助的书，销售量超过三百万册。
她成为全国人民都熟悉的明星，经常在电视上讲授孔子思想在日常生活中的好处。于丹参观中国的监狱，为犯人讲解儒家价值观。我的研究生和同事表达了对其著作学术价值的怀疑，如故意回避争议性问题，用歪曲历史事实的简单化解释说明自己观点等。但是，从社会学上讲，这么多人好像从儒学价值中获得心理安慰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在学术前沿，中国出现了儒家学说的会议和书籍的大爆发，发展速度之快让最投入的儒家学者都赶不上。但是儒学的非官方解释常常偏离政府路线。或许儒学最有影响的学术著作是蒋庆的《政治儒学》（Political Confucianism）（现在还没有被译成英文）。蒋为儒学的基本价值观辩护，认为它们适合现在和未来的中国。这本书是间接对政治现状的挑战，虽然忽略它，却非常聪明地没有剥夺其价值。这也帮助解释了为什么该书花费了五年时间才得到出版许可。
蒋不能在书中展开讨论政治机构上的意义，但是网络提供了更多自由言论。在网络上被广泛阅读的一篇文章中，他指出政府党校中的马克思主义课程应该被儒家学说替换掉。7 蒋和其他儒家学说知识分子已经引起政府部门的注意，甚至还与政府高级官员会面。在未来几十年中国共产党被贴上中国儒教党（Chinese Confucian Party）的标签并不完全是天方夜谭。
但是如果政府真的计划采用儒家学说的话，仅仅换个标签并不够。比如，儒家外交思想的核心信条是领袖要做道德表率，反对使用武力推动道德。8 因此，儒家思想知识分子严厉批评美国入侵伊拉克。但是这里，儒学的解释或许和政府路线是不一致的。哪怕用武力和血腥手段也要实现台湾和大陆的重新统一的观念和孔子理想相距甚远。
或许对政府最大的挑战是孔子强调精英政治。儒学认为政治领袖应该是社会中最有才华的、最有公共服务精神的人。挑选领袖的过程应该是唯才是举，也就是说最杰出的人才应该有平等的机会登上高位。从历史上看，儒家精英政治是通过科举考试实现的，已经有这样的建议当代中国要恢复和改进科举考试。这样再次给予政府明显的挑战：以考试的客观成绩而不是对党的忠诚度作为标准决定谁占据什么政府职位。9
对西方自由民主的挑战？
儒学是否也对西方的自由民主形成挑战了呢？有理由相信它们是和谐相处的，如果不是相互强化的话。许多理论家认为它们是一致的。（参看比如谭苏宏（Sor…Hoon Tan）的书《儒家民主》（Confucian Democracy）在政治实践中，它们常常是和睦相处的，由于1989年天安门亲民主抗议而被关进监狱五年的中国著名异议人士王军涛认为当代中国历史上各个不同民主运动的主要领导人都从儒学中吸收灵感。10 20世纪初期影响深远的人物如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都接受儒家思想教育，他们认为民主机构比如议会制度、选举、权利平等是儒学的自然延伸。当代研究儒学的知识分子蒋庆把他的儒学理论与西方自由民主对比，认为儒学更适合中国。但是他的机构建议包含一些自由假设，比如宗教自由，他主张把儒教作为国家宗教，把这个制度和英国或瑞典的国教相比，并不禁止其他宗教。
即使官方消息也指出把儒学和自由民主思想融合的可能性。2006年10月12日或许是中国思想界旗手的报纸《南方周末》发表了关于“和谐社会”意义的社论。它引用了《论语》中“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然后，把“和谐”这个词拆开解释，有“禾”入“口”是为“和”，意思是个人和社会安全，人“皆”能 “言”谓之“谐”，意思是民主和言论自由。社论接着说福利国家要求民主和法治作为支持的框架。
儒学强调精英管理，由社会中最有才华，最有公共服务意识的人管理，这可能和民主相冲突，但是一直有把两个想望的东西结合起来的建议。在台湾出版的、题目为《生命信仰与王道政治》的书中，蒋庆提出了三院制议会的有趣建议，由代表人心民意的“庶民院”，竞争性考试选拔的儒学精英的“通儒院”和被委托传承文化延续任务的精英的“国体院”三部分组成。最后一个建议…精英来自历代名人和社会贤达的后裔…就像建议重新给予更多的席位给英国议会上院中的世袭贵族，成功的机会几乎没有。但是立法机构两院制，一个由自由和公平的竞争性选举产生的民主领袖组成，一个由自由和公平的竞争性考试产生的精英领袖组成的可能性更吻合儒家精英管理和现代民主管理的承诺。１１
但是哪个机构应该优先考虑呢？情况开始变得复杂起来。在地方层次上，辩论的各方都承认领袖应该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中国政府在１９８８年就引进村民直接选举来维持社会秩序和限制干部腐败，此后在中国出现在大约７０万村庄中，占国家１３亿人口中的７５％。当然，这种选举不是没有问题的。一直有人担心决策的质量和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地方选举真正能成功约束地方干部和有钱人精英的权力。作为回应，政府已经支持在地方层次上针对这些问题的审议民主的实验。（参看伊坦莱布（Ethan Leib）和何包钢主编的《寻找中国的审议民主》（The Search for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n China）这样的实验支持帮助民主教育过程的诺言，并从过程中获得更公平的结果。一旦民主在地方层次上制度化了，就可以进一步提高到城镇、城市、和省的层次。
但是在全国层次上用民主选举的形式产生领袖就争议很大了。辩论和投票水电费和重新安置农民是一回事，人们期待地方居民最熟悉对密切影响日常生活的选择做出判断所需要的详细情况。但是让选民对实际上非常复杂的议题比如解决跨省冲突或者评价在经济增长和保护子孙后代的环境等等与其生活关系不怎么密切的棘手问题上做出获得全面信息后的判断就是另外的事了。让人们对生死攸关的决定如是否打仗或者如何最好地遏制恶性传染疾病等又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