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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老潘：“这些人最近有卡被盗或者将卡借出去的经历么？”
“我们都逐个问了，都没有，而且这些人都称自己取钱的时候很小心，并没留下取款凭条。”老潘答道。
大家又做出种种假设，但是总觉得可能性不大，这时候我突然想起了安翔说的针头摄像机，忙一拍脑门道：“最近不是特别流行偷拍吗，你们说会不会是罪犯在取款机上架了个很小的摄像头呢？”
老潘骂道：“你小子一定看了不该看的东西吧？”我挠挠头不好意思地笑了，同志们也一阵哄笑，但都觉得我说的也有道理，于是老潘按照我的设想确定了侦查方案。让一部分侦查员去相关银行取当日的录像资料，另一部分人去经常出现状况的提款机附近守候，寻找可疑人物和查找线索。
刚从侦查大队出来，我就被黎科长叫到办公室，询问我为什么课没备好就出去乱转悠，我只好随便找个借口敷衍，黎科长严肃地说：“后天我们打算在会议中心给本处和各分局经侦大队的同志们开课，第一堂课就由你来上，你小子可别第一炮就打不响啊？！”我说自己还真怕呢，黎科长鼓励了一下我，然后和我商量起课程内容。
开课前的那天夜里，我把自己关在卧室反复揣摩讲授的内容。我知道，到时候讲台下面会有很多经验丰富的老侦查员，如果我死扣书本，单纯地灌输理论，大家一定听不进去，但是自己又的确想把自己的很多想法表达出来，在法制部门的日子里，实在见了太多本应办得很好的案子由于程序出了问题或者证据不足而夭折在报捕和起诉阶段，有的则是在案子结束后惹上扯不清楚的行政诉讼官司，其实很多问题只要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避免了。我边写边记，转眼间已经写了三大张纸。等我长长地吐出口气伸个懒腰时，天已经快亮了。
由于授课时要求民警全部着装，第二天下午上课前，我把警服从衣柜里面拿出来，好像换装后已经很少穿它，我轻轻抚摩着点缀在国际蓝制服上闪亮的银星，想起第一次穿上制服时那群毛孩子们的兴奋、得意、好奇、骄傲和几分稚气，想起自己上岗前傻乎乎地问队长怎么把枪拔出来，想到马上就要穿着制服去给别人上课了，忽然觉得自己好像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满脸稚气的新警察了。我走到镜前，认真整理了一下警容，内心突然很激动……
黎科长从隔壁办公室踱过来，见我正照镜子，没好气地说：“别臭美了，照再久也是那个德性，马上和我一起上去，大家都等着呢。对了，你帮我给政治部那边打个电话问一下他们管教育培训的人什么时候过来。”我连忙应着去打电话。
接电话的正好是我大学同学，说完正事两人就额外寒暄了几句，那小子突然像想起了什么，告诉我：“今天中午去一家酒店吃饭，楼下正好在举行婚礼，新娘子是你以前的女朋友啊。”
我轻轻说了一声：“哦。”
“难道人家没发帖子给你？”同学接着问我。
我回答道：“今天天还挺蓝的。”
“什么天蓝天绿的？”电话那边诧异地问。
我笑笑，说：“自个儿琢磨去吧。”接着轻轻放了电话。
我夹着讲义表情木然地慢慢上楼，几个同事冲我打招呼我都视若无物。几年前的一幕幕像电影般从脑海中闪过。
年轻的孩子，每当遇到些艰难困苦都爱偷偷把自己封闭在过去感情的小窝里，仿佛只有那里的温馨可以闪避风雨，就像我在遇到危险和委屈的时候会想起打那些电话。但是，总有一天小窝也会不见的，当我们避无可避，也许就是我们已经学会自己展着翅膀去迎接阳光和风雨的时候。
走进教室，视野顿时豁然开朗，屋子里面已经坐满了一片国际蓝，其中有熟悉的战友，也有陌生的同行。我走上讲台，还没开口，大家便开始热烈地鼓掌，我的脸涨得通红，不知道是该敬礼还是该鞠躬。掌声止住后，我抑住激动的心情，在黑板上写下“关于经济案件如何定性的主要问题”几个字，开始了练兵比武活动中的第一课……
从七月初到八月中旬，我和大军轮流给大家讲授了常用的法律和经济知识。一提到业务学习，很多人总觉得其实就是台上哄台下的，台下的敷衍领导。其实和在一线办案的民警一接触，我就发现他们其实很乐于接受这种培训，由于很多侦查队缺乏传帮带的传统，有些知识领导想当然地以为底下同志已经或者应该掌握了。其实并不尽然，许多民警都很渴望有机会或者有人帮自己解决实际工作的疑问，有时候一个困惑解决了，很多环节上的难题就都迎刃而解了。很多案子定性上的问题，在这个大队其实早已通过咨询或查资料得以解决，到了那个大队又得重新开会讨论对策，白白地浪费时间。如果有一个平台，把很多法律问题的解决方案和司法解释依据集中起来，及时传达给侦查员们，或许就能让大家提高工作效率，少一些加班熬夜，早一点回家。
下午下班，我正收拾东西准备去赶班车，老潘他们跑来拉我出去吃饭，我笑着问是不是把人给逮住了，老潘答道：“对啊！事情果然像你说的那样，那帮家伙把微型摄像机放在小纸箱里面，趁半夜搁在取款机上方的挡雨篷上，然后把那个针状摄影头弯下来偷拍。”我也挺高兴：“那帮家伙还挺会赶潮流的啊，什么流行用什么，别人用那玩意儿去偷拍别人换衣服来满足不良欲望，他们则活学活用拿来蒙钱了。”
正准备出发，迎面看见大军灰头灰脸地从案件接待室出来，我忙招呼他一块儿去吃饭，大军骂道：“吃什么啊，又来了一堆报案的，等会儿全部得领到侦查大队。”然后指着正幸灾乐祸的老潘说：“你们也甭想走，处长说了，你们大队办信用卡案子很有一套，这案子还给你们办，你们准备好等会儿做报案笔录吧！”老潘脸上的笑容顿时凝固了。
反正饭也吃不成了，我就帮着老潘他们做笔录。认真询问那些蜂拥而至的受害者，我们这才知道那个信用卡诈骗集团又有了新套路。一种是在自动取款机上贴个布告，称由于电脑故障，请用户按其所说的程序进行操作，结果真有急着取钱的用户按他们说的操作并确认了，钱很快就被打到那帮骗子的账上；还有一招更绝的，是在自动取款机上装一个吃卡机，用户把卡一放进去就被吞卡了，这时候会发现旁边贴着一个纸片，上书：“尊敬的用户，如果发生‘吃卡’现象，请拨打电话8377****。”着急的用户一般都会按指示拨打电话，然后会有一个年轻女子用标准的普通话接听电话，自称是某银行客户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要求用户提供姓名、地址和信用卡号及密码，并于次日到该行信用卡服务部取卡。如果用户把这些信息全部透露出去，等他一离去自己卡上的钱就会被取得精光。
处理完报案已是夜色阑珊，老潘他们只好把晚饭改为消夜，大家在路边的排档一边吃一边讨论案子。我不时发出感慨：“这年头这罪犯也太狠了，抓完一茬儿又一茬儿，手法也变着法儿更新，拿出这本事提高咱们社会主义生产力也好啊！”大军喝了口啤酒，说道：“说到底，还是利益驱动，你要让他们到工厂吃大锅饭他们能想出这么多招儿来改善生产力么，还不是这样来钱快！你们看从二○○○年的防化布，到这些年的信用证、洗钱、神龙数码卡、针头偷拍，哪样东西是我们事先预料到的？还不都是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了？有人因为贪心去吃那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自然就有人黑心去从别人兜里骗钱！”
老潘问道：“我心中一直有个疑问，不知道当讲不当讲。我们进警校那会儿，老师告诉我们警察的任务就是‘净化社会，减少犯罪，最终消灭犯罪’，这么多年大家好像也都朝这个目标在努力，但我怎么觉得这罪犯像野草似的，打击了一茬儿又冒出来一茬儿，好像都没个完了，你们读书多，说说什么情况下才能消灭犯罪啊？”
大军在一边开玩笑说：“犯罪都消灭了，你老潘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咱们都脱了衣服回家种田去。”
我那段时间正好在看一些犯罪学方面的书，就接着老潘的话题往下说：“其实犯罪现象是否可以避免在西方早就成为人家不屑于讨论的问题了。咱们国家有些人老不承认纯粹是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照我看啊，这犯罪现象就是不可能被消灭的。”我看大家没当我胡说八道，继续说道：“就像人的本性是用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利益成为经济学理论的前提一样。在犯罪学上我们必须得承认犯罪现象是不可能避免的，因为人总是有欲望的，不管是生理上、情感上还是物质需求上，更别说某些变态的人了。就算将来咱们跑步奔小康甚至共产主义了，物质精神生活得到极大的丰富，还不是有人会在规则外需求欲望的满足？各取所需不能等同于为所欲为，世界大同不可能消灭犯罪。”
老潘一乐：“看来我们这饭碗还一时半会儿丢不了。那你说，如果压根儿就消灭不了犯罪，我们现在还努力抓个什么劲儿啊？还有，现在一发个大案子无论群众还是媒体，头一个就先骂警察监管不力，然后再用舆论做鞭子抽着兄弟们去办案，你说这又是什么道理？”
我说：“消灭犯罪是一个极限，不能达到，只能接近。我们的任务就是力图接近那个极限。说白了，就是控制犯罪。咱们国家正处于经济转轨期，社会问题多了去了，贫富分化、腐败、地区差距、失业、下岗、农民贫困再加上一个邪教组织，哪样不可能成为滋生犯罪的温床？警察作为一个职业和国家机器的一个零件，没资格承受也承担不了这么大的责任。当然，穿上这身制服，就得努力做好咱们的本分，发现一个抓一个，把犯罪牢牢地控制在社会可以承受的限度之内。”
“